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后，全国一片叫好声，说明这部电视剧深受人民的欢迎，我也非常喜欢看。
在网络上的评论中，许多人都把这部电视剧看作是一部尺度大的“反贪剧”。如果把这部电视剧看作是一部反贪腐的电视剧，那就变成了一部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戏”，由《人民的名义》变成了《官员的名义》。剧中不是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而是由上级派来的“清官”在为民申冤，轮回到封建文化的怪圈中去了，这也许就是人们对贪官痛恨而引发的共鸣吧!
而从整个剧情内容来看，正如周梅森自己说的：“这部戏不是一个简单的检查破案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反贪剧，我想呈现的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社会生态的情形。”
一、工人阶级是怎样变成弱势群体的？
周梅森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脱离弱势群体的生活，我是早年从这个煤矿出来的，……整个徐州煤田几乎关光了，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下岗工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我的底层的这些兄弟姐妹。
在《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原国营企业大风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被私有化了。在“私有化”政策下，大风厂的工人老大哥变成了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
从周梅森先生的谈话中和《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徐州煤田的下岗工人与《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大风厂的工人都遭遇到和全国所有国营、集体企业下岗工人一样的命运，下岗的工人同胞由《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弱势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今年4月19日到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生力军。攻坚克难、打硬仗还要靠主力军。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只能加强。
既然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那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能量违背国家《宪法》精神，瓜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财富大量地流入到私人的腰包，从而变成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是谁强迫工人下岗?是谁端走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公的饭碗?是谁让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弱势群体?
周梅森说他的弟弟两次下岗，目前是第二次下岗，他还差一年到退休年龄。周梅林还说在《人民的名义》播放后，“我的有些老朋友们热泪盈眶，哭了。流了好几次泪，就说这么多年，终于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周梅森先生认为，《人民的名义》这个作品“这是很正常的社会生活反映，就是都不敢说。”
既然周梅森先生已经意识到下岗工人的痛苦，自己的弟弟更是很好的证明，可是在《人民的名义》中还是不敢明显地揭露这一罪恶，只是简接通过大风厂私有化后工人所遭遇的事实，寄希望于官场中的“清官”来拯救他们。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后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革命胜利了，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可是，当工人阶级迎来革命胜利的喜悦，在刚刚享受到社会主义成果甜头的三十年后，却被强迫下岗了，他们和进城的农民工一样，变成了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堕入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被私有化以后，工人农民便由国家的主人公变成了弱势群体。
二、《人民的名义》应该以人民为主体。
在《人民的名义》整个电视剧中，以大风厂私有化后的遭遇为线索，歌颂的是以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鑫为首的清官集团为政府立威，为民申冤的反腐功绩。观众们很清晰地看到，在《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描写了两大官员体系，一个是以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为首的清官集团，即剧中调侃的所谓《沙家帮》，突出的人物主要有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空降的纪委书记田国富，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检查院长季昌明，由最高检查院反贪总局派来担任汉东省检查院反贪局长的侯亮平，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以及已经退休的前省检查院常务副院长陈岩石等。另一个是以前省委书记赵立春为中心的贪腐集团，突出的人物有前任汉东省委书记赵立春，现任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汉大帮的中心人物)，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京洲市检查院检查长肖钢玉，汉东省油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新建(赵立春的家臣)，以及进行官商勾结的赵瑞龙(赵立春的儿子)，高小琴(祁同伟的情妇)、高小凤(高育良的隐性妻子)姐妹等。
虽然剧中人物也有大风厂的工人出现，突出人物是大风厂的前工会主席、新大风厂的董事长郑西坡。郑西坡作为工人的代表，但不是剧中斗争焦点的主要人物。听周梅森先生在向采访者解说郑西坡这个人物时说：很多人想到郑西坡，想把他的戏份拿掉。我都认为是绝不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线索，我不敢叫《人民的名义》。那敢叫《人民的名义》?那就是《官员的名义》，或者“检查的名义”对不对?可想而知，既然有人想把郑西坡的戏份拿掉，说明郑西坡这个人物在剧中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且想要把郑西坡拿掉的这些人应该不是普通的人吧?郑西坡作为工人的代表，是作者心中“人民”的代表人物，如果真的拿掉了郑西坡这个人物，《人民的名义》就完全名不符实。郑西坡这个人物，说到底只不过是作者用来与《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一种牵强附会加上去的“名义”而已，对汉东省的“官场”风波起不到任何作用。
中国的传统戏剧，特别是吸引人们眼球的影视剧中，一般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人物的激烈斗争。《人民的名义》剧中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主要是上面所说的两个官场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腐败与反腐败两种势力的斗争。
