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受到不少网民追捧。笔者没有追剧嗜好，但看了不少对该剧的介绍和评论，也有点话想说。
历史对文明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后人对历史的评价实际上都是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结果。长期以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和进步论的严重影响，国内外一些理论家、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抱一种否定的态度。虽然中西方文化优劣比较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但中国历史被西方标签化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导致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和大众艺术要么轻易否定、要么肆意歪曲中国历史，有的将中国历史庸俗化，或随意编造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即便是一些正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文艺作品，经常也因为受西方观念的框架约束，要么对其真正价值认识不足，要么用西方之尺削足适履。整个中国历史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就像是一个无处申辩的倒霉蛋。
我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一系列介绍和评论中，感受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该剧原著作者是一名80后，有在国外留学及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这种经历符合我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期待和评价：只有真正接触和了解西方，才能避免书本对于西方的美化和误导，由此也就更容易摆脱西方的观念条框，对中国历史抱有真正的“温情和敬意”。这并不是说要对中国历史进行美化，而是要摆脱西方观念的先入为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面对中国和西方。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阶段，我们提出文化自信，对于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绝对不可少的。也许，对于中国历史的态度契合当今无数年轻人的心态，正是该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毕竟，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发现，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等同于钩心斗角的宫廷诡计，是经不起细看和推敲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态度，同时会对很多看似绝对的西方定论产生理所应当的质疑。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讲到唐朝时的一种“职业”，被称为“不良人”，这是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小吏，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笔者曾翻检多本国内警察院校的教科书，都认定警察诞生于英国，而中国的警察历史起源于袁世凯将北洋部队改装警察后进入天津的时刻。当然，这些教科书都加了定语，称之为“现代警察”。于是乎，英国之前的警察都可以归入“非现代”而忽略不计。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学术定论。即便是“现代警察”，我们也可以明确它的几个特征：非军队、非民众、职业化。按此标准，唐代的“不良人”至少已经具备两个半特征。而早期的英国“警察”或称治安官，最多具备上述一个特征，即非军队。隋唐开始，中国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它所选拔的是“官”，在官之外，行政工作还需要很多“吏”，它是民众里面较为富裕的人群为政府的“服役”。这项政策类似于现代社会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本意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免缴某项税。但实施长了便出现很多弊病。这一现象的改变是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其方法是富户不用出人承担“吏”的无偿服役，改为出钱，政府再用这笔钱雇用合格的专业人员，而不再是无偿服役，从而避免“不良人”的腐败。这是继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之后，用公平方式雇用“小吏”的创举，基本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源头。
笔者这番带有学术性的分析，在剧中未必有深入的阐述。但我希望它能让更多人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古代制度。只要摆脱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有全新的理解，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在中国历史的大范围内，此类工作还有很多。笔者希望年轻人能够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这项重任。(作者是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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