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国务办一纸通知，说是到2017年底前，中国央企全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为公司制。令人好生奇怪：1992年，中央就明确指示，因为“国营企业”产权不明晰，“国营企业产权不改革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不利于提高生产率”，因此“国营企业”一律都改为“国有企业”，产权统归国家所有！很明晰，“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就是改变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产权，并成立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归国务院国资委。同时明确指示，中央企业也是“国有企业”，而不是“国营企业”，产权同样归国务院国资委。从那时起，“精英”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遍布全国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里，搞了二十多年“改革”折腾，不遗余力地把这些原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朝着西方化、私有化、市场化目标反复折腾，不仅抽掉它的灵魂（有的国营企业直接改变为民营企业）同时还把这些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面貌也全部更换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中国已经完全化为乌有！官方也早已不提“国营企业”、更没有提过“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样的辞藻，这次突然冒出个“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说辞，让人明显感到，这本来已经被消灭了东西，还要声明说，我今年年底才消灭你，不是自欺欺人、滑稽可笑吗？
2017年，在中国，真的还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吗？
从上世纪资本主义复辟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精英”就加快了企业改革的步伐，不仅是产权的改变。他们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形态，把原来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质性的改变。他们打破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改变为市场经济；通过“两个转换”即“产权制度的转换”、“职工身份的转换”，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西方化、私有化。
他们在“两个转换”上，做足了文章，用尽了力气。“产权制度的转换”是从法律层面打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束缚，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变为西方的自由化经济，从全民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化：企业三产剥离、改制分流，鼓励个人承包、兼并重组。企业变为股份公司。“员工持股”。这些实际上是瓜分全民财产，让个别人发财。企业股票香港上市交易，让外国老板、财团、大鳄拥有国企的大量股份，西方国家里靠剥削起家的那些阔佬在中国原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里有了股份权，有了发言权、有了剥削权。精英和这些“企业法人”热衷与西方资本家搞中外合资企业，外国资本家看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原来的国营企业生产场地，于是在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里挂起了“伊斯曼公司”、“兴尔泰有限公司”等等洋人的大牌子；在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门前飘扬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旗帜。
“职工身份的转换”：先强调厂长负责制而不是党委领导、接着单位负责人具有法人资格、两级法人变一级法人。1995年，企业总经理以法人资格与各工厂，各单位厂长、经理签订合同，并委托这些厂长、经理为其法定代理人，强迫职工全员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从法律层面实现了职工身份的转变：职工由国营企业终身制固定工人变为合同制工人，这样就打破职工的“铁饭碗”，由工厂的主人变为雇佣劳动力，为紧接着大量企业职工下岗、裁员、随意解聘职工奠定了合法基础。企业叫用人单位，是职工赚钱谋食的对象，职工叫被用工，是企业干活的工具。职工必须听从企业“法人代表”的摆布。
这两个转变，就把体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那些职工的权利——职工企业主人翁的权利，职工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利都被打碎了。职工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享受的权利和待遇，比如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获得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疗养等等的权利等，也统统打碎了。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仅担负生产任务，而且担负着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还负责建设、配备职工和家属的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体育以及商店各种设施，并负责维护、管理和服务。职工住房、医疗、文化娱乐以及子女入托幼儿园、上学都是免费的。而且在分配中处处体现出公平的原则，如住房，主要就是按照职工家庭人口多少来调节分配住房面积的大小。如我所在的大型国营企业齐鲁石化公司正是这样，陆续建成数万套当时先进的职工住宅，按家庭人口分配，人均在20平方米左右；建成分布在各生活区的分院和公司中心医院。这些医院培养和调入了不少医学精湛的医生，配置了彩超、xt、核磁共振等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职工全部免费医疗。由于医生与病人没有盈利关系，因此也没有什么“医患冲突”。还建成师资优秀，设施先进，器材齐全的十几座中小学（含高中）。文化宫、图书馆、青少年宫、幼儿园、体育场、健身场等等一大批文体生活设施都遍布在职工生活区，无偿为职工服务。职工住房、看病、孩子、入托、上学、健身娱乐样样不用愁。
