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谈杨奎松先生涉军史的几个谬误（上）
1历史是一面镜子 照射人间善恶
《苦难辉煌》的作者是金一南，其严父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他一生。金一南做事认真，特别执着；年轻的他酷爱学习，废寝忘食地钻研党史。他曾经是一个好工人、好战士。1987年，金一南被分配到国防大学图书馆；他如同走进了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军事理论、党史军史；并刻苦自学英语，阅读外文资料。他做了上百万字的党史军史笔记，也因此小有名气。有出版社找到金一南，希望他参加一部丛书的撰写，负责红军长征部分，按常规写法，不超过20万字。金一南提笔就一发而不可收，却没走常规路子，多年的心得、领悟喷涌而出。没想到编辑看完稿子激动地说：太好了！长征我们找别人写，你就照你的这个思路写下去！1996年，《狂飙歌：前所未闻的较量》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后记”称，为著此书，作者耗费近3年时间，中外参考书目“长达十几页”，以致于出版社不得不忍痛割爱，出版时仅在书末附录其中167种重点参考文献目录。这是出版社为了降低成本，方便发行销售。金一南开始崭露头角，初露锋芒。1998年，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切尔科特准备访华，并将访问中国国防大学。在国防大学举行的接待预备会上，出席会议的专家、教授对切尔科特知之甚少。但图书馆情报室主任金一南竟然侃侃而谈：切尔科特曾是海湾战争时是美军参联会主席鲍威尔的作战处长；他近期在美军刊物上发表了3篇学术文章， 其主要观点是……。他还当场出示了切尔科特的照片，举座大惊！其实，金一南早已对切尔科特进行了充分地信息调研，相关情况了如指掌。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国防大学领导慧眼识珠，破格用人，把金一南调到国际关系教研室当教员。2009 年，凝聚着金一南全部心血的 52 万字的《苦难辉煌》出版，这是第一部以散文形式论述党史的纪实文学作品。然而，出版社同样是出于降低成本、方便销售的考虑，竟然将数百条参考书目全数砍掉。此举，无意间为有心人日后的攻击提供了口实。目前，国内重要的杂志社、出版社对期刊学术论文、科学研究专著等的发表和出版，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遵循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05)。但对纪实文学作品，并没有硬性的要求。因此，许多出版社在出版纪实文学作品时，常常大砍或完全删除相关注释和参考文献，这是国内出版界的常态。
金一南写作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曾说：“我写书时，没有经过核实的领导人的说法，从不用直接引语。也不采取文学描述的方法，以防以假乱真。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引用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文”。该书视野开阔、思路新颖、文笔生动，运用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金一南以散文笔法描述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的苦难与辉煌，其睿智的思维，犀利的观点，精彩的点评，打动人心。《苦难辉煌》出版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在当当网上一度占据军事类小说销售量排行榜第一位，被评为五星级图书。网上调查称，喜欢此书的读者占98.8% ，94% 的人认为看了该书后“受益非浅”、“过瘾”、“感动”、“开心”。【1】一些读者发出了“这比小说还要好看”，“我们的先辈是创造奇迹的一代”的感叹！有不少读者写下了长篇的读后感，如：“作者站位高、视野开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纠谬正讹、澄清历史方面，也多有创见；对重大历史事件与党史人物进行再评价，都是基于客观事实，让人耳目一新。”该书一版再版，多次登上国内各种图书排行榜首位；出版10多年，至今仍然畅销，已累计销售300多万册。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对《苦难辉煌》一书提出了质疑，指责其“剽窃抄袭”、“错抄误读”。看来，出版社删除参考文献的做法，让金一南背上了“不白之冤”，使他有苦难言。平心而论，抄写、打字错误等瑕疵，在大几十万字的作品中，是难免的，在杨奎松教授的大作中也常见到。关于“误读”，需具体分析。一种是引用资料本身的瑕疵，造成的误导（这在《苦难辉煌》中可以见到）；还有一种是理解的偏差；另外是与人观点不同，而被斥之为“误读”。然而，谁能句句是真理呢？例如，一向貌似治学严谨、批人铁面无私的知名历史学者杨奎松，在其推出的大作《忍不住的“关怀”》中，居然被网友“史清”挑出了“百处硬伤”；该网友还“忍不住地发出质疑：为什么最优秀的学者……却粗制滥造出一本处处与最基本的学术规范相抵牾的‘学术著作’?”【4】其后，杨奎松先生做出回应，承认“多数问题”属实；面对白纸黑字的证据，他“心服口服，不想做任何辩解”。但杨先生话锋一转，又反唇相讥：“我一向对当今在网上那种躲在暗处恶语相向的风气十分反感，因此，对史文作者把在学术刊物上无法发表的泄愤文字拿到网上去匿名发表，借机恶言恶语地指责批判同行的作品和为人，以为极不可取。”【5】据长江日报、新京报报道，对此网友纷纷跟帖评论，有人表示，杨奎松“不应该纠结于批评文章发表的平台，人家选择在网络上批评你是人家的自由，你得适应”。“匿名批评应该提倡，国内这种批评太稀少了”。