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让民意沸腾的时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江苏灌云县一位20多岁的女辅警，五年间居然用身体敲诈了八个公职人员372万元，而且是其中一半是公安部门的领导。
女辅警被判刑13年，退款后还要罚款500万。那个演员吴某波的小三敲诈到手300万，还有未遂的3700万，才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海南张家慧受贿4000万，罚款才400万。三个地方的法官，难道拿的是三部法律。
和吴某波报案有人敲诈不同的是，被女辅警敲诈的八位“官老爷”却无一人报案，是其中一位公安局副局长受贿案件牵出的副产品。
这是一桩没有“苦主”的敲诈勒索，这很罕见。这八位法院判决中的“受害者”都是女辅警的性伴侣，短的几个月，长的几年。没有“仙人跳”，也没有人身威胁；没有撕B，也没有破裤子缠腿。这样香艳氤氲的敲诈，确实有上热搜的资格。
网上的判决书很快被灌云县撤下，似乎他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个判决书起到了全民普法的作用，很多人指出，原来最该接受普法的正是法官自己。
各种法律纠缠已经成为这几天的热点。大道至简，法律也是如此。法理不外乎人情，当一个法律事件引发全民共识性的反弹，那么不是法律出了问题，就是法官出了问题。
据说美国在寻找陪审团成员时，尽量地寻找一些“法盲”。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不被法条约束，才能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评判案件。
在老谭这个“法盲”看来，这就是一桩肉体和金钱的交易。谁见过一边被敲诈，一边继续爽得要死。难道两个公安副局长、两个派出所所长不知道何为敲诈。
归根结底，这是一件你侬我侬，你情我愿，周瑜打黄盖的交易而已。不但不是刑事案件，报案者都没有，连民事案件都算不上。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谁睡了谁都不能叫做敲诈。
即便事发之后，那八位抠脚大汉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也充其量是西门庆状告潘金莲，死道友不死贫道而已。
这是简单的钱色+权色交易的“春宫”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春宵一刻值千金。五年的时间，八个老男人的婚外快感，值多少钱。你会同情这样的“受害人”吗？
甚至这都不是道德问题，因为我们的道德自身就出了问题。当职场性骚扰、约炮文化、陪睡女助理、直播做爱；当有钱就是“国民老公”，一脱就上位的社会文化从字典中抠出了“羞耻”二字，传统道德早就闭上了双眼，公序良俗常常只能起到遮羞布的作用。
几十年来我们高喊的解放思想，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解开了男人和女人的裤腰带，而且没有最解放，只有更解放。物欲、权势欲和性欲，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在永不满足中越缠越紧。
“世路难行钱做马，愁城欲破色为军”。出卖身体已经成为了一种创业模式；躺着就把钱挣了，变成了一条令人仰慕的康庄大道。女辅警不过是这个创业大军中的一个成员。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男人也正在加入这支队伍。
导演和演员、董事长和秘书、导师和学生、长官和下属……还要再说下去吗。认为你比她们干净的，请站出来。
如果正视现实的话，职场女性已经沦为某些人眼中的“慰安妇”和高级小姐。在无处不在的灰色性关系面前，触目可及之处都能够看到实际上的性工作者。到底谁是婊子，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灌云县女辅警有没有这个色彩，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即使她的要价高了一点，也是和满身皱纹的老头子做爱正常的溢价，绝对不是敲诈。根据交易原则正常获得收益的她，不应该成为最悲惨的职场二奶。
在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正像有人认为“戴套不算强奸”是合理的一样。中国目前的堕胎率和堕胎人数高居世界首位，在有些人眼里同样合理。合理不一定合法，合法也不一定合理，正在成为逻辑悖论。
交易是私有化的重要特征。当我们最终选择了让资本来组织社会生产，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拜金主义谋杀传统道德，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也一定会沦落风尘。
物欲与精神的失衡是社会货币化、商业化的必然产物。当包括肉体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成为商品，当财富成为衡量素质人品的标准，人们的坚持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文不值。有的人追问白毛女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这个问题符合今天的语境。
这是资本世界的一个鲜明特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就被媒体描述为“一路睡到现在的荡妇”，但这并不影响她准备接班领导美国。克林顿的潜规则比导演施暴女演员更下作，这也不影响他的风光。这就是西方文化，而且是影响了我们几十年的文化。
前些天被弄死的那个赖小民，搞100个情妇，显然也是皈依了这种文化。当整个社会的染色体发生了变化，苛求个人的道德水准没有意义。
经济才是一切的源头，是价值观的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女辅警和他那八位性伙伴也都是受害者。不是他们改变了世界，而是外部世界鼓励他们的欲望一丝不挂，并将他们送进了道德的下水道。
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的刑法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如果按照这个再温柔地强奸也都是强奸的法律，那八个公职人员对女辅警就是强奸。好在那个刑法被修改了，改成了只有用暴力才算强奸。对那些女人主动送上门来的“成功人士”来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强奸，永远都会享有性福。
二十七八年前我去过灌云县，一个苏北十分破旧的县城。《镜花缘》的作者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镜花缘》的中心思想就是女权问题。将近200年前的李汝珍能够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提出女性问题，这使《镜花缘》堪称一本奇书。不过他没想到的是，200年后，中国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婚姻之树常青》中有一句话，“当一个男人不再被荷尔蒙驱使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自由”。中国古代的太监集体反对这一说法，他们不被荷尔蒙驱使，不但泌尿系统出了问题，还更加的不自由。
荷尔蒙在符合人类文明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框架中是个好东西。失去了这种约束，才会变成危险分子。当头面人士在伦理道德上成为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一定会带来性价值观大坝的崩塌。
2000多年前的管仲就看到了这一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遗憾的是他的话，今天的我们仍然未能理解。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期许，5000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低落。在性别标志物上挥舞的人生欲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
如何不让身体成为一种商品，是今天女性的共同困境；如何不在物欲中随波逐流，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女辅警通过获得收益来平衡付出，只会使这种困境更加坚硬。出路在哪里，这不是她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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