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历史的车轮正在曲折中滚滚向前。当地时间2022年4月1日，在纽约市斯塔滕岛的亚马逊JFK8仓储中心，数千名仓储工人投票成立了亚马逊公司历史上的第一家工会。在美国工会数量和影响力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下，在美国社会的阶级斗争随着经济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亚马逊JFK8工会的成功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来说，如何从亚马逊JFK8工会的阶段性成功中借鉴和总结有关斗争经验，如何在阶级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条件下促进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发展，如何推动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是必须予以回应的时代课题。
一、亚马逊工会运动的意义和经验
一百多年来，美国劳工运动也曾拥有十分光荣的斗争。然后，自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来，绝大多数工会却都陷入了低谷：成员数量显见地逐年下滑，对劳工政策的政治影响衰退殆尽，代表职工集体协商这一基本职能也往往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尺度上进行。许多地方工会已然成了一门生意。身着西装的工会领袖们手中攥着千百万工人的会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给自己开出巨额工资，对上敲雇主竹杠、同政治机器勾结，对下则罔顾工人的真实诉求，只关注发展了多少会员、收到了多少会费。这一概括或许有夸张之处，但在当今依旧根深蒂固的传统全国性大工会中，仍然能找到不少这些弊病的踪影。因此，美国社会中对工人运动存在着浓厚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氛围，不认为当下的工会运动能够对改善工人状况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ALU在斯塔顿岛的胜利不仅为改善jfk8仓库工人的境况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证明了悲观主义者的错误。
在传统工会的衬托之下，如今如草根般顽强地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新一代工会显得格外振奋人心。ALU是不附属于任何传统工会的独立组织，新一代的工人与组织者们挑战了官僚化的甚至已然被吸纳进体制的传统工会机器在工作场所的垄断地位，找回了在美国丢失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工人阶级自主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危机时代的工人们其实渴望新的、更具斗争性的组织方式，希望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自己的工作生活并推动改变。ALU的胜利证明了悲观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的错误，并带动了其他服务业工人工会运动的开展。近来，星巴克、苹果等公司的工人也在积极推进组建工会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伯尼·桑德斯说，ALU这个草根组织在斯塔顿岛的历史性投票中获胜，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有可能发展出集体对抗他们的企业雇主的能力，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在这个国家，人们都在说，‘哇！如果亚马逊的这些人可以打败那家公司，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亚马逊的亿万富翁执行主席杰夫·贝佐斯）和亚马逊工人坐下来开始谈判一份合同。我们的要求他们停止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阻止工人行使组建工会的宪法权利。”
ALU的做法与美国主流劳工运动中的许多常识相悖。ALU几乎没有带薪员工，他们只有一名律师来对抗亚马逊的法律专家大军，而且他们没有集体谈判的经验。ALU坚持认为，考虑到公司将工会“第三方化”的斗争方法，这些特点反而成为了优势。“工会第三方化”是指老板把工会描绘成一个外部实体，而不是一个完全由工人自己组成的组织。亚马逊反工会运动为了攻击工会运动，往往声称工会是由“外部煽动者”组成，试图借此来动摇普通工人的信任。但是，ALU的特点使JFK8的工人们完全避开了老板的论点，他们无法在斯塔顿岛有效复制这一曾在其他地方产生效果的战略。ALU领导层的所有成员目前或以前都是亚马逊的工人，他们对公司内部设施和生产关系的实际情况有着第一手经验。
ALU在组织模式上也突破了传统工会的窠臼。传统工会向工人们征收大笔会费，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把打官司、法律援助以及同雇主谈判等实际事物外包给专业人士，剩下的要么在无尽的“行政工作”中损耗掉，要么就被工人领袖们笑纳入自己的腰包。这种运作模式就是微缩版的美国政府，工人们像纳税人，工会则像政府一样征税，但只有一部分财富才会用在纳税人们期望的公共事业上，多数则成了官僚机器和利益集团自行瓜分的油水。与之相比，ALU的领导人克里斯·斯莫尔斯（Chris Smalls）从中总结的教训则是：传统工会靠不住，只有基层工人自己组织、自己参与运动才更具有活力和韧性。斯莫尔斯曾在采访中说，“倘若传统工会果真有用，亚马逊早就该成立工会组织了。”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前路，但ALU的成功可以说明，至少在斯塔滕岛，至少在这个四月，美国工人开始摆脱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状况。在新的世纪，工人阶级主体性并非一句空洞的理论说辞。只有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才会唉声叹气，引用传统工会的曲折历史和种种弊病来论证他们对当下工人运动的悲观判断。我们相信，只要和那些没领多少工资也愿意夜以继日地开展基层工作的新一代组织者们聊上几句，只要认真翻阅一下他们的社交帐号，人们便会直观地感受到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二、面临的挑战
