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觉醒年代》讲述了从《新青年》创办到建党这段历史。随着播放接近尾声，剧情也从火热的斗争、紧密的团结变成了频繁的告别——那些共同领导、参与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觉醒年代》多次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甚至分裂，他们的不同立场、不同选择和最终的命运，给一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和思考。
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的编辑和学生大致走向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其中与初心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胡适，他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沦为了背叛者。在运动早期，胡适因为提倡白话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之一。但是随着运动的推进，现实斗争要求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之外更要采取实际行动，并且应该突破文化界而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然而胡博士却不断地泼冷水、开倒车，干的都是涨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勾当。
青岛丢了，学生问我辈学子能做些什么，他却说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课堂上应该获取知识而不是关心政治。学生确实应该好好学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官僚买办争权夺利，国之不国，甚至连青岛也守不住，整个中国早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胡博士却让救亡图存的学子捂上耳朵不去听难民的哀嚎，闭上眼睛不去看统治者的暴行，埋头提升自我，这种行径就是在变相地助长反动政府的暴行。
当反动政府把游行抗议的学生关押在教学楼里，校园都变成了监狱，他却主张北大南迁，远离政治漩涡中心独善其身。统治者之所以进行疯狂地镇压，正说明了学生的运动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如果这时候还有什么缺乏的，那就是缺乏更加坚决、更加有力的反抗，而不是像胡博士远离是非的所谓“明智”。如果真的按照他的主张把北大搬到上海，那就无异于釜底抽薪，不仅师生们做出巨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会付之一炬，还会遭到更残酷的清算和反扑。当陈独秀因为亲自上街发传单被捕入狱，原本激烈反对充满战斗性的《每周评论》的胡博士，此时却“挺身而出”接过《每周评论》，把它办成了自己导师杜威的专栏。可以看出他反对陈独秀的那一套，其实是想树立自己的另一套。如此种种，每一次都是把别人的牺牲当作自己往上爬的资本。
胡博士表面上高喊“自由”、“平等”，实际上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自以为是社会顶层精英；表面上都是“为了你好”“保护自己”，实际上是用温情麻痹战士，要他们放下武器，做待宰的羔羊；表面上“不谈政治”“少谈主义”，实际上是干扰运动的方向，把群众带到邪路上去。一句话，口头上新文化，内心里旧道德，表面上是高尚君子，实际上是卑鄙小人。如果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逃跑的叛徒，那么我们还不至于鄙夷他，但是他偏偏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干着最坏的勾当，比起那些直接反对新文化的人更高明，也更阴险。
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就是典型的“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幻想着统治阶级赐给他们优越的生活、能实现他们的抱负，其实不过是狗腿子和附庸。他们不是保守、有局限性，而是完全反动，因为他们最初参与革命运动甚至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以便在为统治者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只能够接受改良，只愿意把批判停留在口头上，一旦运动对统治阶级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他们就会立即暴露自己反革命的面目。立场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试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人，最终都会随着旧的社会关系一起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第二类人则与胡博士之流恰恰相反，如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以及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他们曾经也受到过其他各种思想的影响，但在现实的斗争中坚定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立场，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彻底推翻旧社会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后，共和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依旧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青年立志于救亡图存，然而当时他们的行动还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时提出的主张是“二十年不谈政治”，其他人有的追随无政府主义，有的相信教育救国，有的主张实业救国……虽然主张各有不同，但都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付出了实际行动。
《新青年》创办之初，各位编辑的想法都是用科学和民主来唤醒国民，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提高国民素质，他们认为这并不属于政治领域。然而在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他的领域都与它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便主观上不愿意谈政治，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切都与政治有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卖国求荣的政府让他们意识到“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能是天真的幻想，于是这些文化人都把笔杆子换成示威横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但最初他们对于社会和政府的认识还不够清醒，对政府尚抱有幻想，认为通过舆论施加道德压力就能迫使其让步。可是反动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大批逮捕学生，追捕李、陈等领导者。种种措施，让他们刷新了对当局政府的认知，让他们抛弃幻想、准备战斗。在被镇压和迫害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群众尤其是工人的力量；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工农，走向社会大众。至此，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单纯文人的运动，而具备了依靠工农、发动群众、推翻反动政权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雏形。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新青年》阵营内部的分化到了非常明显的地步。胡适逐渐走向了反面，鲁迅举起了左翼革命文艺的旗帜，陈独秀拒绝了继续在北大担任教授、研究学术的邀请，要为改造现实开辟道路，还有几位教授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离开北京的路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郊外看到衣不蔽体、饿得皮包骨头的难民后，相约建党，决心要组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样地，学生中也产生了分化，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寻求真理，之后以陈延年、陈乔年为代表的学生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立了旅法共产党小组；一批学生在胡适的组织下赴美留学钻研学术；还有一批学生为政府鞍前马后，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了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从以上几类人的选择和立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依附于代表不同生产关系的阶级之上，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他们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研究“纯正的学术”。像胡适这样想维持精英地位的，自然就要维持压迫和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就要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反对革命运动。而毛泽东、李大钊等人在现实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突破了社会造成了脑力、体力的分化，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上，他们丝毫不眷恋腐朽、吃人的旧制度，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它、不遗余力地推翻它，他们不在意自己生前的得失和身后名，他们毕生的信仰就是消灭不平等，推动着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早日到来。无数的人们将追随他们的足迹前赴后继。
那么，第三类人呢？其实本不应该划分第三类人，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社会将分裂成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在这两大阶级之间时，其他阶级都会有自己所持的态度，或支持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运动，或反对，而没有第三种态度。有人说，我保持中立，我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对。但是当旧势力在扼杀新生的新势力时，沉默或者调和实际上就是助长旧势力，反对新势力。但正是因为中间阶级会分化，所以一切真心想让无产阶级力量壮大的人都应该重视他们，争取他们，而绝不应该拱手把他们送到资产阶级那边去。这就是划分第三类人的原因，在运动中应注意对他们的方式和策略，有些人会成为朋友，有些人会成为敌人，而我们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第三类人就如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对纲常名教、包办婚姻、陈腐文学等，推广白话文，主张新思想、新道德等，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全社会的广泛开展，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他们没有立即、深刻地转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而是继续留在了文化领域，但是在此后的生涯中，有的人也曾加入过共产党，有的虽然任职于国民党，但也为解放白区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人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些不与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摆脱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从同情的立场走向革命的立场，但是他们仍然是是有骨气、有脊梁的知识分子。而那些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依然埋头学术、不问窗外事的知识分子，以及直接叛变革命的，自然就沦落到胡博士那一类中了。
通过对《新青年》编辑们的划分和分析，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只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导致了不同的命运。一百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那些坚定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也不要害怕分化和分裂。《觉醒年代》的结局，北京的那些老师和学生都奔赴不同方向，和前期团结战斗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看到这里，我们心里难免有一种曲终人散的失落和忧伤。可是不必失落，更不必忧伤，他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成为桃花源中人，而是为了更好地战斗。离开之后，革命者奔向了更广阔的现实天地，深入劳苦大众，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脱胎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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