内容提示：我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叫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各色社会主义太多了，只是这些社会主义从骨子里已经不怎么再是赞成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不是或者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装得下去的垃圾桶。所以，我们就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所以干脆就叫共产主义了。
关键词：生活时间尺度、劳动力价值的结构、生活物资本位货币、积极剪刀差管理工具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货币和一定的价值生产。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工具，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的工具，对政权来讲还是国家通过金融管控社会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看成无产阶级国家管控社会调节生产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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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被取消的。但它又有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一是价值本身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然后是价值的构成和生产范围也有了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价值本身质的变化。
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中，我提出人们向来是以生活时间的量来衡量劳动价值的。比如，一天的劳动量价值几天的生活时间，或说价值几天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劳动时间的量，总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的量(生活量)。这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还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人们才好像忘记了生活时间，也忘记了生活量，而只知道劳动时间，并实际以交换所得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社会劳动量作为生活量本身来看待了。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所有生产者都在用自己提供的劳动量，换取社会的劳动量。把原先的以生活量目的，转换成了以换取社会劳动量为目的。把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转换成了劳动量和社会劳动量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时间尺度变成劳动时间尺度。
共产主义生产，是直接向生活量目的的回归，是向劳动量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位置的回归。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们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生活量，同样的生活量还要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们的必要劳动量和尽可能的增加人们的自由生活量。是在保持和发展人们正常的更好的生活的同时，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这里，公共劳动中，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当然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还是在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按劳动量交换分配劳动成果，所有产品就只会是当期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品，就不会有任何其余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公共必要产品了。就不会再是公共劳动，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说白了，都是根据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效率，每个劳动者仅取自己生活所需份额，而为社会提供公共必要产品份额的生产。只有这样，才会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才会是公共的劳动。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的价值，就只会是生活时间尺度，而不会再是劳动时间尺度。
我说人类向来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和财富的尺度，绝不是瞎编的。它深植于交换产生的历史根源当中。这个过程到今天也依然还在城乡各个角落里不断的被重复。比如农村人用粮食交换劳动和商品。从这个角度讲，货币不过是更方便携带的粮油生活品而已。
再比如共产主义的信用货币，从它一开始产生，更是从最接近现代的时间点上社会规模的再现了这一历史真实。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国家信用货币，从它一产生，无不直接是和一定量的基础生活品——比如一定量的粮食、布匹挂钩的。人民币尤其如此。作为货币，属生活物资或生活量本位货币(相对金银本位)，并且不管后来它和生活量的挂钩是怎么样变化的，是根据生产率变化，还是根据经济管理计划的需要，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共产主义货币直接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一事实，无疑是最直接再现了历史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是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和商品价值尺度的历史真实。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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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条，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重大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这就是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够到位，没有更好地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所谓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即由来于此。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农村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为同国际资本(主要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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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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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剪刀差的上述运用，甚至超出了经济管理的意义。
比如，共产主义前期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参看十四部分四部类生产模型)，也可以通过的剪刀差这种上述运用，通过对基础生活品部类和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双补实现。这实际是消费结构中，基础生活品价格降到零的情况。
比如农村，在农村自身粮食按需留存后,上缴国家的余粮部分，就可以由国家根据计划价格收购，而在城镇又可以低价或者按需定量免费提供市民消费。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粮食的按需分配和货币，而非农人口得到的则是粮食这个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免费消费。全民有关粮食这项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实现。
而农民得到的货币，又必须要用来购买非农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品和生产资料，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方式品，共产主义国家通过它的企业回收的是货币。再加上非农部类的内部交换,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完成。
所以，简单讲，初期四部类生产中：
1、国家用计划价格订购基础生活品(优质优价)——对应货币发行。
2、共产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基础生活品部类所得到的货币——对应货币回收。货币循环完成。
3、2、3、4部类劳动者根据自己的货币报酬交换生活方式品。这里也是一个货币循环。
4、通过对基础生活品收购和分配的分别处理，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实现，同时也是对两大部类的补贴。
剪刀差的这种运用，在这里不但起到了计划调节社会总劳动的作用。也还起到了价值生产时期，培植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由于剪刀差的方法论和工具意义，以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要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有人提出剪刀差工具是不是需要遵循某种平衡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讨论的意义。因为正是因为实践中从来就不会有这种经常性的四平八稳的平衡，而是经常性的不平衡出现了破坏性的消极剪刀差，才会有把建设性的积极剪刀差作为工具运用的意义。妄还需妄来治。
所以，这里就也还要注意研究政策性计划价格的作用及其与市场价格的关系问题。市场价格调节市场，政策性价格是对市场价格不足的补充纠偏和对市场调节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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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供求自发地在调节人的劳动，但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调节节约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的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公共职能部门考虑的部分和必须整个社会考虑的公共的基础领域的长远规划，剩下的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计划生产调控。计划生产调控(剪刀差是一个手段)实际是一种相比无政府状态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计划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消费的品种和数量确定生产计划的根据需求变动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市场中介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直接引导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
我们说，商品、货币、价值生产不能随便取消，是因为取消商品货币不是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内容。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是自觉的组织好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和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商品、货币、甚至资本，作为手段，有时还会需要加强，但总体随核心工作进程的发展最终是会一并解决的。包括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分工、阶级差别，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的实现，都会自动的消灭。所以，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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