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医药工业生产能力差，居民缺乏基本的卫生素养，医护人员极度匮乏。但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中国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迅速消灭、控制了霍乱、鼠疫、疟疾、天花等恶性传染疾病，居民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5岁。改革开放以后，医疗卫生体系开始市场化改革，从预防为主转向疾病治疗为主，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原有农村三级卫生体系土崩瓦解，农村人看病难、看病贵成为长期无法去除的痼疾，农民婴儿死亡率一度出现上升趋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各类传染病也随着农民进城出现明显反弹。卫生防疫部门基本解体，到2003年SARS爆发，恶果全部显现出来。此后，国家开始加大卫生投入，并重建了防疫部门CDC。新时期各类疫苗和特效药不断面世，医疗技术发展已经改变很多原来难以控制和治愈的传染病治疗，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均得到较好控制。但一切向钱看的方向并未扭转，医疗市场化仍愈演愈烈，公立医院追求赚钱，私立医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穷人看不起病、过度医疗、医患矛盾尖锐成为新时期卫生医疗体制的痼疾。2020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暴发，医疗卫生体制到底应不应该走市场化道路，这个根本性矛盾再次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卫生模式选择与建国初期卫生事业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缺医少药，疫病丛生，卫生防疫十分薄弱。国民健康水平低下，人口死亡率极高，人均期望寿命仅35岁左右。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无法有效控制的疫病流行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面对这些状况，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解决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疾病困扰。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采取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特点为：(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例如美国，学生在四年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位后，才有资格报考各类医学院。进入医学院这关是从事医生生涯最关键的步骤，通常的通过率只有10%多一点，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考生会被淘汰。四年医学院学习生活后，在第四年通常也是轮转学习，基本就是 “见习”阶段，只是学习，不会动手写病历和完成操作，接触病人。在毕业前后开始考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证，大多数医学院学生在毕业时已经通过第二关，获得面试住院医师位置的资格。医学院毕业后，向感兴趣的医院和专业发送申请，再不断参加各个医院和专业的面试，获得住院医资格。在不同的州，各种专业住院医师培训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内科专业3年即可，有的外科专业长达6年。住院医生基本上每天上班，整个白天都要在医院里，还要参加所有周日和夜晚值班，工作内容就是协助主治医师完成医疗程序，并获得培训和成长，接近合格的“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的早年通常在大领域轮转，比如泌外住院医师要轮转普通外科等。在完成基本轮转和专科培训后，进入最后一年，就是“外科老总”阶段，这一年的住院医生临床经验已经比较丰富，因此都倾向从事交复杂疾病诊治或者手术操作，临床水平越来越接近独立行医的主治医师。在成为独立看病的主治医师前，多数住院医师还要完成1年到3年不等的“fellowship”即专科进修医生的阶段，选择专科学科的亚专业进行专门培训，并拟将来从事该领域的临床专业工作。比如如果是泌外专业的住院医结束后，可以选择泌外肿瘤专业，或者女性泌外专业，或者小儿泌外专业等。这样，经过进一步精细的专门培训，基本达到熟练程度，从技术和经验上可以成为合格的独立行医的医生了。所以，按照上述模式，从大学入学到最后成为独立看病的主治医师，需要12-17年的培养时间，新中国采用这种模式，首先要大规模建设各类医学院，扩充和培养医学教育人员，培养出几千万的大学生，从中遴选出几百万的医学院学生，然后再加以培养，最后他们获得专业医师资格，才能给病人打针吃药。单就培养出几千万大学生，在中国2000年以后才具备，也就是说，从建国之初开始算起，按照专业医师培养的方法，大约要60-80年，才能让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普通打针吃药的服务。
传统的医疗行业特别是西医，其主要的产品和服务都集中在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但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有了病才去治，即便治好了也会对身体造成损害。面向治疗为主的做法必然催生一个庞大的医疗产业。仍以美国为例，2013年，美国医疗支出就达到了2.1万亿美元，而2020年将飙升至3.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8%，人均医疗支出将攀升至9990美元。其中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在内的慢性病越来越多，耗费了大量的医疗资金，全美医疗支出的85%花在了这些疾病身上。目前，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患有慢性病，而这些病目前无法治愈，却耗费大量金钱和医疗资源。也即，美国身体最不健康的5%人口，花掉了50%的医疗支出；而身体最为健康的50%，只消费了3%的医疗支出[i]。如果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减轻普通人的生活负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会得到很大改善的，但医药垄断企业就不答应了，美国医疗政策是最极端体现资本意志的。利润暴涨的药企和居高不下的医保价格可以说是困扰美国社会的一个顽疾，美国的千亿美元级别公司中有40%与医疗相关。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美国的医药公司往往会派专业团队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出台有利于医药公司的政策（例如扩大适用药品范围、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等）。制药公司还会通过广告和社会宣传促销药品，雇佣很多销售代表通过药品回扣、劳务费、差旅费、赞助费、新药推荐等形式拉拢和贿赂医务人员，让医生多给病人开药。例如普渡制药公司一直以来向医生、患者和保险公司示好，让他们相信奥施康定是一种新型阿片类药物，不容易上瘾，也不容易滥用，随后，奥施康定的销售数量飙升；强生公司在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数年来推销止痛药时有意强调药物效用却弱化成瘾风险，致使医生过量开药，进而导致药物过量致死人数上升。