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人民群众与腐败官僚之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的反腐败斗争只是中国封建社会式的官员反腐，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式的官场上两股势力的斗争。尽管按上了“人民的名义”这块招牌，但实质上“人民”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没有从高度来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实质。
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所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能够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他们(共产党人——作者注)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如果能够遵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来进行工作，腐败现象就不会发生。
现在，真正的共产党员已经是凤毛麟角，人民群众所接触到的共产党员与《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要求的共产党员大相径庭，导致当今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社会恰恰相反。《人民的名义》反映的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正如周梅森先生所说的：“他们说尺度大，我现在没有感觉，什么尺度，有什么大的，这是很正常的社会生活反映，就是都不敢说。” “人民”这个久违的名词作为一种“名义”，用电视剧的形式表达出来，给人民一种期待，一种满足，还有一份惊喜，这就是《人民的名义》能够火红起来的根本原因。
既然以《人民的名义》命题，就应该以“人民”为主体，只有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反腐的积极作用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后胜利。如果只是用清官查案来反腐，由上级机关派出官员巡视地方，这样的反腐是沿袭旧社会的御史巡抚制度。这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永远摆脱不了旧社会的“清官情节”，从而产生了一种“官场意识”，使官员和人民群众之间有一条宽大的鸿沟。这样的反腐表现形式是共产党的上级领导以“钦差大人”的姿态出现，把共产党自己当成是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推翻了共产党自己所提倡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立场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党章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相悖，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因为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员，而是一群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三、从李达康的形象看官场的现实。
剧中的李达康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人物，椐媒体报道，《人民的名义》热播后，李达康便成了“网红”，有的观众甚至连李达康的扮演者吴刚的双眼皮都喜爱上了。
剧中的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曾经多次称赞李达康是汉东省改革开放的一员干将，沙瑞金说：“象李达康这样的干部，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成长起来的，想干事，而且事实证明他能干事。”
周梅森先生称：“李达康这个类型干部，是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型的干部，这类干部基本上都是政治明星，他们的显著的标志就是对GDP不懈的追求，不顾一切地追求。”对李达康的缺点，周梅森先生也作了简单地概括：“一方面就是说非常地集权，总是在追求这个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不愿意接受约束。”对李达康的这一点，周梅森先生通过剧中人物省纪委书记田国富说道：“象李达康这样的一把手，最主要的问题是权力缺乏监督，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根据周梅森先生剧外的话结合《人民的名义》的剧情，可以知道，李达康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官员，但对照《党章》要求，他并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为什么李达康的形象不但能得到编剧的认同而且更能成为网红颇得许多人的赞许呢?这就要回到社会现实中去找答案。三十多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告别了“革命”，从而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使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官员。在当今人民群众中，经常有人用“无官不贪”这个词来形容当今的官场现象。李达康作为京州市的第一把手，能够做到不贪不腐，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电视剧中的李达康其实也和侯亮平一样，应该说是周梅森先生所说的“理想人物”吧?鲁迅先生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最好方子。面对贪腐遍地的今天，李达康能象封建社会中的清官一样，不贪不腐，这样便成了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官”了。
人们喜爱李达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贪不腐，而是由于李达康是一个剧中人物，和观众们的切身利益无任何关系，他的一些别具一格的台词被人们当作笑料。象李达康这个人物，一旦出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包括周梅森先生在内的所有人都很反感，反对他的人一定很多。要不，周梅森先生也不会说象李达康这样的人“往往出事比较多”。
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是热衷于当政治明星，这样的政治明星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共产党员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只维上，不顾一切地对GDP不懈的追求，这种只顾政绩不顾人民利益的人还有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品质吗?
当李达康派出的强拆队伍开进你们家进行强拆你家房屋的时候，你会称赞李达康的作为吗?和一个为了政绩，总是追求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的人在一起工作，你会工作愉快吗?
由于李达康主观武断，刚愎自用，重用了腐败分子丁义珍。丁义珍外逃后，李达康就把光明区的领导权交给不作为的孙连城。当李达康发现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事件后，只下指示不落实，直到省委书记沙瑞金发现批评他以后才大发雷霆。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事件孙连城有错，难道李达康就没有错?在李达康的集权领导下，京州市的官员还有谁敢作为?
