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儒与扬儒构成了近代以来蔚为壮观的中国文化全景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干,其文字量穷究一生也读不完。人们批儒往往重在批他的思想意识、理论观念,所谓孔孟之道是也,比如“三纲五常”、“克己复礼”、“天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些抽象层的批判容易,可是一到具体往往陷入语言游戏;因为孔孟之道和儒学观念两千年来与中国文化的融为一体,任何批判必然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层,任何伤筋动骨都得投鼠忌器,国民本性还是儒家原因?两者纠缠难解难分,于是前堂批判,后屋翻案,有时批判者更像他的批判对象。
思想意识和理论观念的批判是个文化再造过程,批判与再造是同时展开,是极其漫长过程,然而真实的批判毕竟具有现实功利性,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事实,看似思想斗争,实质落脚点在他的政治庇护。西方基督教的若干次宗教改革运动,其斗争矛头直指的也是(或主要是)他的政治方面,教理、学理、义理冲突解决只是表象,事实上列宁与东正教的冲突,主要不在宗教层,而是政治层,列宁将东正教视作沙皇的帮佣。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人们一直有兴趣在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的问题,至今莫衷一是,事实上就是个语言游戏。事实上这种探究是在西方思维下进行的,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是中国的,他没法以西方的那套范式去套,可以这么说:儒家既是“学”又是“教”,儒家既不是“学”又不是“教”,如果以西方范式去理解,就只能这么怪怪的了。
事实上真的要以西方范式去理解,儒家的真正特征在于他的政治依附性。你说他是“学”吧,可他重在道德教化,你说他是“教”吧,他却没有自己独立性,缺乏组织机构之类独立性支持,那以怎样的物质基础去宣教?东西方历史演化无一不证,任何道德教化为己任者,都不得不要有一个独立于物质追求的自我组织,否则必将落入集裁判与赛手于一体的怪圈,西方若干次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闵采尔等),或者中国的“三武一宗”灭佛,无不与这种怪圈有关,纯粹的思想斗争是不会掀起如此大的历史巨浪的。极端情况下这种怪圈导致人格丧失,不得不依附于权威,封建时代这种权威非王权莫属;古代西欧的教权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基石,他有一套独立系统,他的世俗权甚至高于王权;而中国的儒家,他的独立只在“文字”中,他的所谓“宣教”、“布道”其实是在售卖文字。
是的,以西方范式去理解,儒家非驴非马、四不象,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固有特性倒是政治依附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比较西方基督教或伊斯兰,他们也既有学也有教――当然以“教”为本,与儒家真正的不同并不在学耶教耶之别,而在于是否有自我独立性。
当然以历史的真实而论,既使存在独立组织,依附性也是经常现象,但是有与无毕竟本质有别。我们在批儒时往往重在他的思想意识和理论观念,这件事经常给“疏忽”了,或者经常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之所以打了个双引号,谁知道真疏忽还是假疏忽。
最近十年来复兴儒学似乎又陷入低谷,直接原因我看主要因为那次事件――在广场上不伦不类矗立一尊石像,然后涟漪扩散,竟然成为外界靶子,触发对外事件,而深层仍是文明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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