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向患者开止痛片治疗疼痛比使用传统的物理疗法要划算得多，但实际上在1997年至2017年间，约40万名美国人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ii]。世界上的成瘾性药物美国一家就消费了60%以上。高额的医疗费用也让美国人望而却步，美国每年人均处方药花费约1200美元，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人都要多。29岁的美国旧金山市居民安吉尔·斯科特去年5月突发胃痛，来到旧金山总医院治疗。她在医院总共待了不到3个小时，医生对她进行了抽血和CT检查，但当她离开医院时，账单显示诊断费总计达16089美元。斯科特购买的医保只能报销5694美元，她需自付剩下的10395美元。斯科特认为这笔收费不合理，她数十次到医院去，希望医生能给账单一个合理解释，她同时求助于旧金山市政厅，希望能够减免一部分医疗费，但是至今杳无音信。[iii]2018年有25%的美国成年人由于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放弃必要的治疗，20%的成年人遭受过意想不到的巨额医疗费用负担。就拿这次新冠疫情来讲，美国人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去医院检测一次的费用是3500美金，特朗普只批了25亿美金用于抗疫，光是用于检测，也只够检测72万人。“意外医疗账单”是美国普通人很害怕的横祸，不敢去医院，很多项目都在保险之外，收到账单就破产了。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美国青年阿兹库因发热症状入住一家医院，虽然医院检测结果证明只得了流感，但他却收到了一张3270美元的医疗服务账单。由于其购买的医疗保险只能报销一部分费用，阿兹库需要自费1400美元。另一名返美后在医院隔离14天的美国男子同样受到关注，原以为政府会支付相关费用，在隔离结束后收到一张3918美元的账单，其中搭乘救护车去隔离点收费达2598美元。
图10：Azcue被保险公司告知，需要为检测支付3270美元的账单
图11：美国人教育、医疗费用增速远超其他消费领域[iv]
花了这么多钱，收效如何呢？经合组织曾将其成员国（全部是发达经济体）从1970年至2014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医疗开支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增长最快，但是人均预期寿命却增长最为缓慢。甚至在2014年以后，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下降趋势[v]。与之相比，古巴的人均医疗开支只有美国的千分之一，实效却比美国医疗体制好很多，古巴是坚持非市场导向、预防为主的医疗体制；英国的人均医疗开支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取得的效果也比美国好，英国的医药体制是市场化的，不是预防为主的，但英国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图12：经合组织成员国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医疗开支的比较
无论是专业医师培养的超长周期，还是治疗为主导向带来的高成本支出，都是新中国无法承受的。相反，苏联和苏东国家却提供了另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问题跟中国相似，十月革命以前几乎没有医疗体系，尤其是中心城市以外基本不存在。如果住在俄国农村，能碰上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那简直是撞上大运了。在农村行医的要么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要么是教会人士。虽说20世纪初俄国医学开始大发展，其仍然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美国和西欧。其医疗普及程度也相当有限。俄国人普遍缺乏医疗资源、卫生条件差。苏联确立卫生导向为：一是广泛地采取增强健康和预防措施，特别注重青少年的健康保护；二是在生产和生活场所提供必要的卫生条件，消除工伤、职业病等有害健康的因素；三是有计划的建立和发展卫生机构和工矿企业医疗网；四是保证水源、土壤和空气的清洁，使外界环境有益于人体健康；五是免费满足居民的一切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不断发挥公共卫生指导所的监督作用，依靠专家发展医疗服务；六是免费提供住院患者的治疗费和诊断费，逐步缩小其他服务形式的免费和减费条件；七是发展为劳动者提供的医疗和休息设施网，如疗养院、预防医院、休息之家、休养宿舍、旅游基地等；八是对居民进行体育和卫生教育，开展团体体育活动；九是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培养卫生领域的科技骨干和专家；十是在卫生机构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和医疗实践的成果，不断更新和增添医疗设备；十一是对居民的营养，不断的建立科学的卫生基础；十二是发动社会团体和劳动群众广泛地参加全面健康保护[vi]。采取上述政策，根本上是因为苏联执行社会主义制度，公共卫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而不是为了赚钱。苏联卫生事业核心模式是中央主导、财政支持、全民享有，以预防手段为先，重在预防数十种常见传染病和流行病，并提供全民接种和免疫，医疗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市民和工人，医务工作者工资较低。苏联把重心放在简单廉价的预防手段（包括个人卫生），推行强制接种，并且开展强制年度体检旨在及早发现疾病，能够在不花大钱的前提下极大促进国家整体健康水平。年轻人少有死于慢性疾病，而多受各种小病困扰，只要有效治疗这些小病，年纪大了以后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很多。这一做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普遍做法。苏联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医疗权，这也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全体公民承诺从摇篮到坟墓的免费医疗的国家。这个体系以其缔造者命名为谢玛什科（Semashko）模式，这个模式的基础是区一级医疗卫生委员会和区一级的医生，各级医疗卫生工作者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苏联成立后的三四十年间，这个医疗体系与沙俄时代相比可谓是巨大的进步——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而人均寿命大幅提升，各类传染病（如霍乱、伤寒、肺结核）发病率也大规模下降。1960年苏联人均寿命达到70岁，其中男性64岁，女性73岁，同期法国是男性67.5岁、女性74.7岁，美国是66.8岁和73.7岁。苏联每万人中有33名到35名医生不等，在70年代末则高达37名。美国同时期每万人中则只有19到20名医生。直到今天，俄国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继承了苏联的这一遗产，依然保有较高的医生数量。俄国每万人中有33.06名医生，高于美国（25.54）和加拿大（33.27），与法国（32.27）相当。[vii]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模式其核心是：第一位的是要赚钱还是要维护健康。尤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时候，要维护人民健康，就必须以底层劳动群众为核心，大力开展预防事业和群众锻炼运动，免费接种和体检，有效改善居住环境，并实行免费医疗制度。其实不仅是经济落后条件下，即便是经济比较发达、传染病基本消灭，正确的做法也是提前预防，包括心血管疾病等都与人们的生活习惯、区域饮食传统有关系，都是可以预防、控制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应该收集自己一部分日常数据，都能在医师的辅助下知道自身疾病的来源，知道自己平常应该怎么防护、保持健康。
