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中国近、现代史划界应是1949年
——兼与郭松民同志商榷
日前，在“乌有网刊”、“红歌会网”上看了郭松民同志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下称“郭文”)。笔者就史论史，提出如下三点商榷。
第一点，胡绳是“1919年分期说”还是“1949年分期说”?
郭文写道：“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据此，郭认定胡绳的观点是“1919年分期说”。
不错，胡绳是新中国的史学权威。他在1954年提出“以1919年”为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分期主张，确实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后来他自己改变了观点，又否定了“1919年分期说”，认同并采用了“1949年分期说”。郭文只讲了他的“头”，未讲他的“尾”。看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胡绳于1980年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上册的“序言”中，白纸黑字明白地写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可见，胡绳确实是改变了原先“1919年分期说”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应该是1949年，而不再是1919年。1919年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线。
第二点，1949年前的“张冠”岂能由1949年后的“李戴”?
郭文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为什么?因为中国近代史“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郭文接着用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变相接受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11月又与美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通商友好条约》等历史事件，作了详情的论证。
结论是：
“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
“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
“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
随后，郭文断言，只有到了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才摆脱了所谓“两个条件”的制约，故1953年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
奇怪，发生在1945年和1946年——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事件，怎能用来论证1949年建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这里的逻辑是否有点混乱?
另外，郭文要以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实质上是过分强调了军事因素的历史作用，从而贬低了政治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事实是：是先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了抗美援朝的辉煌。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会有抗美援朝的辉煌?这难道不是一种母子关系、因果关系?岂能颠倒。
第三点，划分历史分期的根据是什么?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时间性。离开了时间性，就没有了历史。因此，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严肃的、重大的学术问题，只能以科学的、严谨的、说理的、自由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决不是凭任何个人的一家之言。
综观当今国内外史学界对历史分期的根据，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依据的历史分期法;又一种是以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
前一种，大多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要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它的低级阶段)五种形态。据此，把整个世界历史按社会形态划分为：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
世界古代史：又分上古史、中古史。上古史，为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中古史，为封建社会史。
世界近代史：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史。
世界现代史：为社会主义兴起、资本主义衰落史。
采用这种分期法的代表论著有：前苏联的10卷本《世界通史》、日本岩波讲座之《世界历史》、我国人民出版社99年版《世界通史》。
后一种，以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作为分期依据，多为西方国家学者所采用。他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采集文明、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分别纳入世界古代史(也分上古史与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把人类谋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具体方式的变化，或人类在物质文明上的飞跃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依据。
这种分期法的代表性论著有，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海斯的《世界史》、伯恩斯的《世界文明史》。
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理该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划分历史的依据。如今冒出一种以重大战争的胜利，作为划分历史分段的依据，这恐怕很难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1840——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是受帝国主义通过封建主义代理人控制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产物，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旧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消失，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形成：“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社会矛盾决定社会的性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终结，社会主义新中国浴火重生。正是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
一句话，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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