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新民，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1990年1月，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的文章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是由于党领导群众求得解放，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13年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如果到网上搜索一下“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改革是指1950年的土地改革”。更详细的《部编历史·八下》 第3课 土地改革（导学案）:“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也分给地主一份土地，让他们自己耕种，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注意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巩固的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果在网上搜索：“土改”，立刻会跳出“土改的恶果”、“土改的血腥历史”、“土改杀了多少人”、“土改队长玩地主婆”，等字眼。
似乎有太多的网民没有受过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下历史常识。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1946年，广大解放区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非常强烈。各个解放区在抗战胜利以后实际上已经先后进行了一些土地改革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需要及时调整抗战以来所实行的减租减息的政策。
2018年热播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第44集，再现了1946年初的一个历史场面：毛主席和刘少奇探讨当时局势时，毛主席认为要解放中国，必先解放农民，要解放农民，必先解放土地。毛主席要求从现在开始，专门把土地改革当作头等大事。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
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继续完成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这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就土改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他还回顾老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总结道：“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为此，他特别强调：“为了在土地改革中及时地镇压与处分恶霸分子、特务反革命分子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抗与破坏活动，并处理农民对于这些分子的控诉，应该组织人民法庭来担负这种任务。”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主席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颁布该法律。7月2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颁布施行了《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对人民法庭的组织方式、权责划分进行了规定。1950年秋后，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陆续开展起来。
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如果站在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来看，最能体现“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的，除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外（1952年农副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48.5%），应该是经济上的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和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简而言之，土地改革的成功，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基础。
旧中国工业化程度低，工商业投资风险大，而封建土地制度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再又受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影响，工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被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地租，更加导致土地的集中，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中国工业化之路将遥遥无期。土改之后，地主赖以寄生的土地被没收（他们只能留下和别的农户同样的一份），从土地中获取地租收入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同时新中国初期党对工商业采取保护和发展的政策，这样社会资本的流向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由农业部门流向工商业部门，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及现代化影响非同小可。同时，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增长较快，也为工业化提供丰富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农民解除地租剥削后，农业剩余仅为国家和农民分享，又为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
工业化指的是原先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的工业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以达到取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的过程。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因此，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国，要使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上不再被外力打断，唯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挖掘一切潜力，使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服从这个最高利益，才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由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体量这样大的国家顺利转型的经验可借鉴，新中国前三十年走了一些弯路，再加之国家面临严酷的外部发展环境，工业化建设进行得相当艰难。但经过近30年的艰苦努力，新中国还是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对于这个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曾经一度被不少国内的专家学者所忽视。但或许海外（境外）的专家学者对这个成就看得更清楚一些。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认为：“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能力为了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农民的剩余资源用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把现代部门里，尤其是都市和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都社会化，然后作为快速发展工业化的重要资产。”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结构，并将农业上的剩余用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又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在1991年撰文写道：“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和载人飞船，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夺回整打的奥运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之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在提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建设成就时，最有分量的是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因而巩固了国家政权稳定，成为了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
王淦昌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他亲身参加了土改。他认为：参加土改是我人生的重要转变。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到土改的伟大意义。
