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石家庄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小果庄村共有村民4721人，其中信教群众122人，都信基督教，该村不是天主教聚集村;网上传言的“欧美神父在藁城传教”不符合事实。
虽然传言得到澄清，但传言引发的野生基督教的话题火了。所谓野生基督教，就是把基督教的复活和大审判、佛教的来生、伊斯兰教的天堂、道教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统统结合起来，研发出各种神奇的“宗教”。
这种“野教”在教义、教规、场所、仪式方面与新教(我国称之为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合法宗教并不相同，而是掺杂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有的类似于民间互助组织，要求信徒“行善积德”，但管理混乱;有的要求信徒效忠教主，奉献财物，甚至要求女教徒献身，骗财骗色;有的则滑向人身控制、暴力威胁，成为邪教，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等。
这些大杂烩的所谓“宗教”，与合法宗教并不相同，具有邪教因子甚至就是邪教。他们的头领没有注册备案，不符合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规定。他们行踪诡秘，聚会地点不公开、不固定，有违宗教事务条例“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等规定。他们组织信徒秘密串联、私自集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逃避监管，秘密聚集，成为疫情扩散的放大器，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这在韩国表现特别典型，去年的疫情当中，全能神教徒在韩国顶风作案继续集会，成了新冠的传播热点。
野生基督教产生与蔓延，主要在农村地区，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人口结构、社会治理等因素密不可分。它本质上是愚昧迷信的产物。“野教”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严重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加以遏制与打击。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者，理应旗帜鲜明地批驳有神论，抵制“野教”。虽然我们的宪法、法律赋予公民信仰自由，人们有信教的自由，但是，也赋予了公民不信教的自由。当前的形势是，传教者秘密或半公开地传播野生基督教，甚至把触角伸向了少年儿童，但是，对无神论、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做得很不够，投入的人力精力物力不足，一些党员干部以“宗教问题敏感”为由，不敢旗帜鲜明反“野教”。
其实，我国对待宗教，已经出台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法治原则，灰色的“野教”不属于合法的新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应判定为非法，应大张旗鼓予以制止、取缔、禁绝。
疫情防控已经提供了一个清理、取缔“野教”的契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摆脱“敏感”心态，摒弃畏首畏尾的状态，坚决出台强力措施取缔“野教”。同时，应加强基层党建，强化乡村文化振兴，开展好文明实践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心群众，改善民生，铲除“野教”滋生蔓延的土壤，让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强大起来，让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清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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