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3月18日是巴黎成为巴黎公社的日子。之后的两个月，巴黎公社组织、生产、分配、立法和战斗，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左翼政治实践之一，巴黎公社实现了无产者领导的城市自治，实施政教分离，实行妇女选举权，并英勇地抵抗反动政府军。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源源不断地从巴黎公社的实践和思想中汲取力量。
本文讲述的则是巴黎公社较少有人谈论的太平洋原住民遗产。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数万参与过公社的巴黎市民被处决，另有4000人被法国当局流放到法国位于南太平洋的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离巴黎和“文明”最远的地方。
流放的目的是双重的文明规训。一方面是让公社社员在与新喀里多尼亚土著卡纳克人的接触中遭遇“野蛮”，从而唤起对文明祖国的留恋。另一方面，对新喀里多尼亚是1853年刚被法国兼并的新殖民地，法国殖民当局在当地的“文明化”统治也方兴未艾，巴黎公社社员也被邀请见证这一基于“文明教化”的全球殖民工程。这一对战败者的规训颇有成效，不少公社社员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文明祖国”的乡愁。
但也有人重新在新喀里多尼亚汲取火种，点燃火炬，比如4000名流亡者里最为知名的公社领导人之一，女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路易斯·米歇尔。米歇尔纪录并出版了诸多卡纳克人的口头传说，并纪录着他们的组织、气质，还有1878年对法国殖民当局的反抗。在这一殖民主义的暴力现场，米歇尔所做的不仅是见证，还有介入，根据传说，这位红色圣女将她来自公社的红色围巾赠予了两位卡纳克战士。一个世纪后，这一传说继续鼓舞着1970年代卡纳克人的独立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历史不应被单向阅读为大写的西方社运史。在南太平洋，卡纳克人是抵抗的主角。他们的抵抗是对米歇尔的互助与鼓舞。当米歇尔写下“卡纳克人追求的正是我们在公社想要争取的自由”时，她不再是公社的战败者，在“文明规训”这一更加永续的战场上，她与卡纳克人站在一起，是不断战斗且永不妥协的一方。
米歇尔不仅是女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也是公共人类学和介入式民族志最早的代表——如果我们将这组名词理解为如何向在地的行动者学习，并与之合作，进行公共向的民族志纪录。
本文作者保罗·梅森是英国知名左翼记者、评论员和作家。他在2017年的作品《星光闪亮之物的神圣混沌》即取材于米歇尔在新喀里多尼亚流亡的经历。他亲自前往新喀里多尼亚考证米歇尔红色围巾传说的真实性，在与当代卡纳克口述史学家交流后，他得到了确信的答案，写下了本文。
原文作者 / Paul Mason
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stage/2017/apr/25/the-rebel-france-could-not-crush-paul-mason-on-his-play-about-the-passion-of-louise-michel
译者 / 阿君
编校/ 毓坤
引言
巴黎公社失败后，公社领导之一，女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先驱，“红色圣女”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被流放到南太平洋一个偏远的、蚊虫肆虐的小岛上——在那里，她重新找到了她要支持的自由战士。知名左翼记者、剧作家保罗·梅森（Paul Mason）试图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寻访她的足迹。
正文
