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以讲述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生平为主线故事的电视剧《功勋》登录荧屏，其第一个单元故事，以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李延年为主角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在播出后备受好评，其中的经典片段更是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不少人看过后都忍不住潸然泪下。而当这个6集的单元故事结束，她也毫无争议地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抗美援朝影视作品”。
《能文能武李延年》（以下简称《李》）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赞誉，是因为其以李延年这位功勋人物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战场经历为切入点，以群像剧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回答了几个当代人百思不得其解，过往的同类影视作品，包括那些黑白经典也没有很好地给出答案的重要问题，即：
我们为何而战，我们又为何能够胜利。
关于这个问题，过往的黑白经典因为在其诞生的时代观众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心知肚明，所以并没有在影视作品中过多地表现，几年前开始出现的彩色影视作品又因为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没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既是一种遗憾，也在某种意义上凸显出了《李》的特别。
下面笔者仅就《李》剧中的内容，尝试分析一下该剧是如何精彩地解答“我们为何而战，我们又为何能够胜利”这个问题的。
故事的最开始，由操着河北口音的旁白和一场剑拔弩张的表现中朝联军（简称“中”）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简称“美”）进行停战谈判的文戏，以一种及其简洁的方式交代了故事的时代背景。
1951年7月，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美双方在北纬38°线即“三八线”一带形成军事对峙。之后，美方要求停火并提出进行停战谈判，中方也应允了美方的提议。在开城的停战谈判上，中方拿出最大的诚意，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将双方越过三八线的实际控制区进行呼唤，以恢复朝鲜战争爆发前的边境态势。相比诚恳务实的中方，不甘失败的美方却狮子大开口，要求中方在三八线沿线再撤退30~60公里，不仅向中方威胁如果不答应就要用美军的“海空优势”来达到目的，还甩出了那句著名的狂言：
“既然双方都无话可说，那就让机关枪和大炮发言吧。”
于是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将他们逼回谈判桌并同意恢复南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的战前态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了与“联合国军”寸土必争的阵地战。而故事的第一主角李延年所在的47军140师418团3营7连，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故事刚开始四分多钟，编导就巧妙地反驳了无数“反战战争片”花费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所构建的“人与战争的矛盾”这一虚假的议题。而是以展现美帝国主义真实嘴脸的方式告诉观众：
关于战争，真正的矛盾从来不是人与战争的矛盾，而是热爱和平的人与热衷侵略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当侵略者入侵我们的家园，我们只能拿起武器，如果我们出于恐惧而放下武器，只能助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令他们在大脑中形成“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而只有将帝国主义者打翻在地，在不甘失败的它们身上踏上一万只脚，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否则，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这段剧情交待了历史背景的剧情，也为回答“我们为何而战，我们又为何能够胜利”（为何而战，如何战胜）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接下来的时间里，该剧以李延年为主要线索人物，通过全景式描绘他所在的3营与美军反复争夺346.6高地的全过程，在以群像的形式刻画出了一个个生动形象且带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志愿军指战员的同时，也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回答了“为何而战，如何战胜”这个问题。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详细论证可以连篇累牍，但如果要尽可能凝练的话，用两个关键词便可以概括，那就是尊重与信任。因为“尊重与信任”这个主体几乎贯穿全剧，所以接下来笔者可能会在个别段落采用非线性叙事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这可能会没有看过这部剧集的读者产生一定理解困难，在此先行致歉。
