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随着东欧地区局势的日渐紧张，或许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作为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核心政治取向，反俄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对外策略。而乌克兰政府，特别是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一路走低，迫使泽连斯基产生了进行军事冒险以获取政权合法性的意图，这样一来，东乌地区一时间战云密布。
据相关信息显示，俄军已在北面、东面和南面的克里木半岛，调动了三个集团军，以待如果乌克兰方面发起挑衅甚至是发动军事冒险，则迅速发动大纵深进攻，消灭乌军进攻东乌的部队，甚至将战线前移到第聂伯河两岸，将传统的文化上和血缘上的亲俄地区全部纳入东乌克兰。
固然，泽连斯基是因为支持率一路走低，而试图发起对外军事冒险来挽回支持率，讨好外国主子，但实际上俄国同样有不得不进行军事冒险的需求。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俄罗斯虽然没有陷入如印度、瑞典、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放任自流，全面爆发的境地，但也好不了太多。由于俄罗斯本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老化，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瓦解，导致了俄国在新冠疫情的治理上乏善可陈，除了卫星V疫苗外几无功绩，俄罗斯政府面临了较为沉重的政治压力。
说到底，乌、俄两国，目前面临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legitimacy，更贴切的说法可以认为是“正当性”，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组织是否正当的度量。我国历史社会学学者赵鼎新老师将合法性分解为三个维度：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是政权/国家的组织形式与社会的普遍认识是否贴合，绩效合法性是掌权者/执政者是否有显著的绩效，而程序合法性则是民主选举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掌权者/执政团队是（你们）选民经过公开透明程序自己选择的”，这些在游戏席德梅尔·文明系列里也有体现。
苏东剧变以来，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有成功的，也有比较失败的。当失败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其政权自然谈不上什么绩效合法性。以我国为参照物，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乌克兰人均GDP是1417美元，中国是366美元，而俄罗斯是3098美元；至2019年，乌克兰是3659美元，中国是10,216美元，俄罗斯是11,584美元。相对比之下，俄乌两国显然是缺乏绩效的，遑论支撑合法性了。
因此，支撑俄罗斯政权的合法性的，更多的是普京作为总统的个人魅力，而缺个普京的乌克兰，则上演的是连续的政权更迭与政坛动荡。
那么，苏东地区为什么会转型失败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转轨，为什么有如中国这样的优等生，也有如乌克兰这样的差生。学术界已对此做了诸多研究，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今天，笔者其实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俄罗斯这个国家，或许只能使用计划经济或准计划经济的体制。传统上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
自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以来，特别是由苏联成立并实践探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就一直是一个学术界争论甚深的“伦理问题”。
笔者之所以称之为伦理问题，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成立，是由于学者的立场决定的，因此争论中卷入了相当多的关于讨论者本人的情感与倾向。随着苏联的一五计划顺利开展，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又浓缩到了计划经济上，在国际舆论场，计划经济能否成功，与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变成了等价命题。
随着苏联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也拓展到了更多的国家。然而，随着苏联模式的不断实践，诸多实践均表明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病，直到后来更是伴随着1991年的苏联解体，彻底宣告了计划经济模式的死亡。新的俄罗斯以丘拜斯（丘卖光）“500天跑步进入市场经济”拉开了帷幕。
丘拜斯
传统上，苏联的计划经济是高度指令化的，甚至其指令细化到了伏尔加的鞋厂生产500双左脚皮鞋而乌拉尔的鞋厂生产500双右脚皮鞋，最后通过发运和调配，完成皮鞋的匹配。
但在实践中，这样的指令集经济是行不通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日趋复杂，单纯的中央指令、地方执行，犹如北海巨人一样，僵硬且不灵敏。苏联在战后成立了26个国民经济的工业部，每个部统筹、指挥一个工业方面或工业门类，通过苏联国家计委统一安排的生产计划，根据计划下达生产指令。
