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前几天人社部宣布正在研究“延迟退休”的具体方案，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了热议。
环球总编胡锡进3月3日晚间，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胡锡进支持延迟退休的理由是：“中国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且平均开始工作的年龄变晚，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的法定退休年龄，就会面临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领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这无论如何不可持续。”
这其实也是目前给“延迟退休”提供合理性的主流舆论的说法，然而，这个理由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二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主要采取的是国家养老制度，企业缴费、国家统包、待遇统一，保障水平较高；而日本及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道义压力以及本国工人的抗争，采取的是“福利型”或“普惠制”养老，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体国民。
而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采取的是企业缴费加个人缴费，养老保险待遇与缴费数额挂钩的“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制度；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皮诺切特政变之后的智利）则完全强调自我保障，实行完全积累的基金模式，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户。
80年代，随着国际共运走向低潮，新自由主义改革兴起，工人阶级权力削弱，美国等发达国家陆续推行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原有的“福利型”养老制度国家则向“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制度转型，这一做法无疑是向福利制度的进攻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当然，福利制度本身也不是资产阶级施舍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延迟退休”与国际共运走向低潮是相伴生的。在法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工人运动史的国家，前几年因为某些行业延迟退休的政策出台更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行动。
美国于1983年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理由同样是“老龄化”。
表面上看，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正当无比，细细追究就会发现这个理由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推敲。
美国的人均GDP从1950年的1979美元上涨到1980年的12576美元，也就是说单位劳动力创造的物质财富是30年前的6倍，而美国的老龄人口比重仅仅从1950年代的9%提升到了12%。
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创造足以维持自身基本生存的物质财富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本应该大大缩减，休息时间本应大大增加，就算“提前退休”完全也是应当的。马克思所设想的“早晨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吃完晚饭后讨论哲学”这样的诗意生活在广大劳动者群体中本应已经具备实现的物质基础。
而在美国的“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制度下，养老金是与工薪阶层的工资高度挂钩的。
以2010年为例，美国的民众总收入（12.37万亿美元）占GDP总额（14.6万亿美元）的84.7%，然而这是对各个阶级而言的，包含资产性收入，实际上工资收入（6.4万亿）仅占GDP的51.8%。这里还要考虑各个阶层工资的巨大差异，（可参考中国，因为美国的贫富差距与中国相比不相伯仲）
所以，对于处在无产阶级的广大工薪阶层而言，工资收入仅仅占其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很小一部分，而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了；那么，相应地，与工资水平相挂钩的养老保险缴纳金额也就很有限了。
另一方面，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广大底层消费能力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在1950-70年代的美国不断加剧，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为了维持经济运转，企业及政府债务不断攀升，银行系统开启了疯狂印钞模式，货币不断贬值，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金本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美元的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个背景下，尽管工薪阶层的名义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跑不过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但与工资水平挂钩的退休金的发放金额也随之水涨船高。即便不存在老龄化问题，在通货膨胀和名义工资上涨的大背景下，按前一时期工资收入比例缴存的养老金也无法支持后一时期工资上涨之后应发的养老金。
所以，养老金的缺口从根本上来讲，实际上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而人口老龄化固然是一个因素，在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也学习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开始实行“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制度。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参照美国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历史，个中道理其实也就不难想明白。
2012年，中青报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90%以上的人反对延迟退休，支持者多为公职人员；而到了2020年，清华大学的另一份调查显示，已经有79%的人支持延迟退休，这个数据有没有水分不知道，不得不说，媒体的“说服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然而，多数网友对延迟退休似乎想象得过于美好，就是多数人的预期是“留在原先岗位继续工作到退休”，可是，现实是残酷的。相当多的工作岗位在招聘时对年龄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愿意招聘高龄人员；更别说某些IT企业巨头公然在企业内部清理35岁以上以及40岁以上的雇员。
或许未来会出台一些举措，比如禁止企业辞退55岁以上劳动者；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企业选择在54岁之前把你辞掉……
在前几天的文章《延迟退休与2.5天假期：与国际接轨应统一标准》中，笔者提到了就业压力的问题：
官方公布的数据称2014年-2019年，每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保持在1300万以上，而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都有700万；而延迟退休即便是逐年推进，每年也要减少近1000万就业岗位，这个400万的缺口怎么弥补？
除了有编制的铁饭碗岗位，很可能会出现高龄劳动者未到退休年龄却找不到工作的局面，对这部分人而言，“延迟退休”实质上也就变成延迟退休金领取年龄。
对于现在退休的工薪阶层而言，只要不生大病，目前的养老金水平对于维持他们的养老往往是有富余的；而相当一部分养老金还要拿出来缓解儿孙辈的教育、住房压力，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穷尽三代购买力”；在农村地区很多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从事重体力劳动，其实也是为了缓解儿孙辈的压力。这种状况不也同样是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吗？而延迟退休，实质上会减少退休工薪阶层的养老金领取总数，无疑是加剧了这样的“压力”。
养老金的缺口问题从来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分配问题以及更本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延迟退休不过是围绕“养老金缺口”问题本身的本末倒置的“创新”，固然能解一时之渴，却解决不了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目前的老年抚养比是4.9（即4.9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老年人口），预计2050年老年抚养比将达到1.4，延迟退休又能延迟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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