【6】还有网友认为：“事情你做下了，别人批评用实名或匿名，在报刊或网络，是人家的自由。如此用心耗力地反击，让人心寒”。【7】确实，如今绝大多数发文的网友都习惯用网名，也有不少批评文章，难道这都可以算作是“躲在暗处恶语相向”吗？杨先生这种大批判式的文革陋习，实在让人看不惯。有学者评论：“像杨先生这样错讹百出受人指正之后，不思言谢，却还恼羞成怒，倒打一耙的作风，恐怕才真正是‘学界前所未见’。”“既然错讹百出，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指出，不论是匿名，还是实名，是私下，还是公开，也不论是温良恭俭让式的，还是尖锐的，只要是就事论事，指错为错。买了伪劣产品，反映的时候，难道还必须轻声细语、温润如玉，还不能带上点火气？……强求读者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式的实名指谬，不得尖锐和匿名，却不想自己错讹百出误人子弟，这不是居高临下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吗？”【8】因此，还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网友纷纷指责杨先生“两副面孔”、“双重标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杨奎松先生被人挑出了100个错处时，他再三呼吁要“与人为善”；杨先生攻击他人时，可曾考虑过口下留德呢？杨奎松先生借纪实文学作品《苦难辉煌》无参考文献（被出版社删除）一事，得理不饶人，大肆挞伐；最后怒火攻心，口不择言，居然攻击金一南及其《苦难辉煌》是“误己误人误社会”。然而，人心是杆秤，社会自有公论：《苦难辉煌》是众多社会精英争相阅读、各种媒体大力推荐的一部史诗性作品，是各界民众、当代青年读者群反响十分热烈的畅销读物；也是中宣部、中组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的重点图书。《苦难辉煌》曾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曾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曾获全军党史军史研究优秀成果特等奖。同时，《苦难辉煌》也受到国外的关注，其英文版正式出版，俄文版、日文版、法文版的出版，正在安排之中。难道这一切，就是杨先生口中的“误人误社会”吗？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肆意歪曲，严重地伤害广大读者的情感，实在是太过分、太出格了！
《苦难辉煌》中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嚼草根，其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红军战士也是爹妈养的，也是普通的人，同样向往幸福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苦、遭这个罪，甚至流血牺牲？他们只是想要后辈的我们过上好日子！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站起来做人，先烈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今天，却有人冷漠地面对为大众而牺牲的先烈，表现出极端的冷血；还有人对英烈讽刺挖苦，那更是丧尽天良！当日本记者听到一个中国大学生说邱少云是“傻冒”时，他无比地震惊！该记者后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支那人的堕落”，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真是一颗老鼠屎，能坏一锅粥！几年前，当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污蔑、丑化为国流血牺牲的中国军人的帖子大肆流传、转载时，我十分气愤，决定研究军史，反击这种恶劣行径。我将工作中的科学查证方法用于军史研究，利用先进的信息手段，全面、系统地收集相关军史人物、事件的各种类型的资料，然后分类梳理、细心甄别、分析对比，以战时电报、战役总结、军史战史等珍贵的原始材料为基础，以当事人战后回忆、著述以及其他各种相关资料相互参照、印证，尽最大的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此一来，许多争议，不辩自明；一些疑团，迎刃而解。在军史考证中，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数据库、原文传递系统，具有效率极高，资料数据全面系统、权威可靠等优点。但是，若要保证文献信息调研的质量，还必须积累相当的经验、提升搜索技能（所谓检索策略最优化）。在众多军史难点的考证过程中，我还目睹了有的著作颇丰的专家是如何“创造”历史的。但历史是标杆，也是底线，不容随意曲解。更有甚者，有人打着“还原历史”、“寻找真相”、“重新评价”等幌子，歪曲、否定历史。曾有万里长征路一步也没走的“学者”，“考证”出“长征从来没有吃树皮草根”；有“学者”在演讲中说，1946年美军士兵在北平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纯属“莫须有”。【9】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缺乏基本历史常识的造谣惑众是很难得逞的，这些所谓的“公知”最终是自取其辱、臭名远扬！