但实际经济活动存在高度的波动性，其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是内生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存在有不确定性，而上下级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制定经济计划指令的人并不清楚执行经济计划指令的人所面临的的实际情况，因此想要让计划成功，必须留有足够充分的冗余量，否则计划一定会失败。即某工厂的正常产能是100%，计划制定时只可以按实际效率的80%制定计划，否则计划无法正常完成。
然而一旦冗余量留多了，整体的要素利用效率就下来了，即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就低，等于原本为克服资本主义的市场波动实行的计划经济，其经济效率还低于资本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所执行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更加难以动态的调整国民经济指标。
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苏联取消了集体经济和自留地，将国民经济中的润滑部分全部变成了条块状的指令经济，导致了更为畸形的国民经济形态。信息的不对称原理告诉我们，如果决策的层级和执行的层级之间越远，则信息差越大，那么就很难有对的决策。
在实践中这是不能“让委员长指挥每挺机枪的布置摆放”，然而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用集体经济给市民阶层发福利，并趁机变更所有权，苏联国家计委也变成了“具体指挥机枪的委员长”。自此，国民经济愈发僵硬。 生产计划本身的合理性
然而，苏联的死亡，并不是计划经济生命力的终结，或者起码并不能自证自由放任经济的正确。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成功、苏东国家转轨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何以成果？我想这些年来许多研究已经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然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方面最大的认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建构性。即，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放任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功，是让价格体现生产信号，让价格代替很大一部分程度的计划指令，并且通过强有力的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生产积极性，缔造有效市场。
可以说，资本生产的再循环，其中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惊险的一跃”，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将市场视为不死不灭的客体，就会导致市场的死亡。
而另一方面，则是我国从未放弃对国民经济的统筹规划，即计划性。实际上，自从人类有了灵智，计划性就是一种基本人性。凡有生产就需要有组织，而组织生产就必然有计划。即便是原始公社去下河摸鱼，也需要有生产计划，“我们社群出动几个人，花费多长时间，摸多少鱼（够大家吃），要不要摸小鱼，摸到的鱼多出来怎么处理”。显然，生产计划是内嵌在劳动生产运行的基因里的，没有计划的生产，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建国后通过三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筚路蓝缕的建设，建成为一个拥有齐全工业门类的初步工业国家；改革开放后，随着融入国际分工和国际大市场，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循环，我国逐步将自身的工业门类加以拓展，拥有了齐全的工业类别，并在绝大多数的工业门类中都建成了较高的工业产能，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不断向上游前进。
我国的企业发展程度还不够发达，通过五年规划体系，科研机构和高校进行技术攻关，即便可能不算高效率，也还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无法并驾齐驱，但仍旧较市场、企业自行研发和攻关好得多。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真正有技术自研基因的企业，可能就那么几家，剩下的企业都得先成长为龙头才会开始投资科技研发，毕竟人先要吃饭不是么。当然，某些买办企业骨头是歪的，这里不再讨论。
反观俄罗斯，苏联解体后国家动荡，国民经济体系直接瓦解，不消说什么科研攻关、技术路线和产业链/供应链的保障，甚至连基本的国民生计都无法保障。居民部门的用电和生活用水，其实是具有高度重复性的经济数据，在计划指令生产的模式下，对基本民生的保障并不是一个难题。然而如果放任自流，市场本身的波动性足以摧毁基本民生，90年代的俄罗斯，许多城市就在上演这样的悲剧。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前不久的德克萨斯州极寒天气与暴风雪，德州人民遭了同样的殃。
不合理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僵硬的命令经济、指令经济，经济活动是需要调节的，调节机制如果是纯粹由指令者下令，脑补，“拍脑门种玉米”，“拍脑门降高铁”，那当然会导致许多弊端。有错的不是枪，而是拿枪乱扫一气儿。 国家计委的重生
说到俄罗斯在转轨后的乱象，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文字了，笔者这里以普京为线索说说俄罗斯最高层对计划经济的认识。
