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必须按照马克思“从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宏观的视野。当然并不排斥对某一时段的研究，甚至不排斥详细的考证——这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这里强调的是关于历史大势的思考。
今天上午在“观网”上学习了范勇鹏老师的《又见中国》几个视频。结合我以前的思考，我想欧洲等非中国地区（中国地区是文明的源泉和根本）的历史可以说是“发展再现”——在一波又一波从源泉涌出的排浪式移民（带有技术、制度、思想等）的冲击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典型性再现中心地区的发展历程——欧洲的“封建制”是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国地区夏商周农奴分封制的再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中央集权制是对中国秦以来中央集权制在资产阶级革命条件下的再现。往前说，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希腊罗马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发展还将如此。当然，我是从宏观的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讲的。
中国作为人类为文明的源泉和根本，其发展就具有了源泉性、根本性和批判性基础上的博纳性。我坚持这一观点丝毫没有唯我独尊的狭隘性，相反，我一直强调作为源泉和根本的中国（中心地区）只有在与作为“波”和“枝叶”的其他地区的互相交流（包括汉匈战争、蒙古远征甚至包括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反和批判性地学习等所有交流的形式）中才能共同发展。但是，从大跨度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始终是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无疑的。
1840年——1949年显然失去了这种地位，但从大跨度的历史视角看，这终究是“短暂”的——这种矛盾主要地位的相对稳定性和变动性恰恰反映了中国作为源泉和根本与非中国地区互动的辩证性质。
我曾讲过东西方（现在看来其实就是中国这个作为人类文明的源泉和根本的地区和非中国地区。但作为欧亚大陆与中国相对的另一个方向来说，广义的“西方”可以作为“非中国地区”的代表）非对称不均衡发展的假说。此前，这种假说有时候说成是“非对称均衡发展”、有时候说成是“对称不均衡发展”，现在看来，用“非对称不均衡发展”来概括最准确。
我知道，现在我这些东西不会受到某些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跪在西方面前太久了，已经习惯了，更有利益在里面。我更担心，在今后（大概会经过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会有人把我这些东西搞到另一个极端——唯中国（中华）独尊。但是，无论是从科学的本旨来说（历史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努力按照他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它），还是从批判“西方（欧洲）中心论”从而服务于现实斗争来说，我仍要说出来。
至于以后的事情，历史的偏差自由历史本身来纠正。
201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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