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贾浅浅的“屎尿诗”引起广大网友热议。我也看了几首，第一感觉是与其父何其相似乃尔!贾平凹的小说，如《废都》、《浮躁》、《秦腔》等等，也都是以写男女“秽物”、屎尿见长的。其中的《废都》，于1998年还获得过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从“孝”的角度说，贾平凹的教育是成功的，把古人讲的“有其父必有其女(子)”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对孩子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讲，贾平凹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他把女儿培养成了和他一样的“审美倒错”的作家。
考虑到广大网友不一定有时间去读贾平凹的那些大部头小说，特推荐刘润为先生当年评论《废都》的一篇文章。相信网友们读了此文，就知道贾浅浅“屎尿诗”的渊源了。
个人发展程度的局限
——关于《废都》的一封信
××同志：
你好!惠书并《废都》的评论均已拜读。你问我对《废都》怎么看。很坦率地告诉你，我对《废都》评价不高，甚至还有几分厌恶。
古人说：“文章者，天下之公器。”无论古今中外，凡是伟大的作家，都不会汲汲戚戚于一己得失，而是以天下苍生为念，致力于传达人民的哀怨和欢乐，时代的悲愤和希望。与此完全相反，用《废都》塑造出来的贾平凹的形象，则是一个远离时代和人民的娖娖纤小之夫。
一
作品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在主人公的塑造上，套的是米兰·昆德拉的政治+女人的模式(如《玩笑》、《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即我越要渔猎女色，越要反对现实，因而越要渔猎女色。在性描写上，则几乎完全是对明清小说的直接套用。如庄之蝶与唐宛儿苟且，被柳月发现，又与柳月苟且，出自《金瓶梅》第八十二回“陈经济画楼双美”;庄之蝶往柳月那里塞酸李，出自《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阿灿身上的香气，出自《肉蒲团》中的香云……在文学语言上，也是对明清小说的拙劣模仿，弄得半文不白、似通不通，没有丝毫的现代气息，也不能带来任何阅读上的快感。
有人说《废都》是现代版的《金瓶梅》，其实这种比附是相当蹩脚的。倘若就性描写的放纵来说，《废都》的确可与《金瓶梅》比肩;倘若就总体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来说，《废都》则不能望其项背。试问，《废都》有《金瓶梅》那样广阔、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么?有那样丰富生动的情节么?有那样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么?有那样生活化、个性化的极为传神的语言么?只要你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出，《废都》的作者还不知道什么叫表现生活的本质方面，什么叫人物性格的逻辑，什么叫个性化的语言。如果说《金瓶梅》尽管有败笔之处、溢恶之嫌，但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作品，而《废都》则几乎全是败笔和溢恶，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可言。二者岂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
在这里必须声明，我不是假道学，从来不反对文学上的性描写。在80年代关于小说《老井》的评论中，我就肯定过赵巧英和孙旺泉的性爱。但同时我又认为，这种描写必须合乎人性的尺度和审美的尺度，必须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化的进程。美国社会学家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说：性欲与爱欲构成了性爱的两个侧面。性欲是来自后方的动力，爱欲是来自前方的呼唤。性一旦脱离了爱欲，就会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对未来的想象和创造，丧失内在的激情。《废都》展示给人们的，就是脱离了爱欲的性场面。从这些场面中，人们看不到人的教养，看不到人的历史发展，看不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高贵，看不到两性之间的相悦、相知和相通。同时，作者又津津有味地展览污秽和肮脏，如“一堆秽物流出”之类的词句一再出现，这是不折不扣的视觉污染。如果说禁欲主义是人的理性异化，纵欲主义便是人的感性异化。它不是给予而是剥夺了生活的快乐和力量，不是表现人性对兽性而是兽性对人性的胜利。
二
小说中的庄之蝶，是一个委琐、脆弱、可怜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的行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方式。
