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出色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所叙述的A村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当中算是发展不错的了。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老问题，以劳动力为首的生产力三要素长期净流出，造成了农村的长期凋敝;也看得到新情况，比如大量土地在承包的背景下，由专业户带领的重新“集体化”。落后的生产方式终将被先进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在话语的迷雾之中，眼前的这些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
01.该农村基本情况
A村是北方某前贫困县下属的一个行政村，大部分地形处于丘陵地带。全村共有191户、420人，其中外出打工的占到全村人口的半数。村里男性比例较大，占62%，住户绝大部分为农业户，只有14、15户为非农业户。村里16岁以下的有65人，64岁以上125人，16岁到64岁的230人，其中64岁以上仍在务农的人数有20余人。
A村有耕地1800亩，其中旱地1400亩，水田400亩。除此之外还有1800亩的退耕还林地。A村有2000余亩的山林地，村民对其没有更多的处置。A村上一次土地调整是1999年，当时按政策以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到今天为止，村里各户的土地拥有量基本相同，不存在少数村民拥有大片土地的情况(按访谈者村书记的说法)。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为7亩3分旱地，2亩1分水田。
02.农户情况
A村除了4、5户较为富裕之外，绝大部分村民生活水平相近，因此接下来报告主要讲述大部分村民的情况。A村在当地农村中拥有独特的扶贫大棚，对A村目前的经济状况影响很大，报告也会着重陈述。
(1)A村农业基本状况
A村有两种农业模式——普通耕地和大棚农业，两种模式的主要作物、收入、成本、产量等方面的差别相当明显。下面是两种模式的相关数据对比表：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A村的种植作物相当单一，无论是普通耕地还是大棚，主要作物占比都达到了90%，基本上主要作物的收入就决定了农民总收入。普通耕地和大棚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普通耕地种植玉米(粮食作物)的亩收入不到大棚种植西红柿(经济作物)的十分之一，在考虑大棚的农业成本更高之后，大棚种植的利润依然远胜于普通耕地。可想而知，只要有条件，农民们都会选择大棚种植来增加收入。
A村的机械化水平非常低，无论是普通耕地还是大棚种植，农户对机械设备的要求都不高，当地只有2、3户较为富裕的会在耕种时租拖拉机，其余人都是自耕。A村机械化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方面农民们包产到户，每家的土地都不多，单独使用机械化设备性价比低;另一方面，农民们也不愿意花钱买较贵的机械化设备，富裕一些的农户也只是租用别的村的拖拉机。没有大棚的话，A村几乎就是完全的小农经济。
A村普通耕地和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一样，一年只耕种一轮，每年劳动时间在半年左右，春种秋收。而大棚则由于技术优势，可以进行两轮耕种，承包大棚的农户也就全年365天劳作。
全村有10余户家有养家畜，有羊、牛、驴等等。每年收获的作物绝大部分都用来售卖，仅有少量用于饲养家畜，还有很少一部分供农民自己消费，比如一些农民会种一点葵花、白菜、土豆之类的东西。
(2)扶贫大棚介绍
扶贫大棚是A村的特色，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扶贫项目。A村在2004、2005年就建了第一批共38个大棚，当时建大棚还不是为了扶贫，大棚建造花费由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双方各出1万)，建成后归农户私人所有。时间一转就是15年，在2019年，为了完成全国脱贫任务，A村开始建设新一批大棚。19年建了50个大棚，20年又建了50个。19年建的50个大棚总建设成本为720万，20年建的50个大棚质量更好，总建设成本为1300万，全部由国家出资。农户在国家建成大棚后可以自愿承包大棚，每个大棚需要支付一年一万的租金。
承包大棚的农户统一加入A村的合作社。A村在之前几十年没有合作社，现在的合作社完全是出于扶贫大棚的建设而在这两年设立的。A村合作社是由村管理人员带头的，合作社的五名管理人员由村领导班子和几个党员组成，社员就是所有承包了扶贫大棚(不包括早年的38个私人大棚)的农民。合作社负责统一管理扶贫大棚的蔬菜贩卖和育种工作，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工作，也没有搞过文艺活动。合作社每年会召开3到5次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村书记在提到社员大会时说这和“股东大会”也差不多。除了有村书记等直接领导合作社之外，合作社没有得到政府其他的支持。
总体上来说，扶贫大棚的建设对A村农户的收入有不小的积极影响。但是A村的扶贫大棚是当地特色，甚至可以说是当村特色。扶贫大棚是这两年刚刚办起来的，还没有形成产业，所以还未推广到其他村。
(3)当地收入情况
当地每户的收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农业收入，一个是副业收入。农业收入按照上文中提到的普通耕地和大棚种植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出农业收入情况：只考虑利用全部原有耕地，农民每年的净收入约为21000元;承包一个大棚(一个大棚约8分地)的农民每年可获得收入51875元。由于绝大部分普通耕地用于种植玉米(粮食作物)，而大棚绝大部分用于种植西红柿(经济作物)，所以这个收入也可以看作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较。可以看到大棚种植的收益也是不小的，换算成月收入也在4000以上，当然这是在建立在充分利用大棚一年种两轮的优势，全年劳作基础上，否则只能获得一半的收入，和普通耕地接近了不少。
自疫情以来，农作物的价格波动很大，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一般都有明显的涨幅。据村书记回忆，19年的时候玉米价格每斤在8毛到1块，这个价格当时就已经算是有些贵了，可是在疫情之后，现在玉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每斤一块五，可见疫情对蔬菜价格的影响之大。蔬菜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养殖业，尽管疫情也导致了牲畜价格的上涨，但是饲料费用也水涨船高，很多养殖户能否盈利都持担忧态度。
