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第一，生产力的水平不是决定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第二，如果一个生产方式要真正取代旧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是一个事后必须实现的条件.”
笔者首评，纵论历史。生产力的水平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是否变迁取决于人类领导阶层的意识，而变迁范围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19世纪存在社会形态超越可能，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的发展给世界各民族提供了理性认识。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超越，随后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超越。在民族内部否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而放在世界格局下，从事物的广泛有机联系上看，又是对上述两个决定理论的高层次说明。
首评实际上是对孟捷观点第一条的评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国农民革命哪怕成功的夺取政权，如朱元璋，也只能复制封建社会形态，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存在，社会的领导阶层也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社会意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他本人头脑中糟粕太多，没有吸收西方先进的意识，反而是垃圾。这次起义领导层大脑意识有问题，真正革命的东西不多，走到南京是其极限和运气，失败是必然的。革命的领导层的意识状态决定了革命的步伐能走到那一步。俄国和中国革命成功，列宁和毛泽东是这个道理的例证。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说英雄创造了历史，是由于他们成功地唤醒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沉睡的意识。对比洪秀全，我们就知道领袖的不可替代作用，大海航行离不开好舵手。离不开他们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分析。俄中两国革命选择的领袖，他们有一致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物质自然是人类产生依赖的基础和环境，通过劳动实践人类有了现在手的形状，大脑的发展，意识的发展，语言的产生，进入石器时期。物质自然是人类意识的依托，是第一位的，人类意识在此基础发展而来。人类以社会的形式，结成生产关系进行劳动实践，对自然索取生活物质。意识的发展与制作生产工具能力的提高，类人脱离动物向人类的道路走来。这个分界点，是以人类主动意识-语言的产生，劳动创造能力-改变石头形状作为人的生产工具，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工具为标志。
人类精神与物质的发展使得生产力提高，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人类实践广泛发展开来。精神与体力分开，管理与劳动截然分开，这是人类精神与物质发展迅猛时期，其外在标志就是生产力，近3000年超过类人100多万年的发展，一年相当与类人期300年。生产力不止是工具制作能力的提高，它也体现人类分工的进步，人类意识的发展，对物质自然界认知能力的提高，对于人类社会自身认识的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趋向合乎人类本质方面发展。人类实践的广泛发展，使得人类对于自然不再是被动反应，而是趋向利用物质自然规律达到为人类服务，使得与自然和谐，改善人类生活环境。
人类社会自身的结构进展慢于人类对自然的进步，恩格斯定义为超意识发展状态。由于人类社会内部各阶级的利益矛盾，使得人类内部难以和谐，无法一致作用，无法向对自然产生一致性，以至人类对物质自然都难以协调。这个超意识把人类社会关系和矛盾描写的很到位，分清了人类社会本身与自然的不同特点。人类社会自身与人类对待自然关系呈现出两个层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意识为基础，人类社会自身发展是意识的另一层面。这个超意识超感觉观点以往未见争论。
考察人类历史应该以阶级社会为分界点，重点是阶级社会以后的历史。对于生产力人们把它当作物质生产能力，忽视了分工合理与否，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与人类知道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要素的安排是否合理。也就是说把生产力当作单纯的物质力，没有把它当作精神参与的产物，屏蔽了意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像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多数人忽略了社会存在里面有社会意识的构成。这个超意识有着怎样的意义，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表明那种意识，对于对立矛盾有什么影响?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超越与辩护 ，今天又成为讨论话题，关键是对实践的认识。已经讨论了40年，而今硝烟未散。哲学不但牵涉到对历史的认知，也关联到对现实的认知与中国人未来的方向与道路。
首先赵磊把实践解释成物质性就存在问题，如果从表象，这合乎分析。如果从实践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一定受人的观念指引，实践不单是物质力量的体现，更多的体现了人类传承的意识作用，人类的预期目的。把实践行动中的意识指引归结到唯心主义，似乎这个意识凭空而来。如果铲除了这个指引意识，人何以为人，还是精神与物质的结晶体吗，与动物有何异同?这就有涉及到人本质分析。
实践分为自然科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研实践视资本与国家兴趣，参与人相对自由。生产实践依照社会规定的生产方式进行，不存在劳动者参与人的自由。而社会实践视同生存的来源而显示自由程度。通过分析实践参与人多数被社会预先规定了方式，由社会主流控制，意识导引不受参与人的主观愿望指使，多数实践参与人的意识处于被动反应。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改变主流社会的观念意识，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在一个社会形态确立时，并不能主导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打破这种平衡有两种途径，一个是社会主流自己意识的改变，中国的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基本是统治阶级的自主意识转变，和诸侯国争夺生产力的战争促成的。一个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属于这种状况。中国过去农民革命不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反而是社会压迫过重的官逼民反。因而中国农民革命造成王朝覆灭，新的王朝不过是旧的社会形态的重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视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历史与文化和自然环境而定，在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规律呈现差异性。
生产力是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基础，该民族围绕他而演绎。生产力能否决定生产关系，一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二取决于社会主流的自我意识，三取决于被压迫阶级的觉醒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视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历史与文化和自然环境而定，在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规律呈现差异性。