虽然ALU在赢得亚马逊第一个工会是历史性的，但这场斗争远未结束。从很多方面来说，艰苦的工作从现在开始。虽然ALU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对于工人阶级的长远目标而言，ALU等工人组织依然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巨大挑战。
外部的挑战首先来自于公司的反向宣传和反向动员。在投票之前，公司的电视屏幕会大量显示有关工会的信息，声称“工会是一门生意”，而关于亚马逊给予员工的“特殊福利”的信息变得无处不在。在休息区，每张桌子上都有工会问题相关的宣传信息表，洗手间的每个隔间都挂着用多种语言写的标语，指出工会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公共空间张贴的标语谴责工会会费是昂贵的费用，并警告工人福利可能会因此遭到削减。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文件显示，亚马逊在雇用工会破坏顾问方面花费了430万美元，这对任何公司来说都是惊人的数额。许多主持“俘虏观众会议”（在员工工作时间组织的会议，旨在教育员工反对工会）或者策划亚马逊反工会组织战争的顾问的每日报酬达到了3200美元。在亚马逊等雇主看来，相比成立工会后可能带来的金钱和权力的向下分配，反工会行动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公司往往会采取开除积极分子的方式来试图瓦解工会运动，ALU的主要骨干目前就已经被亚马逊公司开除——这对工会的发展无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零售巨头沃尔玛的手段同样厉害。无论哪个超市出现了工会的宣传材料，沃尔玛总部的特别工作小组一定会在24小时内抵达这个超市，进行反工会的宣传活动。工作小组会专门展开培训，教育工人如何“看穿工会的本质”。沃尔玛甚至不惜采用铁血政策来对抗工会。2000年的时候，沃尔玛德州Jacksonville一个超市的生鲜肉部门员工决定加入食品行业工会，成为迄今唯一一个加入工会的沃尔玛美国超市。半个月后，沃尔玛直接砍掉了周边179个超市的生鲜肉业务，理由是因为业务调整，只卖预包装肉类。
公司老板们之所以愿意为了反工会付出如此大的成本——有时候甚至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权衡利益。资本家们真正看重的是在工作场所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和工人的绝对服从，为此他们愿意为此付出暂时的经济代价。在他们看来，破坏工会还能够防止以后可能产生的长期支出，因此，在前端投资破坏工会而产生的开支是值得的。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工会运动必须为自身正名。目前，许多人借口工会导致公司成本上升经营不善、工会自身腐败来攻击工会，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车和UAW。2019年，由于与通用汽车的劳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组织5万通用汽车工人进行了长达40天的大罢工。通用汽车因此承受了超过20亿美元的停产损失，最后被迫与UAW达成协议。UAW批准通用汽车关闭四家工厂，而通用汽车同意给工会成员每年加薪。不少人认为，底特律汽车三强之所以在与日系汽车的对抗中处于下风，始终受制于UAW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人力成本比日系车企高出一大截，重要的企业决策都需要与工会讨价还价甚至做出妥协。这也是马斯克坚决反对UAW进入特斯拉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强势工会组织的背后，也存在着腐败的空间。过去五年时间，美国政府起诉了11名UAW的工会领袖，包括了两名UAW主席。他们累计收取了克莱斯勒公司350万美元，在劳资谈判中偏向这家车企，并施压克莱斯勒的竞争对手。
尽管工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会组织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只有通过政治影响力和谈判能力强大的工会组织，普通工人才能在与企业巨头的博弈中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利益。没有UAW的强势谈判，底特律汽车工人就不可能享受到远高于其他产业工人的待遇与福利。我们先不谈“工人工资上升导致公司经营不善”的欺骗性，但公司的确可以通过主动关厂或者转移产业来破坏工人运动。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说明公司与工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公司和工人是利益共同体，而恰恰说明工人如果只针对自己所在工厂的老板并不能真正战胜资本捍卫自身利益，工人阶级只有彻底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工人的斗争不应当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个工厂，工人的敌人也不只是自己的老板，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及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国家。如果工人阶级不能突破自身利益视野的局限，那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分裂为原子化的个体，就会被资产阶级各个击破。即便通过一时的妥协维持住了眼前的利益，但是，一旦危机到来，工人阶级获得的利益就会被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夺走，几百年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内部来说，ALU面临的第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是，确保亚马逊不会推翻选举的结果，并赢得一份能够激励所有亚马逊工人的强有力的合同，而亚马逊必将竭尽全力拒绝给新加入工会的工人一份体面的合同。在美国，雇主在谈判桌上拖延时间是常态。