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至1949年，是中共党史的前30年。如何写这30年党史，在目前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有充分论述。这几本书被人们视为正本。正本当然不是固本，以后会有与时俱进的修改，但应当说其主要内容基本定格。
按照传统近代史观写的中国近代史有好几个本子，就影响最大的个人署名的本子言，可能就是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这是一本没标名为“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史大作。在1980年代，它几乎成了高校讲中国近代史的通用教材。他提出“新近代史观”后，很想续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历史。他作了不少准备，还成立课题组，同其成员进行了上10次谈话，讲了不少重要观点。可惜，天不假年，身体不遂人愿，最终只由课题组根据他的谈话编写成《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于2001年初出版。这算是胡绳的“遗稿”了。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虽然是根据胡绳谈话写成的稿子，但没有写全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只写到大革命初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按时间来说，只写到1924年，只是这30年的五分之一。已写成的五章体现了胡绳的思想，很有学术分量，但还有不少观点因不在这个时间段未能论及。这不是课题组的问题，而是因为胡绳本人去世，无法再以胡绳名义论述他的观点了。
我个人认为，胡绳不在了，但他提出的那些观点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如果有志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对胡绳提出的一些问题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自主独立地研究。比如，这样三个问题，就很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工业化
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工业化，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只讲到1920年代的情况，也就是说，只讲了近代史的前面部分，没有作这个问题的完整研究，特别是怎样科学地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的深入探讨和辨析。这个问题对许多青年人影响很大，一个时期还非常走红，甚至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
胡绳批驳这种观点，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到中国来，虽然没有灭亡中国，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同时，它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比如，列强到中国来修铁路、搞点工业等等，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但不等于是搞资本主义化。胡绳说：“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所以，“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没有那回事。”
关于国民党的“黄金时代”是否在抗战前10年
抗战前10年是“黄金时代”，这是近代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观点。胡绳不赞同这种观点，指出：“此‘黄金十年’实为无穷阴影所覆盖。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以言经济，很难说这十年有多大成绩。”他根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1937年统计数据说：除丝织品、植物油、火柴、烟草、小麦粉、灰泥土制品及陶制品等外，其他工业产品自给率极低，石油汽油 只有 0.2%、钢铁 5%、机械23.5%、车辆16.5%；所谓较发达的轻工业，如棉纺织品只有79%、玻璃制品53%、砂糖40.4%、纸类38%、毛及毛织品27.6%、染料7.4%。“至于农村之破产，灾荒之频仍，民有饥色，路有饿殍，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者数以百万计，游民乞丐充斥城镇，虽中产阶层亦有民不聊生之叹。凡此种种，莫非实况。对外，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沈阳北大营枪声一响，瞬间东北沦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
至于资产阶级对这10年的看法，胡绳指出：本来，蒋介石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蒋却没有做出什么来。它要“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时期，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到抗战时期，本来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关于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
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这也是一个时期里一些学者宣称要“重构”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观点。胡绳多次表示，他不反对以现代化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并且认为这是可行的、很有意义的。他也期盼这样的著作早日问世。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重构”的，要想“重构”，首先要正确认识现代化与民族独立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连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胡绳说：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一个国家不独立，能否实现现代化？这是不少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并举印度为例进行论证。胡绳回答道：殖民地也可以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印度是殖民地时，甚至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但是，“一个总括的事实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它的宗主国统治下面，宗主国总要想法在那里搞点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总是不彻底的。可以搞些工厂，发展经济，但一定是这样：许多前资本主义的东西保留着。所以那种现代化是极不平衡的。”至于中国，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你有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否则它的枪炮、火车、轮船谁买？所以它要推动政府有某种程度的现代化。“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之下，搞点现代化，希望这个政府还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统治全国人民，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至少它应该完成这个任务。帝国主义是只限于这个范围内要你现代化。”因此，在中国，“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发展现代化。”
胡绳还说：近代中国以来，应当承认，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代是康、梁维新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从第一代分化出来的，提出独立问题了，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问题了，第一代根本不讲这些，只讲洋枪洋炮之类。从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孙中山这一派，要革命反帝了。第三代里又分化出第四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
上述三个问题，就“新近代史观”言，这是研究近代史最后30年很难回避的问题。胡绳提出了上述一些很富有启发的重要新观点，可供有兴趣研究者参考。但我以为，研究党史的思维方法和视野与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上述三个问题，一般来说，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比我们研究党史的学者更有优势，研究资源更丰富，因而做好它获得大家认可的成果的几率更大。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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