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对于《觉醒年代》，我评价很低。
先感受一下那个著名的老段子。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一个月八块钱，这个时候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每天见到的，都是将来会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人物。
十多年后，毛主席对斯诺回忆说，他想和那些文化运动的名人们交谈，但没人愿意理他，只把他视为一个湖南乡下来的乡巴佬，看不起他。这个采访发生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陕北，毛主席和红军的处境依然非常困难，他的心情应该也不会太好，谈到早年的这些经历，多少会有些“孤军苦斗”的意思。
新文化运动近四十年后，胡博士在台湾也谈起了他在北大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胡博士风格的轻浮。他和他的得意门生傅斯年、蒋廷黻等等，都跟着常公一起败退到台湾了，对自己的失败仍然毫无反思，谈到早年和毛主席仅有的这点交集，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不屑。
这时候的新中国已经打赢了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恢复和建设，各方面都在蒸蒸日上，胡博士依然没有学会尊重他眼里的那个湖南乡巴佬。这不叫知识分子的风骨，也不叫文人傲骨，这叫无知的傲慢。常公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差异，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差异。
失败并不可怕，学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失败才不会白白付出代价。常公虽然一直在反思，也并没有从失败中得到什么教训，但起码还知道反思，胡博士比常公差了一万个蔡元培。
但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年来，各种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都把焦点对准北京的精英群体们。十年前的《中国1921》，尚且有北洋政府的腐朽无能这条线索，这次的《觉醒年代》，就剩下北大教授们的慷慨激昂，挥斥方遒了。
虽然这次陈独秀、李大钊变成了主角，比前三十年把焦点放在胡博士、蔡元培以及一帮北大学生身上，算是略有进步，但也仍然是精英的视角。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而且就是在北大，这是不是事实?确实是。但另一个事实是，参加了一大的北大的人总共有四个，全部背叛了革命，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国焘。走到最后的是当初北大师生都看不起的那个湖南来的乡巴佬。
但这些年来对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学界的研究，还是官方的宣传，都始终盯着北京，盯着北大，就在那个文化精英圈子里打转转。学术界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的保守派都已经挖得底朝天了，还是没有说清楚，新文化运动这件事，和北大的精英圈子、和北大之外的那些中国的乡下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关系?
当然，学术界本身是很分裂的。他们一方面其实是想着胡博士、蔡元培、傅斯年这些人的，心眼里并不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和图书管理员有多重要，但为了过审，又不得不把他们并列在一起，所以，就把这些人都打扮成了胡博士、蔡校长这种精英人士。甚至连毛主席被看不起的事实，都变成了这些人折节下士，热情接待了。
但这种叙事始终回避了的是，到20年代之后，他们就各自分道扬镳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博士继续留在北京吹牛扯淡，跟着北洋政府混，鼓吹什么好人政府，甚至连北伐都表示反对，后来到抗战初期参加低调俱乐部，衔命出使美国，更是怕自己祖国在苦难中挣扎的同胞的惨叫声打搅了美国的清梦，连常公都看不下去。
至于蔡校长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反G老手，直接参与了四一二的策划，而且终生反G，从未改变。
无论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本身，身在北京的湖南乡下人始终没有参与，只是冷眼旁观。他不想参与吗?也不完全是，毕竟他也才二十五六岁，正是热血的年纪，但他没有。因为在胡博士、傅斯年这些人看来，我们在谈论救国救民的大事，你一个乡下人，凑什么热闹?
在南下去上海的途中，途径曲阜，他特意下火车，参观了孔府。到南京浦口下火车的时候遭窃，身上的钱全部丢完，只能给人打短工，挣了一点钱，又买了火车票，到了上海。
即便是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风云人物，除了张国焘参加了革命，其他人也都是五花八门，但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一个都没有了。站在他身边的那些百战余生的开国将帅们，虽然在思想上都或多或少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他们大多数和他一样，来自遥远的乡下地方，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排观众。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重要吗?确实重要，但已经研究了一百年了，眼光还是盯着北京，盯着那个文人小圈子，连文化名人们在风俗场所争风吃醋打架都研究透了，能不能换个角度，研究研究北京这场小圈子里的高谈阔论，是如何影响了那些偏远山区的年轻人的?
毕竟，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两党的军事政治斗争，还是抗日战争，主体人群是这些偏远山区的青年。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他们无法直接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等到北京的文化思想风暴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了蝴蝶扇动翅膀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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