3营争夺346.6高地的战斗，是从一场由营长和营指导员主持，各连连长和连指导员参加的制订作战计划的战前会议开始的。这场戏透露出了不少细节，一些细心的观众更是从这场戏里就发现了与其他影视作品中所表现的军事会议迥然相异的画风。
比如面对营长宣读的作战计划和下达的任务，各连长不仅没有因为对手是美军而胆怯，反而积极争功，要求承担风险较高的主攻（进攻主力）任务，军官之间还用白干酒、美国罐头来“行贿”，要求对方将主攻任务让给自己。而对于作战计划，各连长官没有像一些影视剧那样“是！”一声后不再作声抑或拿了令牌自行离开，而是就如何完成任务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并根据讨论结果修改了原计划，增加了战前发动火力侦察和推迟进攻时间以麻痹美军的环节。
从白干酒和美军罐头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第五次战役后，我军的后勤条件不仅大为改善，运动战时期（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一连串的胜利也让我军缴获了敌军的大量物资。军官们积极争功，则从侧面表现了我军的赏罚分明和战绩辉煌，因此面对作战任务，军官们想到的都是立功受赏而不是其他，局面越打越好、形势越打越有利，功劳越打越多，这是我军在朝鲜愈战愈勇、士气高昂的原因之一。
而军官们就作战计划集思广益并最终修改了作战计划的情节，虽然主要表现了主角李延年的军事才能，但与此同时也展现出了我军著名的军事民主作风，而在这种作风的背后，就是我军作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最大不同——知识型军队和基于尊重人格而产生的上下级军官之间的尊重与信任。
在以往许多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因为编导人员并不了解我军的特点，将外军（外国军队）和旧军队（以国民党军为代表的军阀部队）的一些作风习气嫁接到了我军身上，以至于在他们的镜头下，我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一副文化不高的草莽形象，即使有个别文化较高的人员，也是一副与战友们格格不入的书呆子作风，如果哪天他与“战友们”打成一片了，那说明他也蜕变了。而那些影视作品中的我军在军事决策上，不是上级的“一言堂”，就是下级的“下克上”，还美其名曰是“党指挥枪”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但实际上，这恰恰是我军的对立面——旧军队的典型画像。在旧军队里，军官大多是土匪和军阀，士兵也大都是兵痞流氓，既然双方都文化不高，“商讨作战计划”就变成了一种不可能，进一步让下级理解上级的意图并想方设法完成就更是奢求，于是旧军队特别强调下级对上级毫无保留的服从，并用严苛的军纪来维持军纪，即使上级的命令不切实际，下级也要硬着头皮执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旧军队在战场上普遍存在的战术呆板和各自为战，这也是他们在面对我军时虽然在人数上经常在占优，武器装备也更为精良，却经常大败而归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我军在教员这个的“教书匠”的改造下，早已成为了一支有文化、尊重人的军队，这带来的，是全军上到军官下到士兵都能就战场形势提出一些有益的想法，而对人的尊重，又让这支军队的每一个人都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因此，我军的作战会议往往因为能够集思广益，又有了“神仙会”“诸葛亮会”的代称，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军才能在战场上发挥最大的主观能能动性，靠“打聪明仗”来最大程度地缩小与敌军的物质差距，因为相比敌军总是靠几颗脑袋来思考战略战术相比，全军一起想办法的我军从来是在这方面拥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巨大优势。
如果说战前会议这场戏表现的是我军军官之间的尊重与信任，而之后的几场重要戏份，则着重表现了军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尊重与信任是如何令我军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的。
相比3营的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个叫张安东的小战士却当了逃兵，他被抓回后，大喊着“（当逃兵还是上战场）横竖也是死，二营上去就没几个回来的”，并声称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张二妞”的女人。对于张安东的言论，连长火冒三丈，战士们也大多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当逃兵。按常理来说，志愿军既不是助纣为虐的反动军队也不是充满压迫的旧军队，如果此时执行战场纪律枪毙逃兵，谁也说不出什么，但李延年并没有这么做。
作为一个称职的指导员，李延年对连里每一个战士的情况都十分了解，他明白张安东当逃兵的动机，也知道对张说出的“二营战士大部分牺牲”的事实如果置之不理，会对之后的作战造成隐患，于是他开始向全连指战员讲述张安东的故事，最终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
