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发布的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这两天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本来承诺在“四月上旬”公布，这中旬都快过完了，还迟迟出不来，倒是央行率先发了一篇相关的“工作论文”，这引起了某些网友的“联想”：
“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人口老龄化”等现象存在是有目共睹的，最新的普查数据无论怎样“完善”，也不会影响这个事实。
央行的工作论文直指我国正在面临的人口严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尖锐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怕被“关小黑屋”的自媒体不敢随便讲的，诸如，“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谁在用“人口红利”，谁来偿债？）；“房价太高把年轻人都逼走了，何谈创新”；“应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应利用“优越性”，尽早推行“延迟退休”：
这些观点既“犀利”，又“槽点满满”。为了安静地讨论问题、不被某些用户反手一个“投诉”，今天只来讨论一下工作论文提出的一个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对于广大文科生而言，这个观点真可谓“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关于这个观点，网络上一个更加直白的说法就是“文科生误国”。
作为一名985院校毕业、曾常年在出口制造业工作的理工科毕业生，笔者还是忍不住想为广大文科生说点“公道话”。
首先，从绝对数量上来讲，“文科生太多”这一说法就很难成立，论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证更是颠倒了因果。
在前苏联和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重理轻文”的现象快速工业化政策的必然和合理选择。在中国，这一“惯性”延续至今。翻看历年的高考招生比例，我们不难发现，文史类与理工农医类的招生比例常年维持在1:3到1:4。
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后发”典型的亚洲地区，即便存在央行论文作者所说的文科生比例偏高的问题，但面对文科生的“过剩”，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导向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文理科的选择比例。
中国今天已经是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文科生过剩”现象同样是劳动力市场的自发导向。
换言之，是产业结构导致了文科生“过剩”，而不是“文科生过多”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央行论文完全将因果倒置。即便存在所谓的“文科生过多”，也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培养大学生”成了通过教育赚钱的产业。教育以利润为导向的情况下，不会真正顾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为了完成“毕业生就业比例”的行政考核指标，各学校的招生就业处并不缺乏对数据“PS修图”的能力。
实际上，在经济下行、生产过剩的现阶段，“过剩”的不仅仅是文科生，理工科毕业生的“过剩”和“内卷”同样是严重的。每年毕业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问题都会成为新闻；去年因为大学生“内卷”导致的自杀事件中，理工科院校也占了主要比重。
为了解决大学生过剩的问题，多地还出台了政策，严格控制中考高中招生比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已经不需要那么多“高科技人才”和白领，而是需要多培养蓝领工人——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论文有关“重视理工科教育”，服务自主创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论文作者与其凭空制造出一个“文科生过剩”的话题，不如认真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生产过剩、经济下行。
这个问题拿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武器不难作出回答，但遗憾的是，论文作者虽然也信“姓马”，但彼“马”非此“马”，透过论文通篇的逻辑，笔者看到的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向运用。而搬出一堆数据开出药方的论文作者，实际上不也是文科生吗？
这就牵扯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如学者韩少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理科化”的趋势，当然这只是表象，笔者更关注的是这种趋势背后更加深层次的人文学科“西化”或曰“右翼化”的趋势。
韩少功在《知识，如何才是力量》一文中指出：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
政治学也越来越像理科了，一直摆出高冷姿态，客观、严谨、中立、拒绝感情和价值观；
心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来越依靠药片、仪器、实验室、数据库、模糊数学……
人文科学“数理化”表面上是所谓的“客观、严谨、中立”，实质上就是“淡化阶级”背景下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和排斥人民、排斥实践。
以往的历史证明，人文科学从来没有抽象的“客观、中立”，知识分子始终是依附于某种皮上的“毛”，要么依附于无产阶级，要么依附于资产阶级。
西南财经的赵磊老师讲述了一个案例，多年前一位政经专业的博士生答辩，参加答辩的评委质问他：“你的论文用的全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为什么不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赵磊老师当场就反问评委，“你们给马政经专业开设的课程几乎都是西经，基本上不讲马政经。学生们学的就是非马、反马的方法论，你让他的毕业论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这不是很搞笑吗?”
赵磊老师指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博士生的主课不是《资本论》，而是“三中”(即“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计量那个经济学”)，和“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博士所学到的方法论不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而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经济学西化”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样的趋势更是由来已久，这样的变化背后更是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转变。
在主流叙事里面，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经历了70年代的浩劫，80年代以后人文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然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究竟是什么？历史学科很多专家、教授抱着“报复”心理，疯狂诋毁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革命与进步运动，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泛滥；文学、文艺领域同样如此，80年代的高校人文学科对伤痕文学的兴起可谓功不可没（方方及她武大的校友不就是那个时期培养的？）；西方经济学不加任何批判地进入大学课堂；“人道主义”也成了哲学领域的时髦……在这样的“行情”下，“反毛”、“反马列”成了人文社科领域的时尚，那些坚守信仰的人被视作守旧的异类，而逐渐被逆向淘汰。
人文社会科学的“右翼化”是被主导的结果，它反过头来又影响了政策走向、左右了人心，今天的生产过剩危机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所以，笔者才在文题里提出，误国的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反毛”。
今天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误解，就是说毛主席不重视人文学科，典型的如停办中国人民大学。其实毛主席反对的只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精英化倾向，这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背离的。毛主席的教育改革是要求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不仅仅是针对文科，也包括理工科。
我们来看看那个时代是怎么搞文科的：
北京大学文科专业。三分之二时间在课堂学习专业基本知识，三分之一时间师生一起下工厂，去农村，带着课程，结合实际进行专题调查。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带学生与北京文物管理处合作，参与京郊西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房子、烧灶、陶器、窑穴等重要古代遗迹和遗物，接受田野考古训练，不搞“书本上考古，黑板上种田”。哲学专业，每个年级有150名师生，分别安排到西城区工厂、商店、首钢、发电厂和街道进行实践教学，结合生产管理，跟群众交流心得，写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摘自《文汇报》1973年1月5日)
复旦大学文科班。提倡辩论学风，个人钻研和集体辩论是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两个方面。强调“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没有辩论的气氛，就必然会象旧文科那样死气沉沉，万马齐喑。要在大学文科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就必须反对课堂的“一言堂”，要提倡“群言堂”，采取摆实事，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坚决反对轻易把不同观点宣布为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允许批评，也允许反对，允许发表意见，允许修正意见，也允许保留意见，鼓励师生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敢于认识真理。(摘自《人民日报》1972年9月25日)
今天的主流都不得不承认，70年代是考古学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历史学的研究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这与毛主席重视读史是密不可分的。
昨天，某公众号发了一篇“五耻”美国的文章，骂得的确很痛快：
但笔者翻过来、倒过去看，五条罪状，却没有一个字提及最本质得问题——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本质。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笔者手头上有一套70年代编辑和编译出版的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水平之高是令今天许多“靠骂美国吃饭”的人文学者汗颜的：
而那个时代的人文社科图书编写，更是不乏工农兵的参与：
上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编者说明”
试问，这样的现象还能不被称作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说什么“文科误国”，列宁是“文科生”，毛主席也是“文科生”，前者缔造了苏联，后者缔造了新中国。
显然，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文科生太多”，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科知识分子太少，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奉劝论文作者也学点马克思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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