毛主席的伟大，不仅是他尊重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当成国家真正的主人，同时他十分重视思想教育，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领导带头、全国人民斗私批修，用马列主义大公无私思想武装头脑，就可以产生“精神原子弹”。因此在全社会，在企业里认真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教育，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职工工资都不高，但是品质都很高尚，都以国家主人翁的豪迈气概，爱厂如家，献计挖潜，出力流汗，无私奉献，生产效益不断提高。如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出现过亏损，而上缴国家利润逐年增大：几亿、十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直到千万亿元。
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已经达到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人民的精神文明高度也是中国任何历史时代都没有达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讲道德，守纪律、讲礼貌，一人有难共同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了社会的常态。劳动人民没有上学、就医、就业、住房之忧，没有黄、赌、毒和坑蒙、拐骗之害，没有失业之苦！
人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全身心的为社会创造财富。据统计，毛泽东时期我国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长，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高速度！30年间，我国是在战争废墟上搞建设，一穷二白，因此特别重视基本建设，仅此一项创造的成就是3000万个亿，是改革开放30年GDP总和的12倍！我国的钢铁、机械、电力、运输、石油、石化、国防工业、水泥等建筑材料等大批大批工厂企业建立起来。我国取得了两弹一星发射成功和8·4万座水库的建成等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我们今天饮用的南水北调的长江水，来自丹江口水库，它是1953年毛主席与水利专家一起到长江上游考察确定的。这座被称为“亚洲天池”的宏伟水库，1973年建成，集拦洪、蓄水、发电于一体，其规模和投资并不比今天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小。有些人歌颂今天的城市建设，实际上，如果没有前30年钢铁、机械、建材等国营企业强大基础的发展，今天的城市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时代的30年，正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与各种灾难斗争的30年。新中国像正在成长的果园，需要辛勤培土、浇灌，才能结出今天的果实。
但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不能完全实现，必须与数千年剥削阶级思想和传统势力以及党内的走资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和斗争。毛主席不断探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道路。他特别重视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能不能真正落实。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深刻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斗争。六十年代初，他在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主席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39—140页。
当毛主席了解到马宾等同志在鞍钢探索制定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 “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时，他异常兴奋，把它称为“鞍钢宪法”，号召在全国贯彻执行，并说这是以“马宾宪法”抗衡苏联的“马钢宪法”。
到了晚年，他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残酷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官僚主义、复辟倒退、腐化享乐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最后夺取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权，成立有人民群众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人、农民如陈永贵、吴桂贤（女）、李素文（女）、王洪文（被捕后变节）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些来自于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从省级到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人民群众参加。在各类企业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鞍钢宪法”得到了确实的贯彻。毛主席把劳动人民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资本主义复辟，一切全变了。“精英”推翻毛主席理论，夺取了人民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成为他们管理、统治的对象。他们坐上铁交椅，端着金饭碗，发号施令，人民群众必须按他们规定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走。
九十年代后期“精英”命令国企必须“减员增效”，说什么“人员减一半，效益翻一番”，并规定企业“减员”数目。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职工下岗失业总数达到5500多万。下岗，立刻把这些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拥有生产资料的企业主人改变了身份，让他们变成没有依靠、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雇佣劳动力。下岗，为这些职工带来不尽的痛苦，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有的正是年富力强走上失业的道路，他们不得不在市场里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度日。当时恰逢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谋食，下岗职工往往竞争不过农民工吃苦耐劳，报酬低廉的传统优势，因此受尽了社会的歧视，受尽了老板的气。