路易斯·米歇尔在一艘法国军舰甲板下的囚笼里，花了四个月才到达新喀里多尼亚。我坐飞机只用了27个小时来到这里，但依然感觉到了另一个星球。这片群岛坐落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以东一千英里处，是当年你能去到的离法国最远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成千上万的左翼政治犯在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短暂的激进工人占领运动失败后——被流放到了这个殖民地。此次流放是为了将这些被挫败的反抗者牵连进法国的殖民计划：通过“教化”卡纳克人（Kanak，美拉尼西亚的原住民），这些政治犯将同时自我教化。即使他们经受住了这里猛烈的日照和疾病的侵袭，孤独、无聊与疏离也将会把他们变成臣服于他们曾试图推翻的国家的公民。
米歇尔的想法与此相左。在卡纳克人被无辜滥杀、卡纳克文化被抹除的时候，她拒绝袖手旁观。当卡纳克人在1878年组织起他们的反抗，米歇尔是极少数支持他们的白人中的一员。她称曾把自己的红色围巾给了两位卡纳克战士。在被捕后，她设法藏住了她的红围巾——这巴黎公社的标志。“他们退入了大海，”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海面状况很差，他们可能从未到达对岸，也可能在对抗中牺牲了……但是他们很勇敢，那种黑人和白人都倾佩的勇敢。”
被置于孤立的境地……路易斯·米歇尔，在1871年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它的符号意义重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年轻的卡纳克人开始了他们在现代世界的独立斗争时，有些人自称Les Foulards Rouges（法语：红色围巾），这是对米歇尔的故事的直接引用。但米歇尔是个可靠的见证者吗？今天，她在法国近乎被奉为圣人：巴黎的一个广场以及数不清的学校都以她命名。然而，如同常被用于与她相比的圣女贞德一样，似乎没有人关心她说的见闻是否真实发生过。但我正在写一个基于她的经历的话剧，我必须去关心。这出戏剧将讲述一群女性的生活如何被巴黎的起义所重塑，以及在革命失败但自由灵魂尚存时人们如何行动。
米歇尔在1873年到达新喀里多尼亚，是被终身流放到此地的4000名政治犯之一。共九百人被隔离在杜科（Ducos）半岛，其中只有16位女性。Ducos与主要岛屿的联系几乎被红树林浅滩切断，因此被流放者在此可以自由行动、建造棚屋、互相争吵以及给家里写信。
在今天，杜科是一个挤满了卡车、小船和移民陋居的小镇，山坡上长满了香蕉、蕨类与蔓生植物，这一切都被笼罩在一座镍厂的尘霾下。就在此地，米歇尔曾在她到来后的18个月内收集、并在本地报纸上发表了14个卡纳克民间故事的译本。有些故事有注明来源——一位在被流放者中间生活的卡纳克仆人。在其它故事里，米歇尔写得好似她亲眼见过卡纳克的仪式：“讲故事的人半睡半醒，亦梦亦叙，而我们也一边听，一边沉入梦境。”
原文作者在新喀里多尼亚，在被流放者的纪念碑前。
当代学者倾向于对米歇尔的业余民族志不屑一顾。但在当时，米歇尔发表卡纳克民间神话（即使她对它们进行了西化和修饰）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她观察卡纳克人的方式，是将他们视作如曾经的巴黎工人阶级一般的自身命运的掌控者。她能理解土地被占领对他们的灾难性影响。然而，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在卡纳克人的反抗行动从未进入她所在地方圆50公里的情况下，她是否有可能真正加入、支持他们的斗争？
马克斯·斯凯立顿（Max Shekleton），英国的前领事（其曾祖父认识米歇尔），认为此事不可能。“她不可能碰上卡纳克人在1878年的反抗，”他说，“即使她碰上了，他们也很可能会杀了她。”他给我展示了一张19世纪的地图，并指出米歇尔曾经的小屋所在位置。靠着一张复印的地图，我开始寻找半岛尖上一条名为贵妇湾（Baie des Dames）的狭窄地峡。
曾被囚禁在此的女性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裁缝，洗衣工，和至少一位曾经的性工作者。她们被赶出了世界上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被送到一个极偏远的岛屿上。我们拐了个弯进入海湾，眼前的景色与米歇尔的描述相符。这是一个极佳的自然圆形剧场：两个山峰间由细长的陆地相连，两侧山脚都有沙滩。