他首先讲述了张安东和张二妞的故事，让全连战士都认识到了对张安东有救命之恩的张二妞对他的重要性，之后又通过其他战士如5班长的现身说法来让张安东知道，不是只有他有重要的亲人，大家都有牵挂。在建立了统一的认识后，李延年又问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陪着老婆孩子，非要当兵打仗呢？”5班长的回答也很经典：“我们那是解放区，不打跑国民党还乡团，就没法过日子，连命都没了。”
在战士们认识到这一点后，李延年又继续在思想上引导他们，先是想一想自己美丽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爱人们，再想一想入朝作战以来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的人间地狱般的景象，然后想一想那些飞入中国境内投下炸弹造成死伤无数的美国飞机，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不能在朝鲜半岛上挡住美帝国主义的入侵，那么战火就会烧进你们的家乡，那时你所热爱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
在李延年一番别开生面的思想教育下，张安东认识到了自己当逃兵并不能真的让张二妞免于帝国主义的威胁，战士们也坚定了即使牺牲也要在朝鲜半岛上打胜仗，击败帝国主义的决心，群情激昂之下，李延年免去了张安东的处罚，整个7连也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这场其他影视作品中少有的描写指导员如何进行政治工作的戏，除了强调尊重与信任这个主题，即因为尊重所以愿意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情况，因为信任所以相信战士们在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后就不会动摇，更突出表现了我军有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正视自己的感情。
在很多有关军旅的传统思想和影视作品中，往往强调军事活动中无情冷血、否定感情的一面，仿佛只有六亲不认、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事实上，正视感情，承认感情的存在，才是我军屡战屡胜的原因之一，因为旨在保家卫国、解放人民的我军，从来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险目的，自然就不需要靠无情和冷血来麻痹军队，让他们变成只会开枪的行尸走肉。正如一首歌里的歌词唱的那样，虽然“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可是“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你如果真的有感情，那就不可能没有热爱的人，你如果真有热爱的人，就不可能不希望他/她远离危险，你如果真的希望他/她远离危险，那么当侵略者袭来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武器！道理很简单，却也很残酷。
除了张安东以外，另一位名叫罗厚财的志愿军战士也是编导着重刻画的角色。他和张安东一样，也是一名解放战士（原国民党军士兵），但与张安东不同的是，他因为军事技能优异而有些桀骜，又因为桀骜和前国民党军士兵的身份和战友的相处不太融洽，尤其是和他的班长——出身解放区的五班长更是如此。双方之所以不融洽，究其根源，就是五班长等人对罗厚财缺乏尊重与信任，以至于他们的关系虽然不至于在战场上互相打黑枪，但也很难通力合作。
在攻占346.6高地的战斗中，一个不断吐着火舌的美军地堡阻拦了全军进攻的步伐，李延年希望作为特等射手的5班长通过机枪口射死地堡里的美军，对此，5班长表示白天可以做到，但夜里因为照明弹的灯光下机枪口正好处在阴影里，所以无法看清机枪口的准确位置，自然很难做到通过机枪口射杀地堡里的美军。
这时，罗厚财自告奋勇地表示有办法，但5班长因为对罗厚财有看法，所以不仅拒绝了罗厚财的提议，还赌气般的冲了上去，企图在看不清机枪口的情况下射杀地堡里的敌人。5班长冲上去后，了解罗厚财的李延年继续询问他的办法，罗厚财拿出一排曳光弹，李延年立刻心领神会，知道他是想用曳光弹发出的光芒照亮地堡的机枪口，帮助5班长射杀地堡里的敌人。李延年马上就同意了罗厚财的想法，最终，在5班长和罗厚财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地堡内的美军被成功射杀了。
此战之后，因为国民党特务的频繁活动并造成了不少损失和7连中存在大量原属国民党军的解放战士的现实情况，上级要求7连暂时从346.6高地撤下来已备进行即将到来的审查。在后撤的路上，李延年想到早晚还要回到346.6高地，便要求全连将缴获的美军武器放在后撤路线上的一个山洞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罗厚财和5班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罗厚财希望能把战斗中缴获的美式M1加兰德步枪留着，5班长则要求他服从命令，并且语气十分简单粗暴。就在二人相持不下之际，李延年过来打破了这剑拔弩张的局面，他首先劝慰罗厚财，表示之后还有用上这批武器的机会，先服从命令在山洞里藏好。因为李延年在连里的威信和战斗中支持罗厚财想法的行为，对李延年充满尊重和信任的罗厚财接受了李延年的劝慰。另一边，李延年又对5班长强调，每一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自尊自尊，要学会尊重罗厚财，因为“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5班长把这句话铭记于心，在之后的战斗中不仅积极听取罗厚财的建议和意见，并和他结下了浓厚的战友情谊。
