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郑州富士康疫情的消息传的满天飞，而富士康几次言语模糊的声明更是加剧了公众的担忧，网上富士康返乡工人的信息尤其让人揪心。几年来，全国在防疫上，不是没出过篓子。凡捂盖的都没好下场，但真有问题，只要及时呼叫援军，也能救回来了。而像这次富士康这样，眼看事大，最后两手一摊，万事不管，任凭大坝决堤，坐看沧海横流的，闻所未闻。疫情三年，国内之前有哪一家工厂公然要求工人顶着感染风险上班的？这要放在战争年代，就是面对敌人进攻，不及时通知友军，擅自放弃阵地，任凭敌军深入后方，恶劣之极。
这是什么行径，这是典型的国军行径。富士康说起来，还真就是台资背景的国军。如大家所知，台企的管理，一贯风评不佳，格外追求逐利性，经常在底线徘徊。富士康作为超级大厂，这些年也出过不少事，如今出这么大的事，也只能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出事之后，面对舆论哗然，富士康方面的一些人也做了解释，说了不少现实的困难，有一张截图经富士康管理层转发之后被广泛传播。实话说，困难有，但也有点不打自招的意味在里面。或者说，这些说辞暴露了一些思想和治理上的问题，都不是富士康独有的。是自疫情长期化以来，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各种混乱思想、管理不足，治理的痼疾，共同集中在这件事上，再遇到富士康这样一个绝佳的突破口，最终爆了这么个大雷。
我们不妨就按这张广为流传的截图来一点点分析。第一点他们在强调，工厂不能停的问题。郑州的富士康作为一个超级大厂，牵涉大量上下游产业，确实存在不能停，不敢停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寒冬下，可想而知，富士康对郑州当地经济的重要作用。
但这里，我想富士康说的恐怕有不尽不实之处。富士康的运转实际上不是不能停，是不能缓。最直接的因素，恐怕和赶工苹果新款机的订单有关。说到底，是现在生意难做，难得有大单，要加紧赚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才是他的核心诉求。
我想富士康的疫情还是和有关部门通过气的，但是否如实，是否存在避重就轻，恐怕后续调查都要说清楚。当地政府显然有一定的责任，但由于富士康在当地经济的特殊地位，这样的超级企业也确实普遍存在难管，脱管，本级政府管不动，上级政府管不到的问题。现在看，这样的企业就应该有一套垂管重点监控的办法。我想也是我们在今后防疫工作中应该去注意并一定要克服的。事实已经证明，是不能指望资本家自己有觉悟的，何况还是台企。毕竟，富士康的老板在以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过，如果富士康被大陆威胁，随时随地有能力转移生产基地。
说到底，富士康防疫最后会失控，就是唯利是图的问题。富士康的说辞，只给出开和停两个状态就是唬人的。不外乎是刚发现的时候，不愿意大张旗鼓，觉得自己能行。等到疫情扩大了，不敢大张旗鼓，欺骗自己能行。实在不行了，就像大堤上已经布满裂缝了，徒然的拼命用手去捂，最后自己筋疲力尽，一屁股瘫倒，眼看大堤瞬间垮掉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停工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早请示、早报告、早呼叫支援的问题。富士康就是一个典型的算账家，算来算去，最后算到穷途末路。一个是低估了病毒，一个是高估了自己，这里面的根本是利令智昏。富士康厂区号称有二十万人，早报告，严格上措施，可能会隔离好几万，这肯定影响他生产、赶工。尤其是当下，工人也不好找，但这么一犹豫，错过时机，一步错，步步错。
富士康是个大企业，应该很熟悉安全生产管理。虽然最后是以疫情管理失控的形式爆发，但这不就是典型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吗？心存侥幸，贪得无厌，是事故之源。由于富士康在当地经济的支柱性地位和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我想他们肯定以此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复博弈，想方设法拖延、掩饰，多拖一时，好多赚一点。这几乎是那些明明有许多隐患，又宁死不改，最后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故企业共有的通病。毕竟是台资大企，只能说，这就是各种土老板们的骨子里的东西，前仆后继，永不悔改。
第二点，富士康方面也提出他们厂太大，人太多，虽然尽力了，但实际上难以管理，有点力尽关山未解围的意思。这话说得好，好在不打自招上。以中国各路资本家为代表，不少国内精英就是这样的。能赚钱，带来好处的都要占尽，要背责任的，尽义务的都要推个干净。以这些人为主体，还有一群跟风的精致利己者，就是天天反对防疫，高喊和国际接轨的主力军。
其实，我也承认，富士康这点说的对。在疫情严峻且长期化，这样的特殊时期，像富士康这种超级工厂，极端人员密集区，靠资本家那套能省则省，能不负责就不负责的做法，肯定是做不好防疫工作的。他们出事的时候哭诉管不到，没出事以前，他们可绝不是这样的嘴脸。一个个恨不得把厂子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视各种规章制度为压迫，劳动保障制度是妨碍他们赚钱的大敌。
就像富士康说的，二十万人的大厂，那不是一个单纯的厂子，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这个人数顶得上一个小县的总人口，而一个县有五套班子，上万干部，现在只靠资本家和他雇来的一群手下，真有大问题能顶的住吗？你既然是一个小社会，就应该充分纳入大社会的管控中去。这样大的一个企业，更该承担其社会职能来。而这又是富士康一类的资本家千方百计所在逃避的。
