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第58个纪念日。
毋庸讳言，学雷锋做好事，是维护社会公德首要特征体现之一。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凌晨两点多，在杭州机场路上，笔者与战友钱新民两人执勤下岗后，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本该回宿舍休息睡觉，但遇见一位病危老人艰难痛苦前行，就毫不犹豫地拦截车辆扶助老人去医院急救，在医院整个救治流程跑腿忙碌下来，直至病人转危为安，回到部队已经是上午七时许了。我们没有声张也没有汇报，更是谢绝病人要求留名。不想一周后，在外工作的病人子女赶回杭州，几经周折，找到我们单位送上锦旗表示感谢了。当晚，我们特勤中队集中列队晚点名时，指导员郑重宣读了对我和钱新民学雷锋做好事的嘉奖令。
1997年的一个傍晚，我在杭州建德丝绸厂附近，面对一个抢劫老人2400元看病钱的年轻歹徒（据歹徒哀称其刚从监狱出来生活无着才抢劫），我不犹豫追击上去，孤身将嫌犯擒拿到该厂保卫科移交看管，并当场将被抢款项数点还给急的痛哭流涕的老人，并电话报警后不留名地即悄然离去。
对于这两段印象深刻的学雷锋做好事或见义勇为的往事，我这辈子终生难忘。
虽然是小事一桩，但有良知者，相信都会为自己积德行善而感到欣慰舒坦。
学雷锋做好事的人格原则，首先就是不计得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是否出手善举而找借口。
但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不敢扶”这种冷血现象，笔者也相信，每个具有一定社会良知者，也都会深恶痛绝。
前几日四川攀枝花某地铁出站口一名老人不幸脚上头下摔倒在台阶上无助痛苦地抽搐，很多路人看到后选择冷眼以对或熟视无睹。这段视频曝光之后，不少人的热议中，少不了还是“不是不想扶，而是不敢扶”。
笔者以为，攀枝花地铁口“不敢扶”这个事件真的是性质恶劣的令人发指，这与见死不救的间接杀人的刑法学上的定性有什么两样？试问，如果摔倒在地无人扶助的是你自己七老八老的父母，难道你的心理就不会有愤恨这个冷漠社会的不平衡情绪？
时代确实不同了，国人的价值观确实也不同以往的毛时代了。离开毛泽东的时代，国人钱字挂帅，“学雷锋做好事”俨然成为了大多数人挂在嘴上的口号而已，真正践行者少之又少，这就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的严重悲哀现象之一。
并非危言耸听的是，大多数国人，都会以南京彭宇案为借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抑或振振有词、句句在理地粉饰自己的冷血行为，推脱自己的公德责任。以至于这个社会的人心公德有着世风日下、无可挽救的趋势。
无可辩驳的是，维护社会公德，就得做到惩恶扬善。
请注意，中国博大精深、世界尊重的汉语言文化当中的词汇组合就相当讲究哲理艺术。为什么“成家立业”，而不是“立业成家”？这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只有成家了，才会更有家庭责任感，才会更好背负创业持家的义务。同样，“惩恶扬善”，为何“杨善”要置于“惩恶”之后，因为，也只有“惩恶”施行前置，而才能达到“杨善”之效果。
而且，惩恶扬善并非单指道德约束层面而言，而应延伸到法律调整范围。对于见死不救的“不敢扶”行为就应当立法给予警告、罚款的治安处罚和情节严重者给予刑事惩罚。对于被帮扶者反讹做好事者的行为，也应当专门立法给予严厉惩治。象攀枝花该地铁口“不敢扶”事件，对于走过路过不施以援手者，就当根据情节轻重究其法律责任！以示惩戒、起到教育。
由此认为，当今我国遵循习总书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指示精神，就是提升国人社会公德的最好行为指南，我们应当在友善与法治互为调节的框架内达到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良好效果。
说一千、道一万，对维护社会公德、去除毒瘤，就必须拿“不敢扶”开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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