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延津县：仅一个教堂被征用 40年发展8个教徒
藁城建教堂勇夺中国第一 基督教信徒正农村包围城市
2021年初，河北突然拉响疫情警报，意想不到竟“城门失火”，凸显出“宗教活动导致疫情传播”的内幕，凸显了藁城区教堂林立，凸显了藁城区大批儿童信教。一时，舆论大哗。从藁城区改开40年传教活动盛大，对比旧中国延津县40年只发展8个基督徒，该叫人作何感想。
一、神父老詹传教40年只收了8个徒弟
何为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以“圣经”为经典，被统称为基督教。在统一基督的前提下，各教有所区别，如，天主教有教皇，有偶像，以自己的“普世性”自称公教，信徒称其所信之神为“天主”，则显示出天主教的特殊性。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开封市西北部，西距新乡37公里。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中，讲述了一个意大利神父老詹，上世纪初年轻轻就到延津传教，老詹在延津传教40年，只收了8个徒弟，第9个信众，也就是关门弟子杨百顺，那是在他失魂落魄无立足之地，为解决今晚在哪睡觉，才功利性地选择信主。老詹给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 ，每晚给他开小灶恶补教义，杨摩西却总是打瞌睡没听进半句。杨百顺虽名叫摩西了，可他根本就没把这上帝当个球踢!
神父老詹一生的牵挂和梦想就是建教堂，延津县原来那唯一的教堂，又小又破不说，还被历任县长征用了。神父老詹只能栖身破庙，他至死都没收回属于自己的教堂，最终死于破庙。老詹死后，杨百顺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幅教堂图纸。这是老詹心目中的理想教堂，画得极其精美，教堂的窗户就有七十二扇，塔顶上有座大钟。只不过，那是画饼充饥。那是黄粱美梦，那是白日做梦。
《一句顶一万句》虽是小说，但又是依据史实的真实故事，老詹的外孙在70年后，再度造访延津，就是来寻找老詹的遗迹。
试想：民国时期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总统，又货真价实地被宋美龄收为基督教徒(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就是传教士)。这总统夫妇共同信仰的“洋教”，在当时应该很风光，也很时髦。可延津县唯一的小教堂，却被不识好歹的历任县长征用了。不管神父老詹如何煞费心机地传教，可当地百姓置若罔闻，根本就不买上帝的账，老詹苦口婆心地传教40年，只收了8个徒弟，这让人都有点啼笑皆非，都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传教士在延津遇到的尴尬，在旧中国绝非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有蒋总统夫妇“身先垂范”地信教，可到了1949年，中国才有70万名基督徒，占全国4亿人口的0.17%。就是这一小部分教徒，又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几乎少有。可以说，基督教在整个旧中国的发展，那是“凄凄惨惨戚戚”。
二、对比洛宁、藁城的传教真天上人间
在新中国的前3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80年代后的40多年里，各种宗教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怂恿下，各种宗教的信教人数都驴打滚地翻番增长，基督教更是争著先鞭。
1.延津县的省区基督教昌盛。1981年，河南省成立了基督教协会;随之各市地也陆续成立基督教协会。至2000年年底，全省就有基督教信徒197万余人(隐性信教不算)，牧师80人，长老321人;有基督教教堂1825座，简易活动场所3750处。至2011年底，全省有基督教教堂2525座，其他基督教活动固定处所4002处。到2020年又会增长到多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的专家在河南新乡、焦作、洛阳等地进行调研发现，有的农村信教群众竟然高达80%甚至90%，教徒正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而延津县就属新乡市，虽查不到延津县基督教徒的具体资料，但若“农村信教群众竟然高达80%甚至90%，村两委的换届选举已被教会操纵”，想来延津在改开的40多年里，绝对不会只发展了8个基督教徒。
2.国家贫困县建63座基督教堂。河南的洛宁是一个仅46万人的小县，最出名的是名列全国十大贫困县之一。可别看县小县穷，名气抵不过网上的小鲜肉，绝对内藏“上帝的大爱”。
就在这个贫困县，竟建有63座基督教堂。而且，有的基督教堂还紧傍洛宁县政府比肩而立。新闻《洛宁县隆重举办基督教活动场所挂牌仪式》报道：“截至目前，全县63处基督教堂全部完成挂牌工作”，如此看，这 63处基督教堂还都是正牌的教堂。 18个乡镇平均每个镇3.5个基督教堂外，此外，还有被批准的77处临时活动场所，这些教堂和临时活动场所，几乎全是改开后，发展宗教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
