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报道——村医陷后继无人困境：收入糊涂账，资金常拖欠克扣。看完心情有点沉重。
乡村医生是农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也是农村医疗的网底。很重要，但是报道指出，这个群体条件艰苦，没有足够的保障，近年来队伍成员不断流失，逐渐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底全国共有乡村医生79.2万人，较2018年减少5.3万人。此外，与2018年相比，2019年村卫生室数量减少0.6万个，人员总数也在减少。而2019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是1015.4万人，2018年是952.9万人，也就是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在涨，但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人数却在减少。
图片来源：国家卫健委
从最近5年数据来看，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
报道指出，村医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待遇低、保障差、风险高、任务重。
2020年底，河北邢台乡村医生张大龙结束了自己15年的村医生涯，因为他实在熬不下去了，做着村医的他甚至养家都成问题。那不做村医做什么呢？他去了工地干活，成为了一名农民工。张大龙今年38岁，是邢台市最年轻的乡村医生之一，家里有两个孩子。
江苏徐州的村医韩建强，曾在几年前和乡卫生院院长聊到“退休待遇”，院长直接反驳：“你们的身份就是农民，农民谈不上退休！”
邯郸市大名县村医刘立平身边有不少骨干村医辞职的例子：有的想办法去了大医院，有的改行农产品销售，有的甚至去做装修。他自己也是靠着一股子精神（要为乡亲们服务）坚持了下来。
乡村医生是由“赤脚医生”演变而来，但一直没有正式纳入编制，这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保障。
那句：你们的身份就是农民，农民谈不上退休，让人感到深深的悲伤，农民苦，农民的村医也苦。
中国中医药报报道过一些优秀的乡村医生，比如江西省寻乌县项山乡福中村的村医潘昌荷。潘昌荷今年64岁了，在村医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46年。他是1974年参加了寻乌县的赤脚医生培训，第二年又在寻乌县吉潭镇中心卫生院实习了半年，之后便回到家乡福中村当起了赤脚医生。 潘昌荷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46年，潘昌荷几乎走遍了三省交界山区的角角落落，从一个年轻的赤脚医生到小有名气的老村医。46年，经潘昌荷诊治的患者有20余万人次，他行走的总路程超过16万公里。就像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一样，银针和中草药是他治病的法宝。
但同样，这位老村医也是“不挣钱，常年倒贴”，这几十年，他为贫困乡亲减免或垫付的药费早已无法计数，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潘昌荷曾为了还欠下医药公司的500多元药品费，做过一点木材生意。但当还了这笔钱后，他又做回了清贫的村医。
“做生意能赚钱，但当大夫能救命，命比钱重要。” 病人为潘昌荷点赞
这是多好的一位老村医！笔者也相信在我们国家还有不少像潘昌荷这样的老村医，但是从赤脚医生时代走过来的这样的老村医还有多少？据行业调研报告，我国乡村医生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比达85%，其中有18.2%是60岁以上。
乡村医生他们守护着农村老百姓的基本的健康，谁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怎样才能保障乡村医生这支队伍后继有人？这是个大问题。
总不能一直靠着老年辈中年辈乡村医生的“情怀”来维持。
面对村医局面青黄不接的局面，国家也在想办法。去年6月，国务院出了一个政策，允许16省份相关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笔者不知道这个政策对于医学生有多大的吸引力，最重要的还是基本的保障要到位）。一些省份也都在想办法，比如山东省淄博市推出“第一村医制”，由市级医院选派骨干医生入驻薄弱村，以帮扶形式填补村医空白；江苏省扬州市面向村卫生室、乡卫生院，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市财政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5000元标准给予定额补助……（重要的是，这些补助要真正地到这些村医的手上）
最后想说的是，看完这篇报道的时候，笔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伟大的赤脚医生时代：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看了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后，十分生气，因为当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只有10%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当中，于是毛主席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批示。赤脚医生时代以及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举措，培养了数以百万的赤脚医生，解决了那个时候几亿农民的看病难题，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作为一个解决边远地区医疗卫生问题的典范，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向我们学习。
如今，分布在农村的卫生技术人员不足10%，而且还在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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