前些年，杨奎松先生与军史专家刘统有过一场辩论，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共军队进行援助的数量及作用等问题；【10，11】多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争议较大，分歧较多，难有定论。同时，在网络上也因此引起许多争论，有人甚至说，中共打败国民党军靠的不是“小米加步枪”，而是苏联大量的武器援助。【12】象这种没有历史知识、贬低我军功绩的谬论，也是有根源的，他们大多依据的就是所谓专家的“高论”。为了拨乱反正、剔出谬误，让事实说话，用史实发言；早日解决这个军史上的争议，还历史清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杨奎松先生是怎样研究历史的？
1）论军史不能随心所欲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提出：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 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为了说明这个论点，杨先生在注解中引用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然而，连当年一贯信口开河、经常漏洞百出的国民党宣传机构都不敢造这种谣：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中共军队提供了苏制武器”。因为太荒谬了，没有任何证据。其间，东北我军从来就没有人见过或使用过苏联提供的苏制武器；这是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普通军迷都知道的常识。象这么荒唐、这么明显的谣言，为什么作为知名历史学家的杨奎松先生，却分辨不清，还要拿去引证？国内权威的军史专家经过查证，给出的结论是：“苏联在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13】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曾在日记中写到：“白崇禧自东北返，谓苏军退出前虽令中共获取日本武器，但未派人参加中共作战，亦未给予中共以苏军武器”。【参见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6 年 6 月 1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 年版，第 793 页。】
另外，在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的1967年，苏联公开宣布“苏联远东军缴获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有步枪70万支，机枪为1.2万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约800余架。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要求，这些武器大部分向其移交，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日本方面的资料为：关东军在苏联出兵前能够使用的作战飞机仅100多架，坦克约160辆。【14】两者相差甚远；了解一点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苏联军队是不公布自己伤亡数字的，但对取得的战果往往是夸大其词；因此，上述公布的数据存在很大的水分。而且，其中不少武器已经公开运回国内回炉；因此，苏方使用了“大部分向其移交”的说法，以保持灵活性。后来，中苏关系从恶化到破裂，边界争端日趋尖锐，并最终发展成武装冲突，两国之间军事对抗的格局延续多年。1971年8月26日，肩负着反华宣传重任的“莫斯科华语广播”，公然篡改了苏联政府原来已公布的说法，去掉了“大部分向其移交”的说辞，改为所公布的武器数量全部移交给我军；变成了各种相关说法中，最为荒谬的一种。这是公开地、明目张胆地篡改、编造，而不是杨奎松先生对此的辩解：“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10】出于政治目的，苏联政府早先公布的资料，就已经很夸大了。当年，苏联在打败日本关东军之际便发布了战报：整个远东战役缴获飞机 925 架、坦克 369 辆、野战炮 1226 门、迫击炮 1340 门、机枪 4836 挺、步枪 30 万支、装甲车35 辆，摩托车 2300 辆、各种军需仓库 742 座。【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 年，第493 页。该资料系转自苏联《真理报》1945 年9 月12 日以苏联情报局名义发表的战报。】杨奎松先生即使不明白，打完仗会有战报；而直接使用苏联政府早先公布的资料，那似乎也说得过去一点；但是，为什么杨先生偏要用“莫斯科华语广播”公开篡改的最为夸大的虚假材料呢？
其三，杨奎松先生认为，通过苏军帮助和武器援助，“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然而，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1945年9月中旬，苏联不满国民党当局全面倒向美国，而向我军移交了日军仓库的部分武器。10月4日，苏共代表又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将全部移交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和占领区。中共中央深受鼓舞，决定从各战区调30万部队进东北。11月中旬，在国民党当局抗议和美国政府施压之下，苏联出尔反尔、违背诺言，强令中共军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以及中长铁路沿线，不再移交武器。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甚至当面威胁彭真，要“用坦克来赶你们走！”