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新民，本文原载《文史博览》2014年第12期，作者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中国近代史爱好者的关注。《日记》的公开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新资料。但这些资料到底能还原多少历史的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的学者，如杨天石先生，对《日记》相当肯定，2008年还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但诸多学者则对《日记》的记载内容有所保留，觉得应该更多地参照相关史料来印证。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杨天石看了日记，就非要给蒋介石翻案，翻不过来的。你说蒋介石写日记是不准备让人家看的，哪有这种事情？”
201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三位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联袂撰写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成为又一部蒋介石研究的力作。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他们一致认为，“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只能说日记还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自己”“从1927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关于抗日，王奇生引用了网民时尚的语言：“搞半天他原来在日记里面抗日。”
据笔者查证的史料，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日记的故事，说是一个“日记里面抗日”的故事确实不为过。之所以这样讲，没有任何贬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之想法，只是想“找寻”那段时间蒋介石日记的历史真相而已。
关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过去的评价分歧很大。但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对西安事变的某些基本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这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文献纪录片中就有所体现。该纪录片的总顾问之一是台湾的蒋纬国，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人、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担任了顾问。但自西安事变至蒋介石去世，蒋都一直隐瞒获释真相。
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时，他就为来日一旦被释放酝酿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说辞，这也是为什么蒋没有留下任何手签字据而只留下口头保证的原因。蒋在回到南京后即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说他在西安期间，他随身所带的日记和公文等“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于是，这样的说法随即被宣传开来：蒋之所以获释返回南京是因为张、杨看了他的日记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国计划，被他的“伟大人格”感动，“勇于改过”的结果。1936年年底蒋介石发表了日记体的《西安半月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
这算是首次披露张“看日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时，张学良还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了公开讲话，张学良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希望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由此看来，张的早晚言行判若两人。这个“看日记”以至于“愧悔”之说有可能吗？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充斥着这个“看日记”的说法。例如，当时在上海发行的、畅销海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在答复（张学良）有关对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记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记中，张学良第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对统一全国，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祈祷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间，让他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祈祷文是五年前写的。”
这段回忆很值得回味。蒋把日记拿给张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记在张看到前，蒋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可以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间点的设立，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协退让，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这样看来，“日记抗战”的说法是相当到位的。
据了解，后来史学界对《西安半月记》的看法还是基本有了共识，即认为“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缺陷。根据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在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
“雪耻 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
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张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
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伪泣也。……”
在这里，关于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早所言“看日记”后而“愧悔”之说没有了，留下的只是张无缘无故的“悔悟”和“向余连泣三次”。怎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表现呢？因此，尽管这个版本的日记与《西安半月记》有所区别，但显然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那么，张学良本人对“看日记”是否有过说法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那是在被蒋介石监禁在台湾时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过“张杨（这里变成了张杨两个人——笔者注）二人私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抗日计划，就被感动得决定释放他”。这种在监禁下写的东西显然难以采信。果然，在蒋介石死后，张学良的说法就不一样了。1990年张学良在口述西安事变时有这么一段对话——
“郭（即采访者郭冠英——笔者注）：罗启（蒋经国副官，20世纪60年代派给张作副官，与张熟悉）说有天中秋您喝了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日记’。有没有这事？
张（即被访者张学良——笔者注）：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
这段话笔者的理解是：这里提到的“没看”，就是说没有看到蒋日记里的抗日计划而受感动进而决定释放蒋。至于在类似《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中承认看了日记受感动，完全“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后来说的“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则至少可以说明，张不会因为蒋在日记中有坚定抗日计划而“更生气”。至于他什么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人看的还是几个人一起看的，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内容，现在也无从考证了。因此，笔者以为，这段对话同时也告诉读者，看了任何版本的蒋介石日记中的关于抗战的内容或者其他内容，都不能轻易相信那就是历史的真实，更不能随便作为信史采用。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共两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变见证人之一的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的张、杨看日记后受感动，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蒋介石对此文很恼火，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一面启用已被他长期软禁的张学良。
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人之无行》的文章中写道：“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出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美金封口了结。
这里还要提到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即主要斡旋者之一的英国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曾担任张学良的顾问。同时端纳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1934年,蒋介石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不好拒绝,只得有条件地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6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受宋美龄委托，1936年12月13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达洛阳，然后于14日到达西安。端纳的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端纳回忆，他到达西安后，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面。接着就和张学良一起到蒋介石住处，劝蒋搬到条件好一些的高桂滋公馆。蒋此前一直坚持不搬。经端纳和张学良一起劝说，蒋终于搬到了新住所。“在安排蒋躺下休息后，端纳前往少帅家共进晚餐。端纳说：‘我带来一样东西，你一定要看，这是蒋介石的日记。’随即将它递给少帅。”“少帅放下日记，缓缓地说：‘这回我明白了，委座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准备对日作战，我将以新的眼光看待他。’少帅答应按照端纳的意见行事。”顺便再对照一下有关时间：《西安半月记》写的是张在12月14日早上见到蒋时说的“看日记”，而这里是12月14日晚饭后张才“看日记”的，而且是端纳从南京带来的。
通过西安事变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上述史料，不难看出，蒋无论是在写日记方面，即怎么写，写什么，包括后来应该怎么修改，还是在用日记方面，即什么时候展示出来，展示什么内容，以期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煞费苦心的。因此，汪荣祖认为蒋介石的“日记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梦想的话，一厢情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蒋“日记抗日”才留下了那些自相矛盾的情节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确实还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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