有正面例子就有反面例子，相比我军的“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的共识，我军的敌人则不仅缺乏对人的信任，更缺乏对人最基本的尊重。在7连攻下346.6高地后，为美军服务的国民党特务王觉仁用扩音器对高地上的我军战士大放厥词，在极力渲染美军的“撒手锏”原子弹的威力的同时，大肆鼓吹叛逃的种种好处，并特意提到了原属国民党军的解放战士。
这种对人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将所有人都当成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的话术，不仅无法打动我军战士，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面对敌人的招降，李延年决定将计就计，一方面率领几名解放战士前去诈降并借机击毙王觉仁这个汉奸，另一方面则将整个计划在自己出发后交给上级，希望上级能配合他的行动。出于尊重和信任，李延年的上级大力支持他的行动，最终在李延年的小分队成功击毙王觉仁后及时驰援并提供火力掩护，帮助小分队成功地撤回了驻地。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全篇几乎每一次战斗，都在反复印证着这句话。
但是，纵然我军指战员已经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进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在巨大的敌我物质条件差距下，还是难免要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字眼——牺牲。无论是在攻下346.6高地，还是在坚守346.6高地，为大部队组织反攻争取时间的战斗中，纵然已经竭力避免，我军还是在敌人的优势武器装备下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尤其是在坚守346.6高地的战斗中，虽然李延年所在的47军140师418团3营凭借聪明才智和浴血奋战坚持到了大反攻，在“喀秋莎”的轰鸣声中击退了敌人最后的反扑，但全营也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虽然这样的胜利在军事上是必须的，付出的代价从敌人的实力和收获的战果这一角度来看，也是必要的，但这样的代价依旧是惨烈的。虽然“钢少气多”打赢了“钢多气少”，但这胜利终究是靠无数中华儿女的鲜血凝结而成的。
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忘记过要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力量，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当某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华儿女不用再付出高昂且惨烈的代价，才能打下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我想，也许这就是《功勋》这部剧的第二个单元，选择了以为我国尖端武器研发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科学家于敏为主角的关系吧。
最后说点电视剧之外的话题。《能文能武李延年》（以下简称《李延年》）的高水准表现让很多观众看到了国产主旋律和战争题材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有网友开始设想如果吴京和《李延年》的导演编剧团队合作会如何。导演毛卫宁成名已久，是当下国内主旋律和现实题材的领军人物，2014年的《十送红军》就是近些年难得的高质量红色题材作品。从《十送红军》到《李延年》，体现了毛导对我国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的深刻理解。两位编剧中，刘戈建是军人出身，对革命军队气质的理解自不用说。另外一位编剧李修文，之前就与毛卫宁合作，是《十送红军》的编剧。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这次《李延年》他虽不是第一编剧，但第一版剧本就出自他手。
说到李修文，不得不提到他在去年疫情初期的行动。在二月份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去社区当过志愿者，进过方舱，个人捐了十万块稿费。另一位著名的武汉作家池莉也坚持在社区当志愿者。然而在去年疫情引发的舆论风暴中，这两位作家，以及许多像这两位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扎实的基层工作却完全被另外一位武汉作家的言行和她那本《武汉日记》遮盖住了。同样是武汉出来的作家，言行反差之大，背后实际反应了我国改开以来高速发展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混乱和割裂问题。
（图左为李修文）
去年李修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命运正在驱使大家写作，这种时候，如何提高写作的品质，使之更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才是更重要的。”让人感叹。作协，传统作家这些圈子这些年本来就在离年轻人越来越远，而那位写日记的作家更是在舆论效果上把中国作家这个群体又往远处用力推了出去。毕竟流量为王的时代，扎实做基本工作的人能吸引来的目光总是远敌不过哗众取宠的人。
然而不论如何，若干年后，人们会记住《十送红军》、《李延年》是经典，而《武汉日记》早已不值一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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