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事故发生十年以来，日本人在清理核污染工作上做了些什么?隐瞒，拖延、敷衍、逃避、算计……
在政府部门之中，工作最努力的是外务省，为了淡化核污染以及误导外界，外务省文宣部门不知投放了多少洗地文在网络，也不知熬了多少碗鸡汤给别人喝，甚至雇佣过一些中国网络大V到福岛表演吃核食。
或许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话说得漂亮，核污染就不存在了;只要宣传到位，清污工作就到位了。
日本外务省还一直在进行舆论铺垫，目的是为了让核污水排入大海。
舆论效果看起来不错，那些整天大呼小叫的环保NGO们对日本核污问题保持着沉默，瑞典环保圣女格雷塔对此更是一脸痴呆样。
据日媒奉旨透露，今天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4月13日，日本政府将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此事，全然不顾国际社会和日本渔民的反对，大和民族死也要把全人类拖下水。
而日本人在网上形象是：诚信、礼貌、有序、负责、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怎么求精就不知道了。总之，结尾要加一句“这个民族令人肃然起敬”或“这个国家不可战胜”(领外务省津贴的记号?)
日本人处理核事故做得如何?恰好有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以对照，否则，人们也许真的相信日本人在努力负责。
2011年3月12日下午，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爆炸，到4月12日，日本保安院将事故级别定为七级。
七级是什么概念?就是说福岛核事故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同一等级。
那么当年苏联人做了什么?现在日本人又做了什么?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共和国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炉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
核电站方面立刻向苏联电力部部长马尔列茨报告，四号机组是剧烈爆炸，随即起火。电话密码信号为3.4.2.1(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最高级别保密单位)，密码对应为：1、辐射威胁，2、核危险，3、火灾，4、爆炸。
马尔列茨清晨打电话向部长会议主席(总理)雷日科夫汇报了简要情况。
在当时通讯科技水平下，莫斯科无法立刻根据电话报告完全掌握现场情况，雷日科夫命令马尔列茨立即飞往基辅，赶到事故现场。
他本人则召集部长紧急会议，成立了灾害特别委员会，由苏联核专家、反应堆专家、化学专家、医疗专家等人组成。
中午11点，部长会议主席正式签署命令，成立特别委员会。
委员会被点到名的重要成员，都必须到灾区工作，当时苏联燃料动力局局长谢尔比纳正在奥伦堡天然气田视察，雷日科夫要求他立刻飞回莫斯科与委员会成员一同前往灾区。
下午16时，特别委员会成员的专机从伏努科沃机场直飞基辅，晚上8点，抵达切尔诺贝利附近城镇。
谢尔比纳在凌晨向莫斯科报告：核电站在对四号机组进行涡轮机组额外测试时，发生两次爆炸，反应堆机房全部被毁，死亡两人，数百人遭到辐射。委员会已成立各小组，投入救灾工作。
除了政府方面，苏联军队是救灾最重要的力量，也是牺牲最大的力量。
空军上将安托什金率直升机对爆炸区进行空中侦察，发现石墨块碎片被炸落四散，浓烟高达数百米，能看到明显火焰。
苏联科学院院士、核专家列加索夫则坐上军方装甲车前往反应堆附近，确定反应堆是否已完全停止工作?但石墨仍在燃烧，现场极其危险。
27日，苏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听取雷日科夫汇报，情况是3号机组已停运，但1号、2号还在工作，放射性污染严重，情况万分危急，必须立刻组织居民大规模疏散。
苏共中央任命雷日科夫为核事故工作组组长，有权调动党政军一切救灾力量，执行他认为可行的工作方案。
谢尔比纳代表专家们提出了空中投铅灭火方案，中央工作组一个电话，全苏联火车全部就地装上铅块(包括运行中的火车)，全国调度重新安排，调头前往切尔诺贝利。
时间就是生命，军人冲在了第一线。
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正在欧洲开会，于是由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负责军队指挥。27日中午，防化兵司令员皮卡洛夫已赶紧到达切尔诺贝利附近，还带来了直升机驾驶员队伍。
27日夜间，三趟专列、一千多辆汽车前往小城普里皮亚(距核电站仅3公里)增援疏散，从凌晨一点到三点半，小城四万多居民撤离完毕，然后再撤离距离更远的城镇居民。
撤离是有序而且快速的，还有很多人开着自己的车子离开，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车辆本身也成了一种辐射源。
苏联每件事都在做，虽然未必件件都到位，但救灾的力度和责任心，跟日本人一对比，才知道苏联人是如此拼命。
5月1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提出要到切尔诺贝利现场看一看，当时苏共领导人大多数人是负责任的。
但有两个人根本不想去灾区，一位是戈尔巴乔夫，一位是他的亲密伙伴，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斯基。戈尔巴乔夫只想把球踢给同事。
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当天飞到基辅，一路走访探望受辐射影响的城镇，有的农民当面告诉利加乔夫，他们想要回家，把地里的马铃薯挖出来，利加乔夫说马铃薯脏了，不能吃，农民不信，马铃薯怎么会脏呢?
