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为实现和平演变苏联的目标，杜勒斯在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有一篇演说，提出“从青少年抓起”：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和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
1945年的青少年，成长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垮掉的一代”，随后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决策层，在解体苏联的征程中大着胆子碰硬、闯红灯、杀开血路。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苏共，越来越远地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如此陈述国家解体前夕和解体初期贯彻杜勒斯指示的成果：
大量输入西方核废料和体现西方生活方式、思想、善恶观念的影视糟粕、文化垃圾，落魄的教授和国际赛事获奖者在地下通道演奏乞讨，一些作者和导演扑向吸毒、卖淫、色情题材，在他的小外孙女的一年级阅读课本里删除《祖国的来历》、《工作就是最大快乐》、《我们的军队》、《国际妇女节》、《胜利日》、《我们的祖国》。
又过去20年，当初的一年级小学生，身处国家各个领域的主流地位。于是出现2013年1月22日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的情形。
先是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总理普京在《新俄罗斯报》发表《俄罗斯：民族问题》，说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阅读的国度，为保持俄罗斯文化的主导地位，需要汇编100部俄罗斯经典图书，要求每个中学生在家阅读并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写出书评。
《观点报》写道，俄罗斯科技教育部已经提出书目，从2013年起在各中学实施。但是书目中普希金榜上无名，也没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大幅削减。
俄罗斯科技教育部的做法引起轩然大波。
一位中学教师说，“一些不知名的作家竟然能够取代大诗人普希金的诗，这是教育部不负责任的做法”和“一种犯罪”。
她的意见得到多数中学文学教师的支持。
一位网民写道，全世界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但是现在推出来的那些畅销书作家的名字，5年以后就会被忘记。
一位语言学副博士说：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充分代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科技教育部极端做法的趋势令人悲伤。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卡扎科娃说得很坦率，现在推荐一些时尚作品，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什么“政治上考虑”呢?
美国实施文化冷战本来不是秘密。
诱引全球播放好莱坞大片，用好莱坞征服世界，就是美国的战略;好莱坞本身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宣传部。它们在全世界扫荡各民族的文明遗产，毁灭各民族的精神灵魂，到处推销美国牌号的私欲至上、金钱中心和对美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感情方式、是非观念的盲目迷恋。
2013年2月的实例，是好莱坞的《逃离德黑兰》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在这部影片里，伊朗人极度脆弱、不理性、疯狂和残忍，美国中情局特工则浑身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伊朗国家广播电视网称它“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广告”。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站也有文章，称这种“把美国人人性化、把其他人非人性化”的“好莱坞模式”，不过是“陈词滥调的好莱坞军国主义”。
西方不是标语口号式地推出自己的政治，而是把他们的政治渗透于商品、娱乐、文化教育、学术研究、新闻媒体、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用这种政治实现自己的私利，同时教导别人，这里是不存在政治的世界。
然而这就是他们的政治。
按照杜勒斯的“从青少年抓起”，第一代人的任务是毁灭苏联，第二代人的任务是毁灭俄罗斯。
人们比赛着卖党卖国、咒骂自己的祖宗和祖国利益的最大捍卫者，比赛着贪欲行贿、道德堕落、欺瞒诈骗、卑鄙无耻。如此这般就飞黄腾达，勤劳质朴、诚实正直就失业贫困、被边缘化、受到嘲弄和踩在脚下。
从列宁到斯大林，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已经被赶出社会舞台，现在连普京的“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意识”、“爱国情怀”，也要清除出局。
共产主义不在话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在斩尽杀绝之列。
这是多么彻底的“政治上的考虑”!
在杜勒斯的设计中，青少年在文化垃圾、影视糟粕中长大，再由他们用这些东西喂养下一代人。
但是第一，文化垃圾、影视糟粕可以腐蚀一部分人，却不能腐蚀整个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民和整个民族;实际生活而不是意识形态污秽，才成为他们精神营养的根基。第二，被文化垃圾、影视糟粕腐蚀的群体，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占据社会的主流地位，却因为同最大多数人的背离而不得安宁，历史不是他们的朋友。
这是一个俄罗斯的故事。
但是俄罗斯，恰恰是一个产生门捷列夫、罗蒙诺索夫、库图佐夫、普希金等人类文明灿烂群星的国家，一个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下创造二十世纪社会进步奇迹的国家。“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布尔什维克的根，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俄罗斯工人阶级、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根，杜勒斯先生，这样的根是挖不尽，终究要发出新芽的。
还好，杜勒斯培养的一代又一代在行动，人民却没有沉默。
在苏联解体时刻的红场，既有“我们不要共产党”的旗帜，也有“我们不要戈尔巴乔夫的党，我们要列宁的党”的旗帜。现在，既有来自科技教育部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和“犯罪”，也有通过俄罗斯媒体发出的不同声音。
把列宁墓迁出红场的呼声比前些年减弱，以至英国《泰晤士报》2013年1月11日刊文哀叹，“在共产主义垮台的10年后，列宁在普通民众中的声望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半数民众肯定斯大林。“斯大林格勒”已经改名“伏尔加格勒”，改回原名的呼吁从来没有沉寂，而且自2013年起终于获准，每年的若干纪念日来到时被正式称为“英雄的斯大林格格勒”。
普京提议恢复苏联时代“劳动英雄”称号和群众体育锻炼计划。新的历史教科书正在拂去强加的污蔑和尘埃。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论证和宣传“苏维埃文明”当代价值的行列。
俄罗斯《生意人报》曾有《俄罗斯复杂但不可怕》报道，美国情报机关一份评估世界威胁的报告对俄罗斯的“新定性”，就是尚未走到苏联的地步，因此“复杂但不可怕”。文章透露的美国方面的沮丧在于：因为警觉到美国“更迭他国政权的政策”，很难指望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问题上同它切实合作。
事情正在起变化。
微小的、点点滴滴的变化，让美国情报机关感到“复杂而不可怕”，然而却又不得不提出“新定性”的问题。历史的脚步无声无息，不是在轰轰烈烈、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性动荡中，而是在不声不响地推进。谁能保证，这种量的积累，不是在社会深层聚集巨大变革的力量，走向真正需要给一个叶利钦以来俄罗斯“新定性”的历史关头呢?
文化的堕落，是民族悲剧的序幕、起因、过程和结果。但是，有哪一次民族的复兴，不以巨大的苦难为前提，不首先经历麻木不仁、自欺欺人、俯首听命、堕落崩溃、污秽满地，然后再一跃而起呢?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
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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