为什么沙瑞金喜欢象李达康这样的官员呢，原因就是在沙瑞金的以上中，李达康这样的官员能干，而且是个唯上的官员，完全能够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去干。沙瑞金也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打开汉东省的政治局面，他需要象李达康这样的干将来为自己冲锋陷阵。
在当今官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新中国是强拆拆出来的”，李达康所坚持的强拆拆出了一场大火，这样的强拆引发的群体事件为什么没有人追究李达康的领导责任?
从所周知，新中国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进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创建的。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暴力行动难道就是“强拆”?。如果说“新中国的强拆拆出来的”，那么这样的“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初心恰恰相反。
四、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官场的意识”。
面对《人民的名义》的各种评论，许多人还是摆脱不了“官场意识”的束缚，用“官场意识”来衡量李达康。沙瑞金说李达康“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成长起来的”官员，从李达康的经历看，他是一位去过日本和美国学习深造的改革开放型官员，也许他从国外学来的从政知识对他的官场行为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还是回到《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来吧。该剧第十一集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当大风厂的前工会主席郑西坡在家里过六十岁生日时，京州市光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程度派警察把郑西坡抓走了。原因是因为程度的表弟常成虎被关押在市公安局内，他只得找一个大风厂的护厂骨干来审问，想借此逼市公安局放出常成虎。程度要给郑西坡换上号服(囚衣)，郑西坡说“我是传唤，不是拘留。”程度说：“在这儿你说不算，我说了算。”程度要郑西坡“好好想想你的犯罪事实。”郑西坡说：“犯什么罪啊?我没犯罪。”程度说：“我说你犯罪了，你就是犯罪了。”
公安局长说是犯罪了，你就是犯罪了，这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是不是这样啊?
当市委书记李达康见到郑西坡，马上就对程度私动警权的事情给予严厉的批评，当即就对市公安局长赵东来下指示：“赵东来，你们公安队伍要好好地查一查了，象程度这样的人还有没有，有一个给我查一个，把这些害群之马全都给我从公安队伍中清出去。”听到这样的话，我相信观众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痛快!
李达康为什么会这样做，这就要回到早先李达康带着拆迁队前来强拆大风厂的时候的情节。省委书记沙瑞金一早得知了大风厂的事情，马上就给李达康打来了电话，批评他没有做好工作，并让他跟陈岩石好好学习。李达康在被沙瑞金批评之后，向工人们保证，市委一定会保证工人们的利益，也一定会践行陈岩石当初对工人们的许诺。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省委书记沙瑞金请陈岩石在全体常委会议上讲革命故事，给常委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李达康自然明白陈岩石在沙瑞金心中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从李达康和陈岩石的对话中看出端倪，李达康对陈岩石说说：“沙书记用心良苦，在后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
程度被李达康开除出警籍，他去请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帮他的忙，到祁同伟那里求求情另谋一个职位。
祁同伟考虑到李达康是省委常委，他还想靠李达康支持自己当上管理政法的副省长。当高小琴提醒他，在省常委会议上李达康已经给了祁同伟致命一击，祁同伟是不可能得到李达康的那一票，所以祁同伟这才同意见一见程度。
见了程度之后，祁同伟狠狠地批评了程度的作风，直到程度拿出了他自己监视李达康的音像资料，祁同伟才改变了主意，给赵东来打了一个电话，说省厅想调程度来当办公室主任。赵东来表示，程度违反警纪必须被开除警籍，把他上调并不合适，但是，祁同伟却非常坚持地要帮程度担保，让赵东来也无可奈何，结果程度被调到省公安厅工作。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官场上的权力是多么地可怕，无论是光明公安分局局长程度还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他们都可以任意行使手中的权力，人们在他们的权力淫威下随时可以变成罪犯，也可以随时得到升迁，这就是当今官场的现实，而由此而产生的“官场意识”也是一种必然。“官场意识”的产生使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政府没有了共识，政府和人民群众原有的鱼水之情关系破裂。引的结果可以从汉东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深切感受中明白：“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
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官场意识”?共产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们一定要强制共产党的“官员”回归到“人民的干部”上来，加强对《党章》的学习，而且要真学，不要象剧中人物刘新建背诵《共产党宣言》那样假学。从党员自己做起，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从而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样，“官场意识”就会自然消失。
原载：贺济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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