在估计是米歇尔曾经送出她的红色围巾的地方，也就是我的戏剧取景地，现在放着一个石油仓库。正如斯凯立顿的地图指示的那样，在她们曾经的居住地，你能看到齐平的房屋和周围点缀的树木。我拿出相机后，一个安保前来盘问我和我的来意。当我提到米歇尔时，他说：“她的想法很古怪，所以她得跟其它人隔开。”过了一会儿他走开了，而我坐在蚊虫飞舞的垃圾堆间，思度在此处发生红色围巾的故事的可能性。
卡纳克人联合起来… Jerome Ngonadi和David Rawlins在戏剧《星光闪烁的神秘混沌》中
事情很快清晰了起来——与学术界的假设相反，米歇尔的故事是可能真实发生过的。从这片沙滩到邻近的小岛约有700米，而根据我的GPS，那里与主岛大约相隔一公里。一个善于游泳的人能够在两小时内到达主岛。虽然在对卡纳克人反抗的记载中提到了主要的反抗行动的确只延伸到在此处以北50公里处，但白人殖民者在这片沙滩相对的海岸上杀害了一群疑为反抗者的人，而这里可能就是“红围巾战士”曾经所在的地方。
包括米歇尔在内的5位被流放者属于巴黎公社的所谓“女营”——一个在如今的红磨坊对面的街垒上战斗的群体。虽然她们的名字与面孔已被人们忘记，但她们曾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畏惧的女权主义者。在我的戏剧里，米歇尔和这些女性犯人被迫在历史洪流中寻找喘息的空间：在这个周围只有蟹群穿梭、蚊虫嗡鸣的地方，她们面对着极大的孤独、无聊和空虚，到了一种只有我身在此处才能够些许理解的程度。
米歇尔的回忆录之所以被简单地轻视为幻想，是因为它碎片化的风格。前一阵她还在巴黎的堡垒上，借着弹药反射的光读波德莱尔；后一阵她就在杜科凝视着白蚁，或列举着卡纳克语里称呼白千层树的不同单词。有时候，她称这座岛屿本身为不公的见证者：“在黑暗的夜里，白千层树会发出磷光；在满月的光辉下，树枝立起如巨人的臂弯，为这片大地的被奴役而哭泣。”
但这样的叙事对任何采访过当代退伍军人的人来说都不奇怪。而且，我在岛上的时间越长，我越倾向于相信米歇尔，尽管她甚少详细地提及她与卡纳克反抗者的联系；因为即使在今天，新喀里多尼亚仍然是一片“不可说”的土地。
卡纳克人联合起来… Jerome Ngonadi和David Rawlins在戏剧《星光闪烁的神秘混沌》中
在1984至1988年造成多人牺牲的卡纳克反抗运动之后，法国人用一大笔钱平息了矛盾。种族隔离制度不复存在——你如今能够看到卡纳克的中产阶级和白人殖民者的后代一起，在讲究的餐厅里用餐。但不满并没有消失。当我们环游岛屿时，这里的局势仍充满张力：就在首府努美亚（Noumea）附近的圣路易斯（St Louis）镇成为了一个“禁区”，据说在这里时不时发生当地人劫车与绑架的事件。
我们开车北上到1878年反抗运动的核心地。在卡纳克人于1878年围攻的蒂尔姆巴堡（Fort Teremba）中，我们参观了10个单间囚房，它们的巧妙设计使得被关押者无法看到天空。震撼到我的是周围的乡村的荒芜：1878年后，法国人为了所谓“保护”，把卡纳克人驱逐出了这片土地。
伊凡·科纳（Yvan Kona）是一位卡纳克文化学院的口述史学家。他告诉我，即使在今天，他也很难进入白人领地去工作。他说，如果说1878年的反抗是一场不公的战斗，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同样也是：“我们的传统是通过口头传达的——对故事的讲述与倾听。官方的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收集那些被残害的人们的记忆。”
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米歇尔记录卡纳克故事的行动以意义。我离开了新喀里多尼亚，决定忠实于她的回忆录写些作品，如果不仅是忠实于现代人类学规则的话。她的视角是白人殖民者的视角，即使是透过牢房的铁栏的；她的观察充满了诗化、想象、逃避、创伤以及欧洲中心的理论。但她理解了那些后来的法国殖民主义人类学家没有理解的事情：人类拥有共同的权利。
“卡纳克人追求的正是我们在公社想要争取的自由，”她写道。米歇尔明白，正如巴黎公社一样，卡纳克人1878年的反抗必须要发生，即使它注定失败。她也选择了在那一刻移交她最珍贵的物品——公社的红色围巾——给那些被贱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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