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濒临破产”的消息再度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国资委已经接手”的说法更是在某些群被有鼻子有眼儿地传播。
网曝华西村某广场人群冒雨排长队疑似“挤兑”入股资金，起因是24日华西村的入股分红突然从承诺的30%变为0.5%。
26日下午，华西村党委发言人回应称视频属实，主要是“外面的引资款到期兑付”，坊间传言引起了周边投资村民“挤兑”，“华西资金充足，兑付没问题”。
其实，华西村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破产”消息。近年来，华西村“破产”的传闻此起彼伏、甚嚣尘上：
一些改革精英，做梦都盼着华西、南街这样的还在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赶快破产，然而，“负债389亿”的华西村依然“僵而不死”。
当然，华西村近年来遭遇的困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华西村的三大产业是钢铁、纺织、旅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发生在房地产领域，更是在实业生产领域普遍地发生了，钢铁、纺织日益没落为夕阳产业，而华西村的红色旅游热潮在“共富、唱红”衰落以后也走向萧条。到2012年，华西村虽说还不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但现金流的确已经面临断裂。
遭遇“挤兑”的这起投资事件中，华西村虽然还没有到“破产”的地步，但“失信”是无疑的，这是华西村目前遭遇到巨大困局的又一次显露。
昔日的集体经济共富神话、“天下第一村”，为何面临如今的巨额负债?笔者认为，辩证地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状和出路，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遭遇媒体“双标”的“高负债”
2008年，另一个共富典型——南街村，同样遭遇了《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关于“南街村破产”的疯狂炒作。实际上，当时的南街村面临着16亿的负债，而资产有26亿，负债率虽然也达到了61.5%，但是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这两年南街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负债率已经下降。
而据此前媒体报道，华西村“总资产542亿、负债389亿”，负债率高达71.8%。这一负债率接近目前国内企业平均负债水平：财政部去年公布的中央企业平均负债率在2019年末已达67.2%，房地产企业十大巨头的平均负债率早在2017年就攀升到80%以上;全球500强企业负债率普遍在70%以上。
可以说，“债台高筑”是目前国内外企业主体面临的普遍状况，以债务“创造财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通病”。
华西村和南街村的高负债当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但笔者看不惯的是，这些鼓吹私有化的自由派媒体对普遍存在的事物和状况视而不见，唯独盯着华西村和南街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化石”，动辄炒作它们“濒临破产”的话题。
华西村的“非社会主义”性质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起步，与毛主席办“社队企业”的伟大构想密不可分。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不久，毛主席就将《人民日报》介绍安徽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工厂的做法收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
而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正是在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精神下，从60年代初就开始创办“队办企业”的，农民搞起了小五金。
1965年，毛主席在介绍华西社队企业的材料上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在将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大寨树立为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之后，毛主席又将华西村树立为了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公社工化”的典型。
从大寨到华西，实际上验证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两步走”的接力：第一步是通过农业合作化打下地基，农业支援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第二步是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办工厂实现农村地区的现代化。
遗憾的是，在分田单干的大环境下，作为合作化旗帜的大寨已经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污名化;而地基之上腾飞的华西村却“如鱼得水”，成为参与书写80年代乡镇企业“奇迹”的一颗新星，那个年代众多的乡镇企业正是来源于毛主席时代创办起来的“社队企业”。
吴仁宝的伟大之处在于，在乡镇企业逐渐被私有化、集体资产变成个人资产的大潮下，吴仁宝却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坚持了下来。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华西村集体经济已经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而演变为“小部分人的资本的集合体”(张文茂老师语)。
毛主席设想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然后过渡到全面所有制，大环境的变化已经彻底逆转了这样的进程。
新世纪以来，华西村经历了从小华西到大华西的转变，陆续兼并了周边的二十多个村，这样的兼并以类似资本入股的形式进行，新并入村的村民待遇与原华西村村民有着很大的差距，贫富差距在大华西内部已经逐步显现;另外，华西村雇佣了2万外来人口，与一般的资本企业别无二致，这一现象在南街村同样存在，只是南街村通过“荣誉村民”的形式不断吸纳外来人口，要更加公平。
而真正“要命”的是，市场和私有制的大环境不断向华西、南街这样的集体村的村民传递着“精神污染”，集体经济组织下原本就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以及个人的“多吃多占”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大环境下原本还可以得到抑制，而在市场环境下却又被不断激发和放大。
毕竟像吴仁宝和王宏斌这样，能通过个人觉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是凤毛麟角，“化公为私”的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随时面临蜕化、变质的危险。以至于南街集体经济的维持靠的是班长王宏斌这样的能力的“榜样带动”和“威望震慑”，而华西村的维系则靠的是外界带着有色眼镜和异样眼光所抨击的“家族统治”——这一点与今天朝鲜所面临的外部困局非常相似。
华西村“高负债”更无关“社会主义”
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以及垄断化的大趋势，“农民办工业”的华西村相比那些资本巨头，原本就不具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合并了周边二十多个村以后，华西村就停止在村庄规模上的扩张，转而学习一般的资本企业，开始了产业方面的转型和扩张，甚至涉足金融领域和地方银行。
华西村的“高负债”正是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而南街村的债务同样是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累计起来的。
尽管华西村的内核仍然是集体经济，但其参与市场交换的主体与一般的资本企业没有丝毫差别。在资本扩张期，债务问题还不明显;而随着全社会生产过剩的加剧、资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债务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也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华西村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一般资本企业今天所遭遇的困境，跟“社会主义”没有一毛钱关系。
即便如此，华西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积极意义仍然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实现了3.5万农民的共同富裕、让他们免受资本剥削之苦;它的存在更是为中国广大农村指明一条可能的出路。
前几天，激流网就“女权”问题刊出了一篇“左翼鄙视链”的文章，笔者对文章观点深表赞同。而某些自诩“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不也在不断鄙视和抨击南街村和华西村这样的仅存的农村集体经济典型吗?
华西和南街是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旗帜，某些人把它们存在的意义拔得太高，就会恐惧甚至痛责它们的不足与失败，某些“情感左翼”甚至可能因为它们的失败而丧失信念斗志;但也完全不必要贬低它们，无视它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存在的进步意义。
虽然它们代表不了最终方向，但社会主义者也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农村集体经济的维系、乃至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进化”，所面临的也正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才是足以引起我们思索和为之不懈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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