对于新中国而言，无论是专业医师的超长周期，还是专业治疗的巨额费用，都是无法也无力承受的。培养专业医师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而对于落后国家，这种模式难以解决广大群众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问题。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西医医疗人员，以满足群众量大面广的医疗任务。而且，在正常情况下，高技能医疗人员毕业后都会选择在城市就业，农民仍然得不到医疗资源；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
新中国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公共卫生坚持四项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第一，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要想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实行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医疗制度。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颁布，这是一部主要面向企业职工即产业工人的综合性劳动保障法规，涉及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劳保条例》中关于企业职工医疗保障的规定主要是：（1）因工负伤的员工在医疗期间工资照发，其全部诊疗费、药费、住院费、住院时的膳食与就医路费，均由企业负担；（2）非因工受伤或生病的员工，在指定医院诊疗时所需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及普通药费均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住院的膳食费及就医路费由本人负担，如本人经济状况确有困难，由劳动保险基金酌情补助；（3）员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患病时，可在指定医院免费诊治，手术费及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二分之一，其余费用自理。以《劳保条例》建立起的劳保医疗制度起先是以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及家属为保障对象的，后来城市大集体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也参照国有企业建立了劳保医疗制度。1952年6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决定根据国家卫生人员力量与经济条件将公费医疗预防的范围推广至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同年8月卫生部经政务院批准制定发布了《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对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范围，公费医疗的经费来源、管理和督导方法等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953年，卫生部在《关于公费医疗的几项规定》中将公费医疗的范围又扩大到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和乡干部，1956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后继续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到1957年全国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由1952年的400万增至740万。1957年全国城市总人口数为9949万人，有740万人口享受公费医疗，约6000万人口被劳保医疗所覆盖。考虑到劳保医疗是惠及职工家属（小孩、老人等）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城镇居民全覆盖。农村合作医疗是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而发展的，尤其是1965年6月毛泽东同志做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9月21日，中共中央以(65)586号文件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到1976年，全国有90%的生产大队举办了合作医疗。第二，坚持预防为主。新中国的卫生事业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毛泽东还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第三，坚持中西医相结合。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医药工业，多数西药都生产不出来。当时全国西医仅有2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但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药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六七十年代随着赤脚医生的普及，直接促成了中草药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民间土方的整理与出版，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民众都说：“当地有百草，就看找不找，土方治大病，草药疗效高。” 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亿9千余万元，比1965年增加了1倍。本地药材少的大队还要组织采药队到外地去集中采挖。采挖到的药物或出售给国家用以补充合作医疗资金，或自用以缓解药物的匮乏。第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54年第一阶段是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运动，集中开展了治疫和防疫；1955年到1959年第二阶段进入到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在群众中普及了卫生知识，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改变了落后的卫生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把防治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首次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总方针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开始建立专门的卫生防疫机构。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147个，各类专科防治所 (站) 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 504人，其中卫技人员19 750人。1953年，公共卫生局改为卫生防疫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和县设立卫生防疫站。