这些“精英”不仅砸了职工的“铁饭碗”，2000年以后精英更是肆无忌惮的掀起私有化的狂潮，把大批维系职工及其家属生活命脉的国营企业的保障措施，也改制分流为私人拥有。职工不仅不能分配免费的住房，维系职工生命健康保障的医院也变为私人承包，使国营企业培养建设的医院一流高技术人才和大批世界上一流的先进医疗设备落入私人之手，职工原来免费医疗变成市场化运作。原来服务职工、救死扶伤的医院，失去了“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现在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坚持医院的公益性，对贫穷病人和危重病人都有治病救人的规定，而我们现在改制后的医院，全部是现金交易，完全丧失了公益性。很多医院想的最多的不是病，而想的是医院的效益，看重的是病人的钱——扩大检测项目、多开贵药，提高药费。原来方便职工，靠近生活区的幼儿院、中小学、体育娱乐场所等，现在以企业不能办社会为理由，把这些全改变了，从此再也没有搞在企业内办社会的政府之举。今天在私企的打工仔，企业没有健康活动场所，只能成为“空巢青年”，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企分流改制、私有化过程中，“精英”“改制分流”中暗箱操作，造成国营企业财产的大量流失，让少数人发财，分流后还用国企的资源支持私企发财，所以就有18根管线供气的故事，一直让指定的分流承包人成为《胡润百富榜》里有名的亿万富翁。
其实，走资派、精英，从来不把那些手拿板子、焊把，头带面罩，一头又一头汗水的工人当人看待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哲学在他们头脑是根深蒂固的（难怪他们要拼命歌颂孔子呢，最近还要把孔孟之乡“2013年建成世界东方精神家园”）文化大革命后，一个与我相识又走上更高领导层的当权派看到工人反映一个意见，对我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工人都惯坏了。”在这些官员看来，工人只有干活权，反映点意见都是大逆不道，想造反。“工人算什么？不都是干活、赚钱、吃饭吗？”因此任何关于企业决策性的事，工人无权参与，只能听精英老板的安排。改制后的老板把企业卖给另一个老板，职工也都像商品一样随着卖给另一个老板，只能听从另一个老板的摆布。例如齐鲁石化机械厂职工被倒卖几次后，有人只能向原来企业发出《致齐鲁石化公司领导的一封信---请为我们寻求一条活路》的呼唤了！
即使是国有企业工人，也是备受歧视。现在的工人有的被称为“劳务派遣工”，被派出的称为“劳务输出”，哪些短期雇佣的劳动力都被称为“打工仔”。
这些“精英”故意扩大人间的贫富差别不遗余力，对退休的人员也制定歧视性“双规制”，现在虽然声明要取消“双轨制”，但是仍然有歧视和差别。机关里原来官大退休后仍然多拿。在企业也同样，“精英”说他的不少同学在企业是高级职称，退休费应向他们倾斜，结果企业没有“评”上（实际上厂处级干部优先评高级职称）高级职称而在一线岗位的中级职称以及普通职工退休后仍然受歧视、少拿，而这些人原来在企业出力是最多的。最感到歧视的是企业职工退休金市场运作，经常听到社会养老基金吃紧、入不敷出这样吓人的信息。而政府机关退休就无此忧虑。在毛泽东时代退休是自然进行的，从来没有听说还要交“退休养老保险”。职工在职已经为国家创造了财富，退休后主要按工作年限领取退休费。毛主席对收入差别大是十分反感和警惕的。当时政府机关退休甚至比企业还低。他认为我国当时存在的“八级工资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也要逐渐消灭。那时社会稳定，人人平等，愉快生活。
“精英”怀着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刻骨仇恨，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折腾，终于使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至今仍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改变成与西方一些企业一样的模式，有的比西方还要更加私有化。那么生产效益如何呢？“精英”改变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面貌，劳动人民失去主人翁地位，也绝没有像他们吹嘘的“人员减一半生产效益翻一番”效果。相反，企业往往被国际市场绑架，生产或上活下，有的企业还出现了亏损局面。不得不提出“稳增长”、“质量增长”这样的口号。
但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 “公”的传统思想没有丢尽，一些有识之士对精英私有化的痴迷，内心还是反感的。2012年“精英”一再声明：“政府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还要更加重视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政府保驾护航，给民企各种优惠政策，把民企“做大做强”，主要目的是什么？“他很明确的说：“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要民企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参与国企的改革。”就是要私企老板进入国企、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取得领导权、管理权。
国企并没有完全照“精英”的指示办理。改革开放以来，“精英”大量把私企老板拉入党内，有的当了党代表、党委书记，有不少党员成为老板，不仅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这些人很多没有什么知识和管理国企的经验，只有发财的理念，使党内不利于私有制的任何意见受到公开的反对。如房地产老板任志强，是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他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同时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他经常“放大炮”，说“你当初舍不得投资房地产，活该受穷”。他高举的政治大旗也很鲜亮：“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让这些人“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参与国企的改革”、做管理者、领导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国企大部分是让私企老板拥有国企的股权，而没有拥有国企的领导权。私企老板只是当了政府一些领导，如任志强那样的什么“委员”、“监事”等等。
国企对“精英”大批裁员后来也受到企业的抵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精英”疯狂的发展中小企业，在财政、税收给予很多优惠，私企老板纷纷投资技术门槛低、见效快、高污染的简易工艺生产。他们只追求高利润，不顾打工仔的健康和对环境的破坏，因此原来低污染、清洁、安全的国企生产反而效益赶不上简易的小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只能关停，工人失去生产岗位。例如中国氯碱的生产正是这样。