这说明在那个时代，许多人对核事故的危害性缺乏认知。撤离时，官方也没有把科普做到位，就实际情况而言，时间上也不允许。这些前期工作，乌克兰当地卫生部门，除了招贴画之外，就没有深入去做。
利加乔夫一行与专家委员会确定了以切尔诺贝利为圆心，半径30公里内人员全部撤离的方案，共186个居民点人员全部疏散。
基辅地区腾出6000座单独楼房，7000套住宅;切尔尼戈夫地区腾出500套住宅用来安置灾民。
然后，确立污染区值班制，谢尔比纳局长等部长级官员轮流驻守，直到命令结束，当时的口号是“不准撤退”。
谢尔比纳由于一直在前线指挥，90年代初就去世了。
在救灾现场，苏联科院院士韦利霍夫判断，熔融的核材料会渗入到地下水，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提早处置，他建议：在反应堆机房下设置冷氮注入系统，把地基下的水抽干，建造一个大型混凝土隔板，同时修建人工散热管道，在隔板上安装平板式交换器。
但是，谁来挖开地道和地下空间?这里是核辐射最强的区域，意味着伤害和死亡。更重要的是，谁先去放掉反应堆芯下成吨的厂房冷却水?这需要死士。
2017年，日本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压力容器下方的平台出现大洞，熔融的核燃料渗入地下水之前，日本却没有任何人去处理。
鲍里斯·巴拉诺夫
瓦列里·别斯帕罗夫
阿列克谢·阿纳年科
三名党员，自告奋勇前往堆芯之下，成功放掉了冷却水。
接着，苏联矿工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则带头报名，一万多志愿者，轮换着去挖地道，每天前进一段路。用45天时间，挖通了地道。
他们忍受地道内的50℃高温和缺氧环境，每30人一组，3小时一换班，全天无休，这些不到30岁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40岁之前去世。
军队对事故地区水域进行围堤，在1500平方公里土地上，建起了130个防护堤。直到今天，普里比亚河、第聂伯河水质依然达标。
为了能长时间、最大程度封住爆炸现场，特别委员会设计了“石棺”方案，用去混凝土40万立方米，金属7000吨，1986年底开始动工。
苏联人尽了当时最大力量去救灾，不但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欧洲和世界负责。
但这一切却遭到了西方舆论围攻，指责苏联不公开、不及时、不透明。一些苏联作家为了配合西方抹黑自己国家，还写小说讽刺这些无惧牺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为了奖金，甚至是被强迫参加劳动。
最著名小说(舞台剧)--《石棺》，最初发表在苏联作协机关刊物〈旗帜〉上(1986年第9期)，作者是个三流作家古巴廖夫，后来改编成二幕五场舞台剧，所有矛头指向苏联体制，是体制造成了这一悲剧。
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剧院纷纷排演此剧，日本剧团也申请了版权。
剧中，苏联将军粗鲁无知，官员麻木不仁，核电站消防队员被欺骗，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抢救核电站，这样弱智的台词，欧洲人也信。
其它小人物，不是逃犯，就是酒鬼，还有失恋青年想自杀，关于核事故没有言论自由，只有极个别人才敢说真话。
正面人物只有一个：凯尔，一名美国教授，骨髓移植专家。不远万里，带着50万美元药品来到灾区医院。凯尔教授是美国天使，心地善良，医术精良，每个苏联人都被他感动，愿意跟他说真话。
多少苏联人的牺牲和贡献，被这些作家故意无视，却捏造出一个美国人成为救世主，夺走了所有功劳和赞美。
根据这个逻辑，处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无论处理核事故如何不负责任，西方媒体都能睁一眼闭一眼，政治站队远比环境保护重要。
日本人更是无所谓，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灾难，都是善于花钱收买媒体，而从不去认真改正错误。
4月13日，日本政府如果决定将核污水排入大海，那它们倒是省钱省事了，但全人类都会被日本人祸害。
束手无策，一放了之，这是犯罪!大不了，内阁出来一鞠躬、再鞠躬。
这些灾害的后果，必将体现在日本人的子子孙孙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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