对于自己不能支配的领域，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你看，他头戴“著名作家”和“人大代表”(大概是这个头衔，我记不太清了)的桂冠，终日混迹于官场、三教九流和女人堆中，不工不农不文(严肃的精神生产)，不履行社会责任，不接受正当的社会规范，不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如参与官场倾轧)。可以说，这是一条被社会无端供养的寄生虫。你或许认为我的看法有些偏激，或许会拿出他反对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的理由来为他辩护。不错，他确有反腐败、反丑恶的倾向和举动，但他绝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来反对这些东西，而是出自狭隘的个人动机，是因为这些东西妨碍了他的情欲、支配欲和自我扩张欲，一句话，妨碍了他的腐败。因此，他绝不是什么反腐败、反丑恶的英雄，充其量不过是人民群众反腐败、反丑恶的同路人。
对于自己能够支配的领域，表现为专制主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在这个由废都偏僻角落构成的王国中，庄之蝶就是中心，就是至尊，就是君临一切的国王，这尤其表现在性的专制上。这个王国里的所有女人，仿佛生来就是他的性奴隶，自轻自贱得不行，只要一见到他，就崇拜得五体投地，就急于向他开放自己的肉体。而他则在粗俗的放纵中，在女人们的恭维声和降服声中飘飘然不知是庄周还是蝴蝶。当然，作家——文人，是特殊的一族。自古至今，都有一批喜欢在女人堆中讨生活的，也有一些反映他们这类生活的作品传世。比如唐代的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但他毕竟还有自责：“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所以能够自责，就是因为他对女人尚有几分尊重。宋代的柳永，也是有名的红粉班头，但对相好的青楼女子毕竟有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样令人感动的真情。他身后萧条，居然是青楼女子们凑份子为他送葬的。这至少说明，他与这些女子的关系多多少少超越了金钱与肉体的交易。然而，作为当代文人的庄之蝶，对于女人们却只有贪婪的占有和粗俗的作践。可见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其人性化的程度，即尊重女性人格的程度，比古代文人还要低得多!
对于自我，表现为自恋主义。自恋也可以叫做盲目自我崇拜，就是把自我幻想为一个超越真我的美化形态，然后再把这个心造的幻影当作真我的现实存在。你看那个庄之蝶，因为写过几本书，挂了“著名作家”的头衔，就以为自己真的“伟大”得可以，真的成了社会的宝贝、男人的楷模、女人们趋之若鹜的偶像。这样的自恋情结，是中国小文人的一个“传统”，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如《玉支矶》、《画图缘》、《驻春园》等，便是他们的白日梦。我们之所以说吴敬梓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真实的笔，把这些小文人从梦的云端拉到了现实的地上。在信息大爆炸、全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当代，再做古代小文人的白日梦，便更是呆得令人可笑。不错，在《废都》中，庄之蝶俘获了很多女人，但那不是庄之蝶的“本事”，而是贾平凹先生“乱点鸳鸯谱”的结果。你我与大小作家们不算陌生，可屈指细数，有哪个作家仅仅因为是作家，就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身边那么多女人向他“开放”呢?铁的不争的事实是，当今作家的光环正在日益被金钱湮没，在人们心目中，非但没有那么高的地位，而且名声不佳者不在少数。至于女人们，除极个别冒傻气的“追星族”外，也没人太把作家当回事儿，更不会像唐宛儿、阿灿、柳月那般自轻自贱。很明显，倘若一个人整天生活在自我妄想之中，在现实中碰壁就是不可避免的。古希腊神话说，漂亮青年纳西斯对自己的美貌发生了迷恋，终日伏在水边照着自己的面容，不肯离开，终于坠水而死，化作水仙。19世纪法国著名漫画家杜米埃据此创作了漫画《纳西斯》。然而，在这幅漫画中，纳西斯不再是一个美丽的青年，而是一个极为丑陋的人物，他裸露着干瘪的身体，爬在水边得意地顾影自怜。从一定意义上说，庄之蝶就是杜米埃笔下的纳西斯，与其说他死于现实的压迫，毋宁说是死于自恋。
三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主人公庄之蝶的视角基本上就是作者贾平凹的视角。也就是说，贾平凹通过对庄之蝶生活内容的展示及其形象的塑造，传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感觉、情绪和趣味。这当然是腐朽的思想、陈旧的观念、粗鄙的感觉、病态的情绪和低级的趣味。但是你且莫急，我这样评说，绝不是要把贾平凹先生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要指出他在个人发展程度上的局限。