一些研究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能在成立工会后一年内达成第一份合同。亚马逊是反工会主义和雇主独裁主义的先锋，因此它进行这种抵抗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临时工和外包派遣工人也是工会组织需要处理的一个难题。在阿拉巴马州贝塞默的工会活动中，亚马逊坚持在选举中包括季节性临时工人，并夸大了工会需要的工人数量。虽然临时工也应该有代表权，但亚马逊充分意识到，由于这些工人不是长期工，因此他们经常会被用来作为反对组织工会的手段。为此，工会必须突破传统，创造新的谈判方式，以将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囊括进集体谈判之中。工会应该要求，除了允许工人与他们的直接雇主谈判（这是目前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的要求）外，他们还可以与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利并决定其劳动条件的巨型公司谈判。为了以这种方法取胜，工人们必须在不同的直接雇主之间形成组织。例如，将一个地区的所有送货司机都组织起来（因为亚马逊可能随时会解雇该地区任一的送货服务伙伴）。在这种谈判方式中，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工人与雇用他们的承包商以及临时工机构形成联盟，因为这些小企业主也受到了亚马逊的挤压。如果这种方法获得了支持，它将为建立有意义的团结提供新的可能性。团结将不再局限于同一工作领域的工人之间，而是在整个亚马逊公司的工人之间形成连结。仓库工人、卡车司机、码头工人和制造业工人都可以联合起来，与他们共同的“最终获利者”进行谈判。
三、下一步需要怎么做
要应对以上挑战，工人们就必须捍卫、重塑和扩大集体谈判，联合其他工会，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并和其他社会运动尤其是左翼运动结合起来。工人们要想取得对公司的根本性胜利，就必须走出单个工厂、公司的局限，凝聚成阶级的队伍。
首先，面对亚马逊的打压报复，ALU以及其他社会进步力量要做好推动运动往更广、更深方向发展的准备。ALU要做好罢工的准备，以便迫使亚马逊尽快进入谈判桌。与此同时，ALU要致力于推动更广泛的劳工运动，推动亚马逊各地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与他们取得组织联系。当然，他们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这需要吸引其他有意在亚马逊建立组织的工会，如卡车司机工会、国际机械师协会等等。在邻近的LDJ5仓库失利后，如果ALU失去了扩展的动力，而不是将战斗扩大，这对亚马逊工会的发展将产生消极影响。亚马逊公司恰恰希望能够孤立ALU的胜利，并把它所有破坏工会的火力集中在一个地方上。为了取得成功，这场运动需要迅速扩大。亚马逊太大了，除非工人运动比现在更加强大，否则无法对付亚马逊。同样，资本家阶级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都形成了联合，工人阶级也必须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团结起来，这有这样才能形成可与资本家阶级战斗的力量。
其次，ALU为代表的工会需要总结和发展自身的组织优势，重塑工会组织模式，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工会要坚持其基层特色，强调基层组织和基层领导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有力的工会联盟。新的工会联盟必须在专业化和草根化之间做好平衡，既避免重蹈现有工党领导层的覆辙，同时又能保持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比如，ALU对于招聘专职员工和财务专业化的问题上产生了犹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ALU及有关工会的发展将受到巨大的限制。
最后，需要给劳工运动重新刷上“红色”底色。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政府和大企业共同推动的去政治化宣传和暴力打压之下，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日渐疏离，二者在这种疏离之中都陷入了低谷，无法获得强大的力量。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和“红色恐慌”引发了对左翼的残酷政治迫害，尤其是美国共产党，他们后来被逐出了工会组织。新自由资本主义进一步改变了劳工运动的格局。传统产业衰落，服务业扩张，就业变得高度不安全，工会组织受到重大打击。1980年，工会成员总数约占劳动力的23%，工会中有2000多万工人。2021年，工会会员人数创历史新低，只占总人数的10.3%。对于年龄在16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工人来说，这个数字甚至更糟，工会会员占比仅略高于4%。
在左翼方面来说，虽然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的竞选活动对美国政治带来了一定影响和改变，但社会主义者或者说左派并未能实现真正的变革或取得长期收益，甚至许多所谓的中左翼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的现实，而只是寻求改良。同时，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长期在美国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社会影响力极其微弱，其真正的问题则是它无法重建与工会、与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治联系。尽管偶尔会出现桑德斯这样的选举潮流，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有组织的劳工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因而并不能改变现实的政治格局。