农作物价格的变化固然影响农民收入，但是对A村乃至当地农村的居民来说，种地并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就A村而言，每户的总收入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农业，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于外出打工。A村的壮劳力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有60到70人就在镇子里打工，干各种体力活，有的还帮别人家去种地。外出务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这也是农村壮劳力流失的重要原因，而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年龄普遍较高，40多岁就算得上年轻。当地农民们的收入差距和耕地数量一般没有关系，决定收入差距的原因往往是家里能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多少。村里最富裕的5、6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家中有人在城市里做建材一类的生意。
据村书记说，当地也存在拥有土地比较多的农民。附近一个村庄人少地多，在按照人口分配土地后就产生了每个农民拥有较多土地的情况。但是拥有土地多并没有改善这些农民的收入，因为分到的耕地基本上都是旱地，无法有效利用，也租不出去，所以事实上这些农民多出来的耕地往往只能荒着。
03.当地农村的其他情况
在上面我们提到过一个现象，很多农民家里的壮劳力都要外出务工，其中一些人就在当地镇里工作。有趣的是，一些务工的人所干的工作正是帮别人种地。为什么会有农民不种自家的地而要去给别人种地，为什么给别人种地的收入比自己种地还要多呢?这下我们就要介绍包括A村在内的当地农村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事实上也是中国很多农村的普遍现象)——承包专业户。
我们之前在介绍A村农户收入时说到，农业收入并不是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普通农民现阶段也很难依靠农业来完成收入的大幅增长，农民们普遍寻求外出务工来改善经济状况。而承包专业户则截然相反，农业正是他们收入的大头，甚至是全部收入的来源。
承包专业户在当地(城镇)指的是靠租农民的地并雇人耕作以获得收入的群体。包括A村在内的当地农村有很多农民要么是年纪太大(壮劳力流失)，不便于亲自耕作，或者本人“户在人不在”，已经事实上搬去了其他地方，所以选择将一部分或全部土地租给承包户，租金视土地质量而定，首先土地必须是水田，旱地是绝对租不出去的，而越好的土地租金越高，最好的地租金可以达到一亩一年500元，普通的地一般就是300元左右。租地的合同往往是一租好几年，每年要预付下一年的租金，合同到期了要再商谈是否续租。专业户在租到足够多的土地之后，就会寻找足够的雇佣劳动力。据一名有过承包经验的受访者说，镇里较早时候雇人都是托关系，靠熟人笼络，让亲戚朋友或者一些村书记去帮忙联系各个村里有没有需要找活干的人。镇子比较小，人们大多互相认识，所以熟人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这几年专业户搞得越来越多，对这方面劳动力的需求比较稳定，所以一些常年给专业户种地的农民也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这些团体一般是10来个人，往往由一个人充当类似工头的存在，由工头负责和各个专业户联系，讨论干活、薪资之类的问题，达成协议后再通知团体内的其他人。
不同专业户承包的土地数量是有差距的。据受访者说，当地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专业户刘某，这几年承包土地挣了不少钱。刘某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原先是否有其他产业、是否富裕都不清楚。他最早开始搞承包时，一年只包(租)了50亩地，但在接下来几年里干得越来越大，到几年，已经有承包600亩地的规模，收入相当可观。刘某善于经营，承包土地后搞多种种植，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避免因为某一种作物价格大跌而导致整体亏损。受访者前两年承包土地种植树苗，结果赔了不少钱，最后为了止损决定把租来的土地再转租出去，也就是租给其他专业户。承包专业户如果只有小规模的承包，那么经营的风险性会很大，土地规模有限只能种单一作物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是看市场行情，哪个最近价格高就种哪一种，可一旦市场再次剧烈变化，就容易血本无归。而像刘某这样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户就很少需要担心这样的问题，除非遇到灾难性的价格下跌，否则他们的利润基本可以保持稳定乃至逐渐增长。刘某只是当地专业户中的一个代表，除了他之外，本镇范围内还有不少专业户，承包规模在两三百亩的专业户是数十人，有不少人是在自己本职工作之外搞承包土地，比如一些政府公职人员在业余就会承包一些土地挣额外的钱。
专业户所承包的土地与普通农民在机械化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差距。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专业户在承包了一些连成一片的土地之后，会花费资金购买拖拉机之类的设备，大大提高了农业效率。这与A村只有少数几户会租拖拉机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这种机械化仍然是相当简单的，甚至也是很落后的。
04.结论
A村在当地算是较为富裕的农村，也是县里的改革试点村，扶贫大棚给A村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采访之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农村发展的困难与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壮劳力流失依然是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即使扶贫大棚这样的项目可以增加收入，大棚中劳作的农民也看不到年轻的面庞，年轻人和中年人大多去外面务工，务工还是农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有些缺乏壮劳力的家庭则最易于陷于严重的贫困，需要地方政府的特别关注。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搬出去，去城镇生活，这也使得农村人口继续下降。
A村的扶贫大棚可以说是当地农村最先进的生产模式，可是抛开大棚建设，A村在内的当地农村机械化水平相当低下，一方面大部分农民们不愿意以不小的费用来购买或租用拖拉机一类的设备(收割机之类的更是基本见不着)，另一方面农民们在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也缺乏使用机械化设备的条件，每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狭小，农业机械化的性价比太低。