赵磊先生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解放的本质，并不是“词语”的解放，而是“物质”的解放;解放的本质，不是“思想活动”，而是“历史活动”。如果我们把文中的“解放”换成“实践”，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也就呈现出了这样的逻辑：实践的本质，并不是“词语”的实践，而是“物质”的实践;实践的本质，不是“思想活动”，而是“历史活动”。正因为必须“唯物”地而不是“唯心”地理解实践，所以，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一言以蔽之：实践的本质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精辟，他们指出要想进行解放的实践，必须打破及社会的平衡，改变社会形态，在现实中去解放。就这一点是必须唯物客观的实现，但他又以解放阶级的觉醒意识为前提。实践的本质脱离不了主观的意识，没有这种‘唯心’意识就不会有解放实践的行动。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与第二共产国际的争辩，表明抓住眼下机会的重要性，工农群众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物质力量。改变俄国内力量对比，变更旧的社会形态为了新型的生产关系奠定基础。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生产力造成的，是革命主导力量领袖的正确指引下促使人们意识觉醒而改变的历史轨迹。中国革命也是差异性，由革命导师毛泽东的正确指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的生产关系。这种偶然性在中俄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中实现，其中展现着必然性。历史在改写规律的一致性，以其偶然性在表现。
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并不以意识在实践中的主导作用来标定，而是以这种意识是否有广泛的客观基础，是否与劳动者的意愿合拍而定。向前与向后是以人类中的基础本质-劳动创造，以劳动创造的主体劳动者的自由程度为标杆。以劳动者的外化和他们创造的物质-生产力为尺度，那是把人当成会干活的马牛，不是以人为中心，发展的不是人类多数正义，而是少数统治者的自由。
我们说人类社会是超感觉。首先承认面对自然，人类能够认知并且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体现出同一性，这是人类的实践感觉和理性归纳的功用。人类社会是另一个层次的感知和理性。人类总结自己的历史，试图利用规律。但人类从不吸收历史教训，以往的历史证明，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增益人类。人类面对历史，屡教不改，频繁重复历史的错误。社会如同行走太空步，有时看似前进实则在倒退，人类就像玩火的调皮孩童，面临自焚的悲惨处境。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相比，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太差劲，经常发挥错了地方，20实际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鲜明写照。
造成这种差劲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在发展，人类的意识在变化，社会原景无法再现，人类社会只能有相对真理，不如物质自然规律可以长期利用。二是社会内部阶级利益矛盾，统治阶级即使知道相对真理也不能采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是站在人类基础实践活动，以人类本质-劳动创造为基础解剖社会和历史。这个历史规律与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本质和利益不抵触，因而只能有他们来掌握，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角度分析历史的利弊得失。无产阶级劳动者才是历史的标尺，和坐标原点。他们的解放程度，意识觉醒包括他们生活水平和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程度是历史演绎的关键。认识历史为了走好当今的路，今天呼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的原点，出发地。我们讨论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主体与客体当然不能离开人，更不应该离开马克思主义标定的主体，无产阶级劳动者。离开这个远点，就会有无数个含混不清的马克思主义，也会衍生出各个阶级的相对真理。社会真理只有亮明立场，才好讨论，否则没有共同基础，出现的是驴唇不对马嘴。哲学本身存在的阶级性，使得哲学不存在人类的一致性立场。又缘于角度，学识，方法想获得广泛认可也是一个幻想。哲学上对错判断体现出一个人的立场，看问题的角度。当马克思从黑格尔体系走出来，扬弃了冰冷，继承了理性的火热，带着解放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激情。这在列宁到毛泽东身上都自然的体现着，也许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
赵磊先生的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琢磨：
‘第一个问题，就是孟老师讲一元决定论，他不反对决定论，他认为系统决定论和一元决定论是有区别的，这个我非常赞同。我觉得孟老师提出的系统决定论很有创意，而且对于更全面地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很有助益的。要重视系统的作用，我同意。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即我们应当重视这个系统所发挥的整体性作用，这没有问题。但是在谈到这个系统当中的一些具体要素的时候，比如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系统中，如果我们谈到系统中A和B，或者是N个变量之间，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的时候，那么，强调生产力的作用是第一性的，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义，而且在本体论上也是必要的、自治的。
第二个问题，孟老师讲到了苏联。列宁当时领导十月革命，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实践到底是对马克思决定论的一种考验、一种发展、一种修正，还是一种否定，等等，可以争议。但是我就在想，马克思当年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甚至只能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才能够实现。后来列宁用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讲到俄国的生产力虽然很落后，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薄弱的环节可以突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先建立起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然后再回来补生产力这一课。通过十月革命，这个实践取得了成功。但是70余年以后，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解体了。从这样一个样本时间段提供的样本来看，到底是马克思的观点对，还是列宁的观点对，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孟先生的学风笔者喜欢，结合历史，摆事实讲道理，谦逊。其讲述的系统论开了一个新的视角。笔者还得细细体会，到目前还没有全懂。孟先生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只到解放前的矛盾论。如果能结合《谈话》，解析建国后尤其是有十年经验教训的毛泽东思想，那么会使人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不会出一个半截子。对此笔者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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