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外交战略摇摆的实质
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作为侵略国和战败国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二战战胜国的管制、监督和改造。然而，美国出于防御苏联的目的，未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思想进行彻底改造和清除，例如，仍然保留了日本王室的存在，并给予了日本政治集团一定程度上在内政方面的政治权力运行空间。
二战后，日本经济进入了持续的增长期，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通过为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美军加工军工产品获得了恢复战后经济的第一桶金；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日本通过为发动侵略越南战争的美国军队提供军需品，并将汽车产业和轻工产业作为支持产业进行扶持和发展，使得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并在一九六八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零年，日本经济受到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的影响，陷入了经济低速增长期，产业结构也开始调整为知识密集型，从而率先走出危机。在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的大部分社会矛盾均被掩盖在了经济繁荣的绚丽景色之下。
一九九零年代，经历了“广场协议”被美国资本势力“剪羊毛”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了持续至今的零增长期和负增长期。尤其是二零零零年前后，日本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被刺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日本舆论出现了宣扬政府放松市场管制这一所谓的“规制缓和”的动向。而操控这一舆论的背后似乎存在域外势力美国资本集团的影子。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造，使得内阁的施政不用对日本王室负责。因此，日本王室拥有权威，但没有权力，而内阁拥有权力，却没有权威。这种“权、威分离”的政治体制让日本无法集中优势资源来发展综合国力。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内阁政府逐渐演变为财阀和门阀的代理人机构。二零零零年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化，日本门阀和财阀一直奢望打造“权力和权威”一体化的“威权政治和威权政府”，即，日本王室在适当的时候将威权让渡给内阁，让内阁拥有绝对的“威望权力”来集中所有优势资源发展综合国力。而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到这一地步的，包括裁判员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正是美国资本集团为了阻止日本出现“权力和权威”一体化的“威权政治和威权政府”，而在背后操纵和推动的结果。
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日本经济增长并不符合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其带有非常浓厚的行政计划的色彩，且日本国内市场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兼并等商业行为保持强烈的警惕感。而这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域外资本集团对日本权力阶层的不满，从而要求日本权力机关必须放松对于社会和市场的管控。然而，在以王室为代表的大地主封建门阀和以经济团体联合会会员等为代表的财阀所构成的日本最高决策层的内心深处是不愿受到美国资本势力的控制。
近年来，日本所有的外交表演，包括中日签订“货币直接兑换协议”、日本央行追随美联储加入“量化宽松”、日本在东海方向(钓鱼岛)不断的挑衅、刺激中国等，不管是亲华还是亲美，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外交上的这种左右摇摆来伺机“拥核”，为了实现“拥核”的目的，日本可以做出包括牺牲经济发展等在内的巨大的牺牲。
因为，日本最高决策层清楚地知道，没有“核武器”的日本经济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在“拥核”的最高国家战略目标驱使下，日本最高决策层在亲中和亲美的外交战略之间不断地进行摇摆。而日本国内所谓的亲中派(以纠山由纪夫为代表)与亲美派(小泉、安倍为代表)不过是日本最高决策层的两只可以随时互换的“白手套”而已，这两只白手套轮番上台和外交表演都是为实现日本最高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日本“亲华”还是“亲美”，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二、中国的应对之策
目前，我国可以通过“威逼、利诱”两种手段让日本早日在中美之间的外交战略选择上倒向中国。日本倒向中国的标志必须是日本首相(或天皇)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跪下认错”，承认日本侵华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做深刻的忏悔，让日本世世代代都记住他们对中国人是负有“历史原罪”。具体的做法包括： 建立中国主导的以人民币为计价、结算、储备货币的 经济循环体系，并依次吸纳东盟率先加入其中，然后依次吸纳韩国、日本加入。 完全控制中国南海，进而掌握切断“东亚实体经济” 与“欧美虚拟经济之间”的商品贸易和金融联系的主导权。 完全控制中国台湾海峡，进而掌握切断日本与欧洲、 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及中国台湾省之间的贸易联系来逐步窒息日本经济。从而逼迫日本加入“中国主导的以人民币为计价、结算、储备货币的经济循环体系”——核心是日本放弃“‘美元结算、储备’转用‘人民币结算、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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