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针对政协委员《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在答复中表示要“适度改进体育教师教学方法，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消息一经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首先表明，这是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的回复，涉及到具体部门的政协委员提案，不管多离谱，相关部门都要例行公事，给予回复，当然回复不代表认同。其次，新闻标题取出“教育部答复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注重阳刚之气培养”，某种程度上说是标题党了，如果读过原文会发现，“阳刚之气”完全不是重点，也没有所谓“防止青少年女性化”的说法，更多内容是关于体育教育的，那为什么新闻会抓住“阳刚”进行突出和渲染呢?因为这是全文唯一能联想到性别的词，同时取这样的标题，会让部分女性感到不舒服，我不知道该怎么揣测这个标题，总之舆情的风已经刮起来了，基于现在性别对立加剧的舆论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好事。标题党需要反对。
实际上，这次引发的舆论效应，和三年前那场由主流媒体带动的抨击娘炮的风潮，并无什么不同，类似《少年娘，则国娘》、《救救孩子，请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男人》的爆款文，也是那时期的一种诉求，而在一些以城市白领、学生为受众的媒体(如界面文化、果壳)，则对于爹味有相当多不同意见，他们会说，娘化的美少年碍着谁了呢?可为什么人们愿意将传统男性气质与民族-国家相捆绑，然后推出“有少年娘，则国家娘”这样的结论，而身边的受益于城市化和互联网的知识女性多觉得这逻辑清奇，简直不可理喻?
第一点，我们(尤其是上一辈的审美)很难去回避近现代史给我们留下的痕迹，即使被都市的安乐和佛系掩盖。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无疑要吸纳广泛的象征资源，像性别与性别气质(阳刚)这种重要的文化象征符码，与现代民族国家救亡图存和崛起的唯一主体进行耦合，铸成了仁人志士的雕塑上最坚毅的表情。
而早在民族国家起源之初(晚清)，“阴性”、“娘”与“贫弱”常常是相互重叠的。在盗版来的进化论天启中，贫弱就是丑陋的，女性化是衰微的表征，比如梁任公论中国气质为：“女性纤纤，暮色沉沉”，感慨“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等(不知道现在搞女德班的人看到这个会怎么想)，所以在民族建构者看来，亟需铲除国民体内的阴性的基因，“中国”才能成为年轻的、阳刚的、强健的男性主体，即所谓的“少年中国”。
其实在我们第三世界寻求民族独立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时候，彼时的欧美，虽然社会性质和中国不同，但也在建构自己的国家男性气质，乔治·摩斯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墨索里尼试图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小胡子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雅利安种族主义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服从那套符号秩序。
某种意义上，民族-国家在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里，就是不断祛除体内“女性”异质，而强化“阳刚”气质的过程，大刀、枪炮，血荐轩辕的书写，徐悲鸿的雄鸡昂立，还是《义勇军进行曲》，都在构建一个血性的、不屈向上的男性国家主体，使之重新颠倒被帝国主义侵略而被颠倒为“他者”的认同，屈辱的记忆将被涤荡，从世界史来看，这是第三世界民族普遍的文化抵御机制。
也因此，消费主义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可取，只要我们还在民族——国家叙事的框架内，国家主体建构就是偏向男性气质的。我们要意识到，阳刚气质在与民族建构、抗击外敌和解放的宏大叙事耦合，起到的作用多是积极正面的。当你想起保家卫国，在国庆节回顾旧中国的贫困与孱弱，在70多年前我们民族终于站起来了，眼前浮现出慷慨激动的画面，军人肃穆的面庞，也正是这套象征符号的系统参与发挥作用。
虽然提倡阳刚对于民族国家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理念愈发渗透进日常生活，在和平时期，性别与个人的焦虑也随之扩散，这些焦虑，会被资本所利用。
在以往的叙事里，男性作为菲勒斯(阳具)为保障的性别，才能承当历史主体品格，这导致父权以支配性的面目进入民族国家的公共事务，也就是我们说的爹味，在固化着社会性别的规则。