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苏粉，笔者对俄罗斯文学和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爱得深沉（可以包括姑娘们）。然而越是了解，越是为俄罗斯文化精神上的缝合怪感到莫名。在精神上，深受东方的集体生产模式塑造的俄罗斯文明，极度向往西欧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向往着温暖的地中海之滨。在精神上，无比丰满的前苏联文艺界却相当自卑，几乎对西方世界的主流理论有一种不假思索的接纳。
苏联解体后，主导俄罗斯联邦的思潮，也是相当西化的，而作为叶利钦所选择的接班人普京，其实也是一个西化的拥趸。作为民主派顶尖大佬索布恰克忠诚的弟子，能想象普京是一个苏联主义者，或者是斯拉夫主义者吗？
索布恰克和普京
然而，现实逼迫之下普京等既有头脑也还仍有良心的俄国上层，是“欲投靠西方而不得”，最终不得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普京本人对苏联的态度，也是不断变化的。起初普京认为，“谁想回到苏联，就没有头脑”，但近年来已经变成了“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与之同时变化的，则是俄国的经济政策。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俄国国民经济的，是国内国外两方面环境的大大改善。
国内方面，随着普大帝拳打别列佐夫斯基，脚踢霍多尔科夫斯基，收拾诸多寡头后，国家终于能重新控制资源开发和石油工业，并沿用苏联时期的政策，用石油收入贴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国际方面，随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起飞，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直线飞涨，价量齐升。两方面因素之下，给俄罗斯带来了短期的“黄金时期”。
据知乎留俄答主Tzar XE提供的资料，以莫斯科大学为例，莫大的教授们在这一时期，每一两年要换一辆奥迪汽车，要吃西班牙火腿、意大利奶酪和法国红酒，新鲜的海鲜和牛肉管够。然而，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也患上了出口资源依赖症，“荷兰病”，苏联时期留下的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和瓦解，甚至被我们蔑称为“伪装成国家的大号加油站”。
而转折点是索契冬奥会和克里米亚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态势，同时俄罗斯石油出口型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也体现在了索契冬奥会上。但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酵，最终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吞并克里米亚的政策，而由此导致的西方全面制裁，可以说反倒开启了俄罗斯国民经济的新篇章。
西方的制裁后，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理的作为，可以称之为“一塌糊涂”，彻底断送了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在俄罗斯的前途。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自此可以在俄国画上句号了。最终，普京选择了新任总理米舒斯京。
米氏之前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按市场经济的方法论理解，就是个权力意志者，是个执行者，可能不懂操盘经济运行调节。的确，此君不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他的经济学博士，来源于苏联时期的“经济控制论学派”。
从去年年底开始，搞了一个机构叫“协调中心”，正在逐步加码资源。这个东西，目前是苏联国家计委的mini版。目前的协调中心，是统筹各个行业、各个重大项目、各个重大工程的进度，配合推进上下游一体化，统揽技术攻关的总体需求，节约要素。历史的演变，就是作为一个年轻时坚定的西化派，普大帝走上了老路。在目前看来，协调中心的未来，是规划、立项和执行国民经济。
米舒斯京和普京
而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看，全球化的有序脱钩是未来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不仅仅是我国在防止别人“卡脖子”，美国在拜登上台后也在评估产业链回迁和供应链集中度与安全问题，如台积电这种美资企业就被要求返美建厂；甚至就连一向废柴的欧盟，也在积极评估其供应链的集中度和工业发展的安全性。
可以说，未来基于如“北美FTA、欧盟、欧亚经济联盟、RCEP”等经济联盟的有限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必须尽快恢复其工业能力，这当然需要国家层面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与控制，这就是经济控制论的全新舞台。实现一部分工业能力的恢复和军工技术的重新迭代发展后，俄罗斯还不失为一个区域板块的盟主，届时大家也可以重新看到纯粹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经贸体系，GDP到底有多虚无，到底有多强的掠夺性。
而如果这样，我们打开的21世纪，就是人类的战国时期，大争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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