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秦赋》的播出，网上出现了对秦始皇评价针锋相对的声音，历史学者冯天瑜著文《“史剧”与“史观”》，对秦始皇及秦朝的暴政和集权专制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我们知道，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其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诗句。显然，冯氏的“劝君少颂秦始皇”与毛主席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相对，因而引起一些人特别是左翼人士的质疑，并对冯氏言论进行反批判，为秦始皇辩护，认为“民治定比君治强”是煽动性口号。
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毛主席对秦始皇及秦制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和评价。1953年毛主席致符定一的信中写道：“秦皇汉武之业”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肯定了秦始皇结束战乱纷争的历史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功绩。而且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也写道：“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肯定秦王朝创制的政治体制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毛主席“扬秦抑孔”亦为人熟知，“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在毛主席看来，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且孔子代表的儒家保守倒退，而秦始皇则强调现实发展，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
那么，毛主席是否一味颂扬肯定秦始皇及秦制呢?显然不是，毛主席曾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享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外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同样是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毛主席多次引用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主席历来高度赞扬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他在《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中写道：“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句，更进一步表现了他的思想倾向。
看了以上所述，我们是不是觉得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评价互相矛盾呢?当然不是，我们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联系到毛主席评价时的具体语境和他评价的不同角度，正是因为政治时势的差异和论说主题的不同，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评价，才有不同的侧重点。
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创制封建集权制度取代周朝分封奴隶制的角度来讲，秦始皇无疑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奠定了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毛主席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这种对待保守倒退势力的决绝手段，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反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共通之处。
另一方面，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和劳动人民立场，毛主席又对秦始皇追求个人享乐，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暴行进行了无情鞭鞑，热情赞扬了农民革命对暴秦的反抗斗争。
可见，毛主席评价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既站在历史发展的客观立场，肯定他的伟大功绩，又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而非绝对地、片面地、机械地一概而论。
这就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树立了典范，同样也为我们今天认识《大秦赋》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和方法。在《大秦赋》中我们看到，作为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英明神武，励精图治，秦国的统治阶级大部分成员也都是一心为民，一心一意拥护以秦始皇为核心的中央朝廷，为统一六国的事业努力奋斗，正能量满满。
而与之相对的是，在剧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人民似乎只是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的工具而已。甚至为了展示秦国统治阶级的“开明”，虚构了大批楚国人投奔秦国、甘当秦人的剧情。事实上秦朝的暴政屡见于史书，传于民间，如《史记》《过秦论》《孟姜女哭长城》等流传至今的故事。《大秦赋》对统治阶级的美化，不仅宣扬反动的精英史观，而且变相将秦朝的愚民政策和集权统治合理化。
当然，《大秦赋》并非唯一表现这一思想倾向的文艺作品，一个时期以来，无论银屏、小说还是其它文艺作品，出现了大量热衷于炒作帝王将相的现象，成为一股潮流。毛主席当年就严厉斥责“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而今天这种情况更是泛滥成灾，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由于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不能不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关系里，因而不同阶级的人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本阶级的烙印，这种在历史观上表现出来的阶级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美化帝王将相等封建统治阶级，并有意无意宣扬集权专制思想意识正是这种历史观的反映。然而在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中国出现这种状况，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反动和倒退，正如毛主席对《武训传》的批判：“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主席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犹如黄钟大吕，时时警醒我们。
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尤其要学习借鉴毛主席研究评价历史的方法，站稳自己的立场，以免犯教条主义错误。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找准认识问题的切口，有的放矢，一针见血。
当前，一方面由于中国实力增强，而美国霸权相对衰弱，一些人开始鼓吹“自信”，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中美摩擦不断，美国为保住其霸权地位，频频向中国施压，在反美情绪下，爱国主义成为时尚。爱国主义本身没有错，然而狭隘的爱国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遮羞布。
正是在“民族复兴”的口号下，统治阶级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同时利用底层人民为其在世界范围内攫取更大利益服务。因而我们要看到，秦始皇及秦制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进步作用，然而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大力宣扬秦始皇及秦制则是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是欲将封建集权专制的反动陈腐思想意识借尸还魂，不能不引起警惕!
话说回来，我们批判《大秦赋》的反动思想，并不代表简单苟同冯氏“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因为我们不清楚，冯氏批判秦始皇封建集权专制，其提倡的所谓“民治”，到底是资产阶级的“民治”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批判封建集权专制，同时也要批判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是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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