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鲜有人质疑。
事实上，不仅是高层次的理论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各类思路、策略、方法等等，是否正确、是否可行、是否高明，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但是，作为检验的标准，实践具有丰厚的内涵，需要以立体视线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不可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请看一个例证。
话说1937年7月17日，面对日军大张旗鼓的全面侵华行动，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号召军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大家公认，这是反抗日本侵略的战略决策性宣言。
但是，很快就出问题了。
淞沪会战，庐山宣言后的第一场大战役，亦是中日之间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战役，1937年8月13日爆发，持续了三个月后告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被日军占领。
随后，日军1937年12月1日开始进攻民国首都南京，抵抗不足两星期，不仅首都南京沦陷、战场上伤亡数以万计，更有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日军杀害的平民及战俘超过30万。
随即，“失败论”弥漫华夏大地。很多人说，抗日没有胜算，抗战的思想错了，该向日本求和。
当然，历史已经证明，抗战是正确的决策。但在当时，否定和攻击抗战决策的舆论确实振振有词，且很有市场。因为他们的依据是实践的效应，即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
可见，以实践的效应为依据来评价对错、优劣、高低，结论未必正确，不能简单地以此为标准。因为，实践与检验对象之间不是简单的关联，它们的关系很复杂。
上面这个误判的原因，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常见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实效评判道义。
维护国家独立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民族道义层面的真理。而“投降派”则以战绩成败来评估，就此否定抗战思想。这是三观层面的错。
其次，以战役成败评判战略决策。
抗战是全国性的战略决策，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再重要也只是局部战场，属于战役层面，这里的成败原因主要是战术问题和执行问题。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错在思维的格局上，缺乏立体思维。
还有，以一时之现象评判长期的后果。
抗战是持久战，具体原因与过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详细的论述，并被实践所证明。但在，当时那些人以眼前的两场失败为依据否定抗战决策，错在思维的格局上，缺乏系统思维和长远目光。
其实，这类错误不是个案。要将实践这个检验标准用好，就需要摆脱简单笼统造成的迷茫，弄清楚实践检验真理，应该怎样才会减少误判。
那么，应该如何呢？
五个方面是基础。
第一，道义至上；第二、层次匹配；第三，程度要足够；第四，允许反复；第五，包容负作用。
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
英雄是道义层面的光辉形象，成败是事务状态层面的现象。因此，评判道义层面上的理论、现象，不可以成败为依据。否则，真善美会被抛弃，黑老大会成为明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机构内部，会陷入混乱。
这是实践与真理关系的基本要点，必须清醒对待。
第二，实践与目标在战略、战术、执行的层面上匹配。
任何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背后都有战略、战术、执行三个层面的东西，都可能是失败的原因。因此，评判之时需要建立立体思维视线，实践的层面与检验对象的层次要匹配。
即“三个正确”的层次不同，是否正确，需要实践的检验，但需要注意避免错位评判。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战术层面的实践效应作为评估战略层面对错的依据，同理，不可以执行层面的效应作为战术层面对错的标准，更不可用来评估战略层面对错。
反之亦然，勿将高层次的错误归罪到低层的工作方面。
看似有点枯燥，回望一下全面抗战初期的“失败论”就明白了。
须知，没有足够的高度，无法通过实践证实地球是圆的。
第三，程度要足够。
“温水煮青蛙”的试验效应，很多人都知道。在青蛙感受到危险但已无力跳出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青蛙的感觉是舒服，以此为标准，跳到慢火煮的温水里的决定是正确的。
企业管理名著《从优秀到卓越》中的“飞轮效应”指出，变革即使正确，启动和推进都十分艰难，且很长时间进展缓慢，大多数人往往因此放弃。只有少数人坚持不懈，很长时间才逐渐动起来，最后形成强大的惯性，超出预料地成功。
可见，理论、想法、行为是对是错、是高明是愚蠢，检验的实践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得也是这个道理。实践的程度不够，没能实现目标，不等于目标和设定目标的思想错了。
这里所言需要足够程度的实践，不仅是需要足够的时间量，还有实践的范围，需要足够的广度。
例如，一个策略在多个地方实施，只在一个地方成功，由此认定这个策略正确，岂不荒唐？
其中，面向全社会的理论、策略，科学原理层面的理论，方法，需要充分宽广的范围和漫长时间的实践，才能提供科学的检验效应。
至于前瞻性、预见性的非凡智慧，在短期内可能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只有到一定的时期，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对的，他比我们早看了几十年。
第四，允许反复。
无论是社会性的治国理政还是专业性的科技领域，创新变革都可能遭遇挫折、失败，需要一定的反复。但是，如果初期实践的效应不佳、未达到目标，或出现严重失误，就判断基本原理错误，不给纠偏并反复的机会，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不存在了。
所以，实践检验真理，需要允许适当的反复，不可要求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不能因初期的失误彻底否定。否则，幼儿学步都是错的，爱迪生的发明也只是幻想。
事实上，东方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思想，西方的PDCA方法，本质就是允许适当的反复，不会因为早期的实践效应差就将理论、策略、方法等扼杀在摇篮中。
第五，包容适当的负作用。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
任何崇高的事业、高明的策略、科学的方法，加上认真细致的执行，实践过程中都难免有一些负作用。
例如，医疗方面，动手术会流血，某些中药味道很苦，某些西药会引起不良反应，等等。
再看，反侵略的战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牺牲和损耗难免，还可能伤及无辜。若是攻城略地，还会破坏建筑，等等。
诸如此类无法避免的负作用，如果因此而否定，世界上何来正确？
当然，需要认真甄别，不可将致命的毒气视为无伤大雅的烟尘。
总之，何为真理？如何检验真理？需要注意什么？人类探索很久了，还将继续探索很长时间。
大家一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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