专业户那里则呈现出较为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外出务工的农民正是去给专业户打工。专业户可以统一管理大片优质的耕地，可以投入资金进行机械化耕作，农业生产效率远高于一般的农户，这也是专业户和其雇佣的农民(当然，这里也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民工)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的原因之一。承包专业户在媒体中的评价一直不低，很多官方媒体都赞扬专业户给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专业户也成了新时代“先富带后富”的经典例子之一。受访者也认为，专业户的农业模式比每户农民自己种地要好得多，能用机器，被雇的农民收入还更高。然而当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感到这一模式的有趣之处。
承包专业户被赞为农村经济的带动者，这倒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都可以看到专业户模式下农村经济优于普通模式，而雇佣的农民工的收入也多于普通农民，所以他们不种自家的地儿要去给专业户种地，甚至可以把自家的地租给专业户再去给专业户种地。我们知道，专业户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群体的诞生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息息相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出后，农民们恢复到几十年前各家自种各家地的小农经济，这一经济模式到底有没有像宣传中那样“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创造了农村经济奇迹”，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专业户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集中了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使用机械化设备，这与包产到户之前中国一直推广的集体农村经济难道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吗?人们一方面鼓吹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另一方面却又鼓吹相当于把农民们重新聚在一起搞“集体化”的专业户带动农村经济，这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专业户模式和过去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过去的集体经济生产资料属于村集体，而在专业户模式下，专业户虽然不能彻底掌握生产资料(他们需要从农民手中租地)，但是却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从而变成了类似于“农业资本家”的存在。“农业资本家”这个用语可能并不准确，但确实让笔者感到有符合之处，也让笔者联想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农场主阶层。百度百科中，对专业户的描述如下：①专业户都是商品生产者或直接间接为商品生产服务的。②专业户是农村生产走向广泛的分工分业的产物。③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专业户必然要采用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这就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农业机械和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为商品生产服务”，说得对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也正是“为商品生产服务”的!专业户推动了农村生产走向分工，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对生产分工的大大促进。这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专业户的经济模式会带动农村经济了，因为专业户本质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代替了(封建式的)小农经济模式，更优越的经济模式当然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而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专业户也依靠剥削雇佣者的剩余价值来获得收入。
中国的农业专业户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可能由于农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专业户的收入往往无法与工商业的资本家比肩，他们的收入限制于承包的规模，很多两三百亩的专业户都有本职，只是靠承包挣外快，只有少数是寄希望于承包来挣大钱。而刘某这样的大专业户，租有600亩土地，假设平均每亩地可以有200元的净收入，相当于月收入一万，在农村和小镇当然已经是上层群体，但和城市一些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也差不到哪去(当然两者付出的劳动是不一样的)，和他们美国的“同行”比起来更是小巫见大巫。专业户进行的机械化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相差甚远，一方面中国专业户依然达不到一些发达国家农场主的规模，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更良好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支持。
最后，我们不禁哭笑不得，在专业户的带领下，农村竟然在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实现了“集体化”，而他们的社会评价与对过去集体经济的评价却大相径庭。笔者也不时会想，假如这种“集体化”不是由少数专业户带领的，而是由绝大部分农民自己领导、从而变成真正的集体化，那么农村的经济又会怎样呢?笔者不才，还请读者自行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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