贾平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商洛山中的农村度过的。中国农民是一个伟大的阶级，质朴、勤劳、勇敢、坚韧，用瘦骨和血汗支撑起了整个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但是作为小生产者，又有其不可回避的局限性。这就形成了中国农村文化的两面性：既有向往美好生活、追求自由幸福、崇尚勤劳节俭的积极文化，也有自私狭隘、得过且过、封闭保守、崇尚感官快乐等等消极文化。在陕西农村，特别是商洛山中的农村，由于相对封闭落后、生活单调，且“孔子西行不到秦”，理性异化较弱，自古以来，粗鄙的性文化就显得更为活跃一些。①身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如果能够更多地吸收其中的积极文化，同时主动接受外界的先进文化，无疑是可以提高个人发展程度，从而超越小生产的局限的。遗憾的是，贾平凹先生在商洛山中接受的，更多的是消极文化。尔后上了大学，当了作家，其文化取向仍然以从小接受的消极文化为尺度：凡是与那种消极文化同质同构的便吸收之，凡是异质异构的便排斥之。这就是他在《废都》中套用米兰·昆德拉和《金瓶梅》的最为深刻的原因。这样一来，在他的文化一心理建构上，便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结果是使其消极的一面更加膨胀。
他创作于80年代的小说集《太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津津乐道于吃人油、看阴宅、寡妇偷情、公媳乱伦、性事展览这些东西，基本上可以说是鄙俗文化的集成。其中的《两个瘦脸男人》，则是流传于70年代的一个充满低级趣味的民间笑话的照录。有人把这本书中的《太白山记》吹嘘为“禅宗体”小说，实在是丈二和尚，令人摸不到头脑，我看说是“密宗体”小说还多少着些边际。当贾平凹即将出版《废都》的消息被大小报记者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人们的心头不禁升起一丝希望，希望他对鄙俗文化多少有些超越。然而，他带给人们的仍然是失望。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庄之蝶追求景雪荫未遂，便在梦中与景结婚。然而他在初夜并未占有对方，而是拿起一块瓦片盖在景那里。这一举动，绝非如你所说“把现实那么简单地挽了扣，系在他的理想上”，而是落后农民对女性实施人身攻击的一种方式。我在农村劳动时，就曾听到有的农民用这种语言来糟蹋自己讨厌或嫉恨的女人。什么庄之蝶!到头来仍然是一只不能化蝶的蛹。
作品是作家心灵的窗口。毫无疑问，透过庄之蝶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测量到贾平凹先生的发展水平：在发展目标上，还不懂得人的发展是为了培养全面自由的个性，是追求感性与理性、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的全面解放，而不仅仅是本能欲望的满足;在发展道路上，还不懂得人的全面解放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个人的力量只有融入全社会的积极力量中，才能变革现实，不断创造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而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在对待发展环境上，还不懂得人既对社会拥有权利又必须履行义务，既要自尊也要尊重他人特别是女性，而不能以牺牲他尊来实现自尊。一言以蔽之，在个人发展程度上，贾平凹始终停留在粗鄙的小生产者的水平。②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号庄严而神圣。然而，要设计和塑造人类的灵魂，就必须站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制高点上。而要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就必须不断改造自我，超越自我，丰富自我。这个过程自然是痛苦的，但是作家的艺术生命恰恰产生于这种痛苦之中。由此看来，作家的特权不在于劳动者向你供奉珍馐、美酒和鲜花，也不在于广大妇女向你供奉身体，而在于自觉地不断地提升自我发展的程度。正如鲁迅所说：“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华盖集·碎话》)我想，倘若我们有了这样的自觉，创作健康作品、成就美化事业就有了可能。
由于你的提问，拉拉杂杂写了这些。是是，是非，由你判断。我基本上不同意你来稿的观点，但认为你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而且是一家之言，将向有关杂志认真推荐。
敬颂
笔健
刘润为
1993年10月8日
注：
①陕西的另一个搞电影的所谓“名人”，被国内外一些糊涂的或别有用心的人吹得神乎其神。一位陕西的朋友却告诉我：只要你到他成长的那个地区去看一看，便会立即明白：原来那俗艳色彩的夸张，那本能欲望的扩张，其实就是那里的鄙俗文化的生搬硬套。
②这里说的是小生产者粗鄙的一面，而不是小生产者的全部。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农村，很多农民对小生产的局限都有不同程度的超越，甚至出现了许多中华民族的先进人物。
(原载《文艺批判》，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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