八十年代我国已经建成亚洲最大的氯碱生产基地——中国石化齐鲁氯碱厂，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以乙烯为原料低污染生产方法。齐鲁氯碱厂的烧碱荣获国家优质产品，不仅完全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出口到世界各地。但是2000年开始，国际原油涨价。一些私企老板看到用电石法生产氯碱有利可图，就纷纷投资电石法生产氯碱。全国一窝蜂的兴办起了成千上万家生产电石、氯碱的小微企业。尤其在中西部煤炭、石灰石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氯碱生产大区。
电石法生产氯碱是极其野蛮的破坏环境的一种原始生产方式。它是焦炭、石灰，生成电石，用水银作为催化剂来生产，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害废渣、粉尘和有害气体，据统计，2006年中国陡然生产了1177.1万吨电石，产生粉尘量就超过108万吨，排气量超过850亿立方米。这么严重的污染，从此就造成了中国北方大范围的雾霾天气。
·水银是剧毒元素，能够随空气团作长距离迁移，在大气中的停留几个月甚至几年。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沉降，污染并在当地食物链谷物、蔬果、鱼类富集。2012年，我国电石生产氯碱，水银的使用量高达1000吨,占全国水银使用量的60％以上，因为是高温生产，有500多吨水银被蒸发、流失在空气中。以致引起国际上一些维护生态环境组织的抗议。
·资本主义复辟是中国环境崩溃的总根源。八九十年代世界上所有国家已经完全废弃了电石法。齐鲁石化氯碱厂是1975年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签字引进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经过十几年建成的大型的氯碱基地，至此我国也完全废弃了电石生产氯碱。但是“精英”执迷私有化，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打工仔生命健康为代价，与私企老板沆瀣一气，为创造GDP、低成本，高效益，多赚钱，让这种破坏环境野蛮的生产方法迅猛扩张,从而打败采用现代低污染乙烯法生产的中国最大的国有氯碱基地——中国石化齐鲁氯碱厂，使它从一个盈利企业，逐年压减，3个月亏损2.41亿元，一年亏损达到近10亿元。氯碱生产只好关闭，数千名职工没有了生产岗位。这完全是“精英”大搞企业私有化的恶果。
但是当时中石化并没有让这些人下岗失业，而是转产到另外的岗位。
其实对于职工，包括“精英”大搞私有化造成的多余职工，历来是两种态度。
“精英”认为国企多余职工是包袱，必须下岗裁员才是出路。但是中国有知识、有经验、有能力的企业家并不是这种观点。例如，傅成玉同志。2003年他任中海油总经理后，正赶上“精英”要求“减人增效”。定编定员后，他反而提出对多余职工“不能让他们自己就把自己当成包袱”。他带领职工扩宽生产领域，没有让一个职工下岗失业、待业买断。中海油生产效益飞跃发展。2011年他调任中石化。中国石化生产装置都是六、七十年代建设的，生产控制经过4次换代，过去十几套装置，生产依赖人盯仪表不转睛，后来几十套装置，由电脑控制。高度自动化生产，大量工人被电脑所代替，必然有多余人员。面对106万石化职工，他动情的说：“但是我们今天不可能单一的追求人均生产率，然后像走上一轮改革大批的裁人，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企业的利益····人力资源是一种财富。人既然是一种资源,就能够创造价值,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去创造价值。因此要把这100万职工充分用好发挥好，同时通过我们产业规模的扩张，把这100万人摊薄。”
傅成玉同志2015年到龄退出领导班子，他领导中国石化4年，没有让一个职工下岗失业，中石化生产效益始终高速增长，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利润财富。
后来很多国企也照此办理。这两年去产能，对于多余人员也是想办法安置，而不采用下岗失业的办法。也没有影响企业的效益。最近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国企效益比预期好，特别是央企， “实现利润总额14230.8亿元，创五年来最好水平。”“为整体效益增长奠定了基础”。这实际是对“精英”给国家造成动乱、给人民造成痛苦的“职工下岗失业”“减人增效”胡作非为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它只能在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剥夺剥夺者来建立。伴随着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在中国解放了的大地，对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所占有的中国人民的资源、企业，毛主席宣布，这些“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企业规模是很弱小的。紧接着我们国家又投入大量资金，陆续建设起了遍布全国的各类大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如鞍钢、包钢、武钢、大庆、胜利、石化、机械、机车、军工等等，这些企业是巩固无产阶级的需要，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毛主席提出企业要“政治挂帅”，而不能“利润挂帅”。要把企业办成教育人、培养人的大学校。
二十多年来，“精英”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逐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肢解为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私人所有，执政官员任期所有。不仅让职工从主人公地位变为雇佣劳动力，个别人凭借原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亿万富翁，造成今天贫富悬殊愈演愈烈。早已使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荡然无存。国务院办公室2017年7月一纸令下：说是到2017年底前，中国央企全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为公司制。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中国央企都遵命2017底前都在名称后边加了“有限”两个字，算是改了名，但是都声明：原有业务、资产、资质、债权、债务、出资人、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均不变。现在离开2017年快两个月了，也没有看出有什么新道道。我想除了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外，也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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