3.藁城的基督教徒有多少?20世纪60年代中期，藁城的12座天主教堂全部被拆。可是改开后，宗教势力卷土重来，现在藁城境内教堂有15座。教堂不但比以前多了，还多次重建，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其中，北桥寨教堂距疫情严重的小果村只有五六百米，这所教堂气势恢宏，可以容纳3000人参与弥撒，是中国最大的教堂，勇夺中国第一。就是全世界谁见过能容纳超过3000人做弥撒的教堂?至于藁城区的传教点，宗教聚会场所，更不计其数。早在2006年，藁城天主教徒百人以上的村就有31个。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刘海涛的调查研究：截止到2002年，石家庄市基督教信徒就有53291人，平均每年新增信徒3000多人，至2020年石家庄市的基督教信徒，又到底发展到了多少?而石家庄市的基督教信众，又重点在藁城。
三、在相互强烈对比中的几点思考
常言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拿改开后的宗教事业“翻筋斗”展，对比旧中国延津县传教40年窘困尴尬，不由心生几个疑问：
1.谁批准凭空建造90%宗教场所?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6月12日文章《李向平：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格局及其特征》称，不完全统计，中国基督教现有教会堂点约55000个，其中教堂约24000座，聚会点31000多个。2015年7月7，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首期《中国宗教调查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不是历史的自然延续，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获批准恢复，是在一片空白上重新开始。目前，基督教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适应得最好的宗教;43%的天主教教务负责人是大学以上文化，远远超过五大宗教的平均数18%。
2.庞大的宗教管理部门都管理了什么?吃“皇粮”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宗教部门有三套：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简称“国家宗教事务局”--各省市县都有“宗教事务局”，自上而下全套行政机构;二是五大宗教协会：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协会，这是各级统战部正八经儿的下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分别都归政府管理;三是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此外，还有全国性的中国宗教学会、宗教文化研究会等。如此庞大的宗教管理部门和宗教机构，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宗教传播，迅速达到泛滥成灾。
3.建教堂真的就是为了传递“福音”?莫忘耶稣信徒捧着圣经，如何在中国倾销鸦片，又如何口念上帝，却在中国烧杀、奸淫抢掠。当基督教传教士带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屠杀中国人时，光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就屠杀了通州一个村庄。解放前，就是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振远，正定教区神甫吴雅阁和藁城北桥寨教堂神甫赵雅客，利用教徒深入解放区的优势，接近我领导机关，收买基层人员刺探情报，并从事暗杀活动，甚至再1948年秋，通知军统派飞机前来轰炸西柏坡等中央机关住地以及石家庄市。现在再美国的基督教团体的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时，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4.基督教驴打滚的发展不需要警惕?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笔者部主任、基督徒大卫·艾克曼曾在其图书《耶稣在北京》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艾克曼还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世界最大基督国家之一。
《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公开的基督徒”与“隐藏的基督徒”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洋教”迅猛发展的态势，就不需要引发关注?
总之，旧中国延津县仅有一个又小又破的教堂，还被长期征用办学，传教士在延津40年传教只发展8个教徒，对比80年代后藁城建教堂越建越多，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甚至勇夺中国第一，基督教信徒正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盛况空前，这样强烈的对比下，就不该有点反思?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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