今天，工人运动似乎正在重新获得其政治属性，工人阶级有希望从仅仅意识到自身经济诉求和相似处境的“自在阶级”，转变为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拥有主动进行集体斗争的意愿与能力的“自为阶级”。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4月1日ALU成立的现场，组织者们不再忌惮一些传统工会中少见的象征符号：ALU的标志使用了代表劳工斗争的拳头，统一印制的文化衫底色是显眼的红色，现场出现的标语中也包含了“阶级斗争”的字样。在声明和社交媒体上，新的工会也并不避讳“99%”“工人与大企业的对抗”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修辞。ALU的领导人之一布雷特说：“如果你能在亚马逊建立工会，那么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工会。因此，所有权力都归工人阶级所有。这是劳工运动的巨大胜利，工人们为自己的工作场所建立工会，组织并把权力放回工人手中。”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ALU斗争过程中看到了美国左翼的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ALU的两个骨干成员Maddie Wesley和Justine Medina就是此次左翼力量参与工会运动的典型代表。Wesley 2020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在校期间就曾参与过维护校园后勤工人权益的工作。在劳工律师戈德斯坦（他在推特回应了斯莫尔斯的求助）的邀请和劝说下，她放弃了和大型工会合作的机会，应聘到亚马逊仓库成为一名工人，以“salt”（指专门帮助工会和工会工作的人）的角色参与到工会工作中，并承担了核心的组织工作。她说：“这是一场以工人为主导的运动。这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一场真正以工人为主导的运动，反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Medina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纽约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联合主席，她于2021年4月主动加入亚马逊成为一名包装员，并作为“salt”参与了亚马逊工会组织委员会。她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推动志愿者进行与工人一对一的当面交谈和电话联络，借此对仓库工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同时，全国各地的许多美共基层俱乐部都动员起来进行电话联络工作，数百名美共党员、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自愿代表 ALU 帮助接触工人。Medina还推动组织委员会的其他人讨论了著名劳工领袖、共产党员威廉·Z·福斯特的《钢铁行业工作组织方法》一书，并将其分发给工人阅读，试图借鉴左翼运动的组织策略，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源推动当代运动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左翼积极分子的深度参与在ALU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对工会和左翼运动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来，美国社会愈发极化的政治境况接连不断地为工人运动的政治化提供着契机。可以想象，未来新一代工会运动的发展将是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合流、进而被重新刷上红色底色的过程。与此同时，ALU的胜利也再次提醒美国左翼，要想获得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就必须扎根基层，在工作场所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充分利用自身的历史资源去支持工人运动的发展。左翼的复兴必须建立在修复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脆弱联系基础之上，ALU的胜利为如何以新的条件与工人打交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站在历史的当口，我们无从得知自2020年疫情、2016年大选甚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兴左翼工会运动是否会成为美国劳工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低潮后，新一代基层组织者们面前再次出现了那个遥远的可能性：他们能够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正如克里斯·斯莫尔斯所说：“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学到的是，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和克服的。我们希望有组织的劳工了解的是，新一代。与过去的方式相比，我们想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事。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我们的方式可能不会一直看起来很漂亮，但它是有效的。”
参考资料：
《强势工会是企业噩梦》
《旧面具，新斗争：美国工会运动的死与生》
《一个失业工人对亚马逊的两年“复仇”》
《伯尼•桑德斯:ALU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运动》
《大卫与歌利亚之战：亚马逊工人成立工会后将迎来怎样的挑战？》
《工会运动初显成效：亚马逊工人运动将迎来怎样的前景？》
《How Can We Unionize Amazon Everywhere?》
《The Amazon Union Success Shows Why the Left Needs to Focus on Labor》
《How We Did It》https://www.cpusa.org/authors/justine-me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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