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所、站以及防疫专业队伍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卫生宣教和科研培训等工作，做好传染病防治。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内容拓展到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和放射卫生等领域。1956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原中央卫生实验院基础上，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发挥预防医学科学技术的中心指导作用。第二个五年规划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放射卫生防护应运而生，全国城乡普遍创建托儿所和幼儿园，成立儿少卫生教研室、儿童保健所、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63年，卫生部颁布《预防接种工作实施办法》，提出建立预防接种卡片，加强计划接种，我国预防接种逐步走入计划接种时代。1964年颁布《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规定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和放射防护等工作内容，卫生防疫站的质量明显提高。到1965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共2499个，是1952年防疫机构的16倍，公共卫生医师(技师)6428人，较1952年医师(技师)增加11倍。[viii]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雏形得以建成。
新中国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1949年颁布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1951年后相继颁布了《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规定》，将危害职工健康比较严重的14种职业病列为法定职业病。1954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业卫生会议，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面向生产，依靠工人，预防为主”的职业卫生工作方针。陆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职业性危害调查，如1974-1976年，卫生部、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煤炭、冶金等工业系统组织检查290多万接尘作业工人[ix]。
新中国很快就控制了严重威胁人民生命的多种恶性传染病。1952年和1955年我国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有良好的促动作用。以危害最大的鼠疫为例，1953年发病数比1950年降低了90%，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为消灭天花，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做出在全国推行普遍种痘的决定。1949年至1951年接种牛痘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45%；1953年天花比1950年降低了95%。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在全国推行免费普种牛痘，提前消灭了天花。随着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境内再未发现天花病例。1949年我国结核病患病率为1 750/10万，结核病死亡率达到200/10万，是我国成人传染病的第一杀手，建国后建立了结核病防治的机构，制定了“分两步走、以城市为中心、逐步扩大到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方针，全面开展卡介苗接种、化学治疗和不住院治疗、因地制宜开展人员培训和防痨宣传教育。患者发现、治疗、管理、消毒隔离等工作逐步开展，到1979年全国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已经下降到717/10万，估算患者人数为690万，较新中国成立前大幅度下降[x]。1959年，基本消灭性病。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乙脑、破伤风、丝虫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1949年起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城乡人口快速增长。
从1949年到1957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57岁。仅8年时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2岁。
注释
[i] 都是医保闹的？很快，医疗支出在美国GDP的占比将接近20%[N]. 华尔街见闻，2017-11-0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3594812375820809&wfr=spider&for=pc
[ii] “美国医疗体系正在杀人” [N]. 观察者网，2019-12-0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274766299569325&wfr=spider&for=pc
[iii] 张梦旭. 7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医疗体系“处于危机状态”或“存在重大问题”——高昂医疗开支让美国民众发愁（深度观察）[N]. 人民日报，2019-11-2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11/25/nw.D110000renmrb_20191125_1-16.htm
[iv] 疫情之下通胀攀升？莫慌[N]. 新浪财经，2020年02月17日.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hkstocknews/2020-02-17/doc-iimxyqvz3493202.shtml
[v] 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的背后 [N]. 2019-06-14.
https://www.sohu.com/a/320659630_246081
[vi] 储振华.苏联的医疗制度简介[J].中国卫生经济,1986(5):62-63.
[vii] 储振华.苏联的医疗制度简介[J].中国卫生经济,1986(5):62-63.
[viii] 吴俊，叶冬青.新中国公共卫生实践辉煌70年[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10):1176-1180.
[ix] 陈卫红，邬堂春.健康中国，职业卫生先行——中国职业卫生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10):1169-1172.
[x] 陆伟，周扬，刘剑君.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与成就[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7): 75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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