之前，由于听信了苏联的承诺，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11万部队大多为徒手。而最先出关的我冀热辽部队以接收的日军武器，大肆招兵买马，2个月就由9700余人扩充至10万余人。后来赶到的许多老部队却没接收到武器，造成“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甚至无枪”的尴尬局面；其后新编部队竟大批叛变投敌，中共中央原定派30万部队赴东北的计划也只得取消。1946年初春，美苏关系恶化，国民党也追随美国反苏；苏联又改变态度，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据前苏联历史学家证实，斯大林对不听从其指挥棒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太放心、不太满意的。【13】苏联撤军回国，并没有按其诺言，将全部缴获的关东军武器移交中共军队，而是将大批武器运回国内回炉，对一些不方便带走的坦克，甚至宁愿实施炸毁。据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回忆：1947年10月，他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他前去交涉，要用废钢铁交换，苏军负责人居然不干。何长工勃然大怒，以死相拼作威胁，苏军心虚，忙向上请示，经斯大林批准后，我军用废钢铁换取这批武器，包括数万支步枪和少量火炮。【参见《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后来，斯大林又默许朝鲜政府及驻朝苏军向东北解放区提供了2000余车皮的武器弹药等；朝鲜方面对武器数量的记载是“10万枪支武器”。【12】
在苏联所称的武器援助中，以坦克、飞机的数量虚夸最为严重。实际上，“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15】所谓的坦克，何长工曾说了一句，在他搞来的那批武器中“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但在我军的相关电文、报告中全无相关记录。笔者怀疑这是“装甲车”之误，而且常有回忆文章，误将装甲车当作坦克。“1946年4月初，吉辽军区所属部队及第7师包围了长春，发现孟家屯有一批被苏军撤离时炸毁的大小日式坦克约80辆。”最终仅有2辆坦克修复。【16】抗战胜利后，我军缴获、拼凑修复的日制坦克只有几十辆，【17，18】其质量、性能较差，参战率很低。【19】由上可知，苏联移交的上百架飞机，在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实际使用；所谓提供的“600辆坦克”，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苏军实际转交的日军重武器中，火炮相对数量多一点；但苏联对此公布数字，也夸大了几倍。一些资料将日制掷弹筒当作火炮，这是认知上的错误。日军甲种师团的火炮有24门75毫米山炮、12门75毫米野炮和24门70毫米步兵炮。日本陆军火炮多为19世纪20年代设计，陈旧落后，性能不及美、苏、德等国同类火炮。不过日军大量装备了50毫米口径的89式掷弹筒（1个中队有6具），发射的小口径弹威力相当于手雷，根据不同弹钟，杀伤半径为8～10米。侵华日军的单兵装备主要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口径为6.5毫米，是当时世界军用步枪中最小的，杀伤力不足。抗战末期，侵华“关东军精锐部队相继调往太平洋战场和日本本土，此时的关东军所部从番号上看几乎全部是丁种师团”；【20】其装备较差。
在解放战争初期，利用苏援日制火炮（许多为小口径60毫米迫击炮），东北我军有了炮兵，但各部队火炮不统一，装备不配套，人员素质不高，战斗力很弱。在早期作战中，我军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时，多次发生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为了加强炮兵，延安炮校校长朱瑞带领炮校官兵四处寻找日军隐匿起来的火炮和器材。据《军委高级炮校史》记载：“在1946至1947年两年内，搜集各种火炮798门 （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共137门）”。1947年6至7月，朱瑞赴平壤同驻朝苏军方面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交换回几十列车关东军武器弹药、器材和数百门火炮。随着缴获国民党军先进的美制火炮越来越多，民主联军的炮兵战力大增。毛泽东也说，重武器“还是向蒋介石要，他送来的美国武器更好。”1947年6月，在东北民主联军三打四平的战役中，陈明仁的胞弟、71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被俘；他说：“我以为你们的炮兵是苏联的，我不相信民主联军的炮兵有这样强大的威力”。当陈明信被押送路过我炮兵阵地时大吃一惊，他发现多是美式大炮，还有一些国民党71军的老炮手在操作，顿时羞愧难当。就连久经沙场的虎将陈明仁都承认：“解放军方面炮火很猛烈，我在八年抗战之中，都不曾遇到过这种局面。”【21，22】在1947年秋冬季几次攻坚战中，小口径日制火炮甚至被一些步兵首长弃用；直至炮兵指挥员提醒，后来才作为步兵的随伴火炮，掩护作战，打击敌火力点、工事。【23】到1948年8月，东北解放军炮兵计有大口径榴弹炮、加农炮、重迫击炮等火炮664门，步兵炮、迫击炮等近4000门，对东北国民党军炮兵形成了压倒性优势。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我军又缴获大口径重炮106门，其中有美式155毫米重榴炮36门。