1996年，他向撰写他的传记的作者讲述了他参加土改的整个过程，因为他当时写过详细的日记。最后他说：“许多年后，我曾多次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觉得受益匪浅。尽管我生于农村，幼年时也在农村生活了多年，但对于地主如何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并不了解，因此参加土改，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我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农民组织起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王淦昌后来在总结他取得的成绩时说：“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的还有一个有历史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首先是作为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出现的，但其实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方面的意义。没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在政治上的参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封建任务的最终完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辟了全新的局面。
第一，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土地改革在进行分田地，打破农村宗族势力统治的同时，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改变过去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政治结构。
这种上下相通，城乡联系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能直接下达到乡村，提高了新中国的政治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广大农村保持长期稳定，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而高效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保证这一庞大行政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每个乡村还建立了民兵组织，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农村稳定发展为工业化免去了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农村的干部之所以能够有比较强的“政治控制能力”，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之上的。
当年的人民日报，曾刊载过湖北省红安县干部下乡的事。县委十八个委员中，经常下乡的十四人。农村乡一级的干部，更是要深入到田间地头。有位叫做王树昌的区指导组长和一位叫做邓开志的乡支书，“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个社员大声叫骂：‘娘卖瘟的，摇摇摆摆，像个相公（少爷），莫把我们的田埂子踩坍了！’王树昌问：‘你骂谁？’那个社员说，‘我骂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向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张景田同志反映。张景田同志说，‘骂得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张景田同志向这个区的干部讲了这件事，号召这个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在他的影响下，全区干部每人都买了一把锄头。”
对于干部下乡参加劳动，多年以后，民间还流传这样的打油诗：“下乡背干粮，干活光脊梁。早上挑满缸，晚睡硬板床。”有人作了背景注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奋斗的年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在这一个年代里，人民团结合作，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断努力。领导干部们为了群众们的幸福，下乡视察工作不辞劳苦，艰苦奋斗，反映了干部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二、土地改革运动同时还唤醒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
土改以后，传统乡村权威与身份的重新划分而丧失，加上首次频繁地接触党政干部，农民在感受自身定位日益提高的同时，萌发了民主意识。在运动中受到中央政府从未有过的高度重视，并亲自建立起代表自己意愿的权威组织，体验当家作主的滋味，农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要求也不断增强。土地改革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翻了身，通过在实践中切切实实地培养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
我国宪法学著名学者许崇德，曾经亲身参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的整个过程。
1953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刚刚毕业并留校任教的许崇德被派往山东泰安，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农村开展的第一次基层普选试点工作队。他同工作组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当地的乡政府，经历了从选民登记一直到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过程。许崇德一边学习选举法和有关的中央文件，一边进行实际操作，实验选举制度的每一个环节。
许崇德所在的普选试点地是泰安县城关乡。一开始，太多的从未听过的新名词让那些祖祖辈辈只知道种地的农民一头雾水：“啥叫普选？”“啥叫选民资格？”“人代会是干吗的？”......
为了动员大家，许崇德和同事找来青年团员组成了宣传队，挨家挨户宣讲：“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神圣的权利。”
很快宣传就有了效果。选民登记那天，登记点一早就排起了长队，连大半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的农村老大娘，也穿上了逢年过节才穿的漂亮的衣服赶来了。
因为旧社会很多妇女都没有名字，只有“王家大妹”、“李家大嫂”这样的称呼，所以许崇德和同事们在登记选民时，现场就给她们取了名字——“你叫王亚美，你叫李素珍……”
上上下下几经酝酿，完成了候选人名单。张榜公示之后，就到了选举的日子。
许崇德清楚地记得，开选举大会那天，乡亲们紧挨着站在一起。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就宣布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这样就把乡人大代表选出来了。许崇德后来回忆道：“农民千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第一次参加选举，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没有选举权的那就是专政对象了。”“被选上的村民乐得合不拢嘴。”目睹盛况的许崇德，当时就深刻认识到，农民一直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千百年来饱受剥削压迫，总算迎来了第一次当家做主的时刻，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三十多年后，许崇德有机会故地重游。一个令他意外的收获是：从当年参加过这次普选的一个老乡手中，竟然找到了一张被珍藏着的早已发黄了的“选民证”。他感慨万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这次土地改革在农村建立起新型社会关系，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传统社会农民与地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成为维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土改后，这种封建性依附关系被摧毁，农民实现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明显上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人际关系，从根本上动摇着农村的封建思想观念。同时，土改打破了宗族势力统治，削弱人们的宗族意识，用更为广泛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取代这种狭隘的思想，使人们在新的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意识激励下，齐心协力的建设新中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过程中，政府广泛动员农民参与运动的同时，更强调有序的领导，培养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组织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参与土改，这些举措无形中扩大了城乡交流，党内外知识分子往来于农村和城市，给农村带去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科技知识。各地农村开展文化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新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同时，翻身农民的子弟开始大量进入学校。这一切，都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时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其基础还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观点非常值得关注，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
2015年10月，被誉为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生前担任《炎黄春秋》顾问）去世。他晚年在回忆他亲耳聆听毛主席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时写道：“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末了，笔者还想补充一句。新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直有人心怀不满，把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放大成整个土改的“真相”，翻案之心不死。谁要是批评他们，他们就扣上一顶“反对改革”的大帽子。那么，他们念念不忘为“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翻案，又算是反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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