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何单位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也斑斑可考”
李普又一个“斑斑可考”，只是把“文革”中的“牛棚”和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中的“隔离审查”考在了一起，目的是给“牛棚”找历史根源。这是牵强附会。过去一些运动中确有“隔离审查”，这是正常工作措施，今天对一些有贪污受贿嫌疑的干部，在没查清事实之前仍实行“隔离”、“两规”办法，这能说是“文革”的继续吗?在审查中对当事人有必要停其工作，进行隔离，这有利于问题的查处，这与“文革”中遍地“牛棚”，事实上，本质上都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正常工作，后者是运动中的错误行为，后者不是前者的继续、扩大和发展。
四、“‘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大革文化命”李普说了两件事：
第一、说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说了一些具体内容之后，笔锋一转，进行放肆的攻击：“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种不要人才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这是对革命领袖的污辱，是指责新中国对旧教育制度和教材进行改造的否定。
1952年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是必要的，新中国建立后，不可能原封不动的延用旧社会教育制度和教材。当时借鉴苏联教育制度和教材，没有错。《历史决议》在总结建国头三年的工作时指出：“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无疑，这个肯定包括院系调整。诚然，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材有其缺点和不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能把缺点和不足扩大为一无是处，更不能把我们的借鉴说成“大革文化命”。
李普把这次院系调整歪曲为：“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是事实吗?李普自己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这就是说，1952年至1966年这14年间，全国高等院校一直实行的是院系调整的“那一套”，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也都是用“那一套”培养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一批人怎么样呢?这批人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人才，是当今中国的中坚、是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教育科研文化各个领域、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一大批人担任着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职务。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委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时期毕业的学生，政治局常委九位同志全是这个时期毕业的学生。1952年至1966年，这14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又红又专。除1966年的学生，毕业就赶上“文革”外，其他各界，毕业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结束后，即投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两弹一星的研制，大江大河的改造治理，国防建设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的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他们都为之付出了血汗。他们是划时代的一代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既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风格，这一代人，既任劳任怨，服从命令听指挥，勤勤恳恳工作，又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和勇于创新的人才，李普的言论属实的话，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后继有人吗?!
李普把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歪曲为“大革文化命”，是给廖沫沙说的“大革文化命”找历史根源。李普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事情，都是“由来已久”，其目的，以此攻击和污辱毛泽东同志，在这段文字中，不仅攻击污辱毛泽东同志，污辱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同时也污辱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统治下”——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对斯大林惯用的语言，对他使用这样的语言，是对他的污辱!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有错误，但不是一切都错了。对他的功过，我们党明确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逝世后，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把苏联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他的功绩，热爱他的人民永不忘记，至今仍在怀念他，纪念他。而李普却对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任意信口雌黄!
第二，李普把“文革”前，农村基层干部让中小学“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说成“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这是无稽之谈。“文革”前，农村确实有些宣传，甚至义务劳动让中小学参加活动，但决不能给套上“停课闹革命”的帽子。“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只是某些地方的一时一事，而“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是普遍性的问题，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李普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讥讽，说他们“大部分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但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实质上这是对翻身掌权的农民的态度问题。他们的确没有文化，却又有权管理有文化的学校。没有文化，不能怪他们，是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百余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农民在参加革命或解放翻身后，积极参加文化扫盲，学文化正是这些农民可敬之处。很多老将军，老干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解放后农村基层政权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党就是依靠这些积极分子，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积极分子对改变农村面貌，开展农村的各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老贫农、老队长、老支书为中国革命和农村建设做出的贡献，不能忘记，更不能对他们轻蔑和讥讽。
李普为“大革文化命”找的这两个事例，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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