此时，东北野战军炮兵已是各路野战军中最强大的炮兵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缴获的火炮，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火力上，均大大超过了苏军移交的老式日制火炮；后者对于整个解放战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因此，苏联转交的日军旧装备中，相对作用大一些的只有步枪，共数十万支。而关于苏军援助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数量和作用问题，目前大致有3种看法：一是以杨奎松先生为代表的前述观点；二是刘统先生的看法：“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他还指出，杨奎松先生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苏方已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的说法，没有出处，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从“朱瑞报告看，苏军在1945年11月撤出沈阳前并没有给我军什么炮弹。”【11】三是，以徐焰将军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苏援日制武器不是苏联宣传的那么多，也并非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有人不加分析地采用前苏联“已夸张的数字，显然违反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性。”【14，15】
针对解放战争中苏联对我军的武器援助情况，著名的军史专家徐焰将军曾查阅过中、苏当年有关东北问题及武器问题的大量文电、报告。在一些我军内部使用的资料中，有各部队上报接收武器的情况，也有战区负责人汇总各地资料而上报中央的总数据；在战争年代，是不允许有大数额遗漏的。那些原始的战时电报、报告，是后人无法造假的，其可靠性勿容置疑。徐焰将军逐项逐条地归纳、统计，去掉各资料中的重复计算，最终得出结论：“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另外，中共华东、中原战区也收到一部分苏援日制武器，共计3.7万余支枪及部分弹药。【15】
另外，李长林先生将1945年底各解放区出关部队的武器数量，与1946年5月底的东北我军装备情况进行对比，“半年内多出长枪12万多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00多门，这期间战斗损耗多，缴获少，多出的部分应为苏军援助所得。”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为第二次苏军援助阶段，去除我军缴获、收集武器数量后，“东野净增长短枪20万支，东北军工还没有如此大的生产能力，这些增长只能算到日军旧武器账上。总计中共军队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坦克20辆左右。”【24】【笔者注：其中的坦克数量，与我军缴获、修复的坦克数(除去战损)大致吻合。】【17，18】
王安中先生认为，“只有对苏联、中共、日军等三方资料进行印证才能得出客观公允之结论。”他指出“日军师团编制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不同种类的师团，其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也有很大不同。”“只要对照关东军番号，将其下辖部队按师团种类分门别类进行统计，就能较为准确计算出关东军武器装备总量。”对苏军的缴获，主要参考当年打败日本关东军之际发布的战报。关于苏联移交的武器数量，则根据中共高层相关电文和高级将领回忆录中的线索，综合中共各方面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电文、报告，剔除其中重复计算部分。最后同时考证各方面的资料，将其相互印证，得出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从苏联方面获得了大约 30万支步枪，1．3 万挺机枪和 1000 多门火炮的援助。” 【20】
以上3位学者采取各自不同的、相对合理的方法，经过分析、整理、去重、统计，最终得到了大致相似的结果。因此，现在就可以说：我军接收到手的日制步枪数量大约为30万余支。这种不谋而合，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目前为止，最接近于真实的数据。相较之下，前苏联宣传机构“莫斯科华语广播”编造谎言的手法，更显得那么的低能、无知、拙劣！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数据，居然还能蒙骗一些人，这也算是它的“业绩”吧。
面对苏援武器对解放战争的影响这种严肃、重要的问题，在没有做任何对比分析的情况下，就铁口直断：苏联的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或者说，苏援的作用极小；这都是草率、武断的说法。而另外较为慎重的评价：苏援武器有帮助，但不是解放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却因缺少具体的数据分析、比较，也难以说服他方。一些年来，多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形成僵持局面。难道这就无解了吗？笔者不才，愿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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