我一说企业的社会职能，只怕马上就会有人说，这不就是企业办社会吗？这不是效率低下的旧国企吗？且不说，在我国，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是存在一个污名化的问题。我们看如今这样的特殊时期，整个社会难道不应该密切配合，人尽其责吗？这就是时代变化了，要与时俱进，而不是脑子还停留在二十年前。我们都知道自己才是自身防疫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企业，尤其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又怎么能置身事外，只管赚钱，不管治理呢？
实际上，富士康一直在强调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在强调疫情不像传闻说的那么严重。为什么最后他的管控崩溃了，就是失去了工人的信任。这种失去信任，不止是他本身管理能力的问题，更是工人和企业本身立场的问题。
富士康是一个大企业，在制度上还是比较正规的。但这种正规的另一个面，是以富士康为代表，人力密集型产业对工人劳动力的极度压榨。包括多年前的富士康工人连续坠楼事件，都是这种高压生活的体现。当代的年轻人把进厂当做一种毒咒，可见这种生活有多摧残人。而富士康甚至还是能炫耀在同行面前炫耀的正规大厂，起码干活发钱及时，待遇还行，那些还不如富士康的小厂更可想而知。
但这些都是在平时。真正到了生死关头，工人会信赖这种一门心思剥削自己的资本家吗？平时就是能用就压榨到极限，一有问题就扫地出门，到了危难之中，谁敢相信这样的企业？
我相信当地政府介入以后，富士康工人的防疫工作会好起来。防疫要做好，首先就要有人民的配合和信任，三年来的经历一再证明这一点。而富士康不行，另一个根子就是工人对他没有信任，更不可能配合他。
中国人面对大灾大难的时候，是讲责任感的。四川电站的两位师傅，在地震的时候，想的不是逃跑，是拼死要关闭泄洪闸。而富士康的工人，在疫情漫延的时候，要逃离产区。这绝不是工人觉悟的问题，完全是富士康那帮台干逼出来的。说的不客气一点，这就是新旧中国不同治理的区别。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包括富士康自己也承认，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里，遇到危机，他们管不了，顶不住。那么进一步加强像这类大型私营企业的管理，当然势在必行。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企业不但要配合，还要拿出真金白银来，不要老想着防疫是国家和政府的。富士康就是前车之鉴，就是很好的教训，企业主是不能克服自己贪婪的本性的，就是要有人帮他体面。
一直以来，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着对劳动保护的各种刻意忽视，对劳动权益的各种不尊重，都是典型的企业只管赚钱，不管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而监管上，也因为经济发展的优先而存在着诸多缺失。但说到底，中国的企业，不论公私，都应该一样的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要学会尊重人的基本权力。
最后，我想国军终究是善于做反面教员的，富士康确实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即使在国内这样严格的疫情管控条件下，一点点的疏漏，就会给生产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可想而知，要是像西方国家一样，对疫情放任自流，又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我们这个号也多次谈过新冠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个问题。并不是想一些人幻想的，牺牲掉老人和体弱者就能扛过去，恢复到过去的好日子。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新冠的后遗症是广泛发生的，而往复感染将增大后遗症的概率。这不是是单纯的健康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就像富士康也试图顶着疫情赶工，搞阴阳班，结果如何呢？实际上，新冠已经在世界上造成了广泛的劳动力匮乏，富士康所谓的阴阳班在疫情失控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大量的新冠患者持续工作，并不是因为西方的新冠不杀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政客敢于不在乎新冠会死人。但就算他们不在乎，这种劳动力匮乏在西方也在发生蔓延，由此引发了物流危机和严重的企业生产不足。
西方发达国家如今还能通过引入廉价移民，购买中国工业产品来勉强维持。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国内中低收入人群众多，劳动密集人群量大面广，又面临西方的空前封锁，内外交迫，是难以承受这种冲击的。更不用说，全球经济萧条的严冬已经吹袭而来，国内经济正处一个关键的升级点上，又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坚守阵地，严格防疫，没有别的出路。一旦我们贸然放松对疫情的管控，导致生产的连锁紊乱，那不止是我国的灾难，恐怕会最终引发全球性的生产危机，造成极端可怕的全球灾难。
就像我多次说过的，新冠是一个严厉的考官，它不讲情面，不容欺骗，无情地检验着我们的工作。我相信富士康的危机，很快能得到克服，但这个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要从各种血淋漓的教训中，意识到正确道路的重要性，从中汲取教训，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用毛主席的话说，“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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