在一些微观层面，假设一个男性一出生，就要接受固化的性别秩序的安排，诸如男儿有泪不轻弹等，把很多特质都归附到男性这块，性别刻板容易造成女权主义者说的在男权结构男性缺乏共情的能力的问题，因为示弱和善解人意都是异质的“女性”特质，是要被剔除的。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里，相当多的男性并不能满足这个父权制定的标准，他们经济上无力承担传统父权的赋予的责任，或者说枷锁，但固化的男性气质的迷思维持着对传统的男性想象，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的扩散，包括男科里行不行的那个焦虑。
另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是，都市化、自动化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组织在逐步消解以往男性气质，男人们开始隔离剧烈体力劳动，坐进办公室。这种状况必然分裂出的新型男性气质，偏中性化，侵略性不足，而阴柔有余，但这种气质能够流行，也得益于消费主义的反向建构，其消费者自然是受益于城市化的年轻女性，她们通过消费流行文化工业的流量鲜肉，作为虚妄的主体，去寻求有别于传统异性恋模式的、更少大男子主义、更少的压迫感以及更温和的平等关系。
如果说，这一辈的城市白领们多少无法理解上一辈的对于阳刚气质的要求，甚至对他们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行为表示不可理喻，这种不可理喻的心态多多少少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那么上一辈人对后辈的苛责，同样也难以意识到，是时代变了，时代背后，则是生产组织模式的变迁。
这不禁让人想到《三体》中描述的一个世纪后的光景里，男性人类在外表上普遍留长发，身材苗条，举止优雅轻柔。这是一种现实忧虑的表达。现实中的确有一部分男性走在了这条道路上，但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治下极度分化的社会现实使很多男性对传统支配性的男子气质的诉求难以实现，会令另一部分的男性愈发焦虑，往往会通过发达的肌肉找回一些自主权，比如在美国，大量的男性开始投身于健身运动，形成“健身文化”，宣誓支配性男性气质“幽灵般”的回归。笔者发现，某些健身文化的宣扬者也在积极寻求民间的民族主义的认同，如果还能添加一些对“资本”批判的佐料在里面，这份“大华人主义”的套餐就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娘炮审美”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女性赋权，难道“肌肉男”对“娘炮”的讨伐就不是了吗?都是在同一个消费结构里运转，即是赋予人虚妄的主体性，不顺从它又害怕被它边缘化，于是所谓的“阳刚”与“娘炮”的对立的景观开始被源源不断地炮制，不断放大男女消费者的对立情绪。
除了健身文化，过去的幽灵同样漂浮在了教育上，这些年对于“男孩危机”报道不绝于耳，以一种刻不容缓的濒临状态，喊出了“拯救男孩”的口号，一时间“男孩班”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些专家对传统男孩气质的遗失，就好像女德班对于女性的传统女性气质丢失一样恐惧，实际上所谓的“男孩危机”从来不存在，有人会拿女性本科升学率来暗示这种男孩危机，然而女生进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原因是计划生育国策全面推行的延伸，是独生子女的日渐普及，在抚养、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资源和支持导致的，同时女性在招聘、录用上，都明显处于劣势。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还是远高于女性，这个情况下谈男孩危机，不过是对于过去前工业时代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怀旧罢了。
我们回到舆论争论的阳刚之气的话题，究竟什么是“阳刚之气”?“阳刚之气”又该怎么定义?换言之，这方面我们需要共识，打老婆、开后宫，恃强凌弱，那肯定不是阳刚，我们需要符合社会现实的理解，来丰富这个词汇的语义区间，而不是对于过去的，早已不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缅怀，退一步说，如果你非要传统资源里找“阳刚”，那也应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些不畏横暴、敢于反抗的精神吧。
我们既要在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与个人选择中获得一种张力，比如重新开发对阳刚的理解，也要走出性别二元的窠臼，抛弃女性=柔弱的想象，刚健质朴、自信勇敢，这些其实是无关性别、男生女生都应当培养的品质，就像笔者作为男性，也希望自己是温柔、善解人意的，因为笔者知道，在过去的革命叙事中，妇女同志们都能顶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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