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历史了解的人，应该知道，美国已经充分相信了日本民主的成熟，对日本民主社会充满信心！
新宪法于1945年10月开始酝酿，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生效。在庆祝生效的政府专门印发的宣传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中宣布，新宪法最大的“赠予”是民主。生效当天，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一支日本铜管乐队吹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庆祝这种“赠予”。这部新宪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是怎样使日本接受了“赠予”的民主而走上了“成熟”的呢？下面不妨来盘点一下。
一、新宪法中对天皇安排具有特殊的意义
日本战败，盟军在1945年8月底抵达日本，而于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后盟军的占领遂正式展开。盟军最高指挥官是麦克阿瑟。1945年10月麦克阿瑟收到华盛顿的一项指令，这一指令是“日本投降后致占领日本盟军最高指挥官的最初基本指令”，简称为JCS1380/15（JCS是指联合参谋长）。
JCS1380/15概述用来改造日本的、被理想化的美国式民主。假如被保留的话，天皇将扮演作为名义上国家元首的纯粹象征角色。民权与个人自由将受到保障，必要的话由新宪法施行。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人将有投票权。军队与旧式警察将被废除，财阀将被解散。在军方、政府与商界曾对战争作贡献的所有人将被整肃免职。鼓励成立工会，而工会会员的权利会受到保护。
解除军备是麦克阿瑟与华盛顿建立新日本之雄心勃勃的共同计划的第一步。惩罚战犯也是解除军备过程的一部分。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举行了远东军事法庭（由所有11个战胜国派人员参与）主持的东京大审判。
最引人争议的免予起诉案件是裕仁。有许多人认为裕仁应该受审，期待他被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等，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
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克阿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具有超强反共意识的麦克阿瑟感觉到，保留裕仁本人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保留天皇制，更重要的是防范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这样，裕仁保住了生命，但他由神变成了凡人。也正式变成了麦克阿瑟同一战壕的反共战友。如果把这个问题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宣示检验美国式民主的唯一标准是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还可以这样说，民主也好，宪法也好，宪政也好，在麦克阿瑟看来，服从美国国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安倍晋三高呼“天皇万岁”，不知是否再一次宣示了日本民主的“成熟”？
二、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的越俎代庖
新宪法可能是占领时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为它将裕仁予以凡人化。尽管许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条款，即放弃战争条款，新宪法维持至今仍未改变，已成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征。这个新宪法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盟军总部人员组成的小组、加上几位非军人所草拟的。他们依据来自华盛顿编号SWNCC228的控制文件工作。在不愿看见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适当宪法草案的麦克阿瑟的压力下，他们以不到一周的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他们在建国方面的年轻与缺乏经验，使他们很像明治的寡头执政者。这个小组之中没人对日本或宪法知道很多，甚至负责执行这一工作的组长查尔斯·凯兹（CharlesKades）承认，他对日本的知识是“零”。后来官方对外宣布这部宪法是日本人自己拟定的，但基本上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这也就是后来当日本1980年代经济腾飞时，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声称，虽然不完全反对新宪法内容，但真正的民主不可以由外国强加在他国身上。不过，随着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日本人才明白中曾根康弘的民主观确实有点不“成熟”。
当新宪法草案呈给国会批准时，有关女权的部分似乎引发特别热烈的辩论。对于盟军总部，这部分已成为新民主的象征，虽然它有不寻常的背景——这部分是由一名俄裔美国女子所拟定，并且在草案指导委员会中未经日本国会议员真正辩论而匆匆过关。
有关女权的提议是由碧特·史洛塔（BeateSirota）起草。这位28岁的女子虽然她的姓听起来像日本人，却是一位俄裔美国人。她是宪法草拟小组中惟一真正有日本经验的人，她是小组之中的少数非军人之一，亦为非随意被挑选的少数人之一。她因为若干理由被挑选：她从5岁至15岁的孩童时期是在日本度过的，她能说流利的日语，而且她是女性。
在所有的令人注目的有关草拟新宪法的故事之中，她的故事是很令人注目的。她在“Reinventing Japan”与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详细述说，她四处到图书馆搜寻相关资料后写成原稿。原稿太详细，凯兹把它删了很多。当这原稿向日本代表们提出时，日本代表起初不愿接受诸如保证男女平等的重大改变。但在讨论有关天皇的角色的16个小时的连续讨论后，才轮到这一部分的宪法草案的讨论。每个人都很疲劳，希望尽快结束。她本人在讨论中一直为日本人充当译员，结果被他们视为亲切的助手。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正是由她本人起草的。她引述凯兹告诉他们的话：“史洛塔小姐寄望女权，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通过？”她只补充说：“而他们照做了。”
三、新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的美国率先垂范
当今的日本是个“舆论一律”的国家，尤其是在国际问题问题上，各大传媒（背后是资本寡头）是与政府（包括亲美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保持高度一致的，而政府的声音又是与美国合拍的。早在在新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美国对此就起了示范作用。
1946年4月，盟军（实际上只有美军）司令部获悉，东京的剧场有位艺人自弹自唱具有颠覆意味的歌曲，于是派侦探前往，结果令人大为震惊。那位艺人竟然唱出：“每个人都在讲民主，但有两个天皇我们怎么可能有民主？”谁都听得出，这句歌词竟然同时愚弄了民主、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盟军，也就是占领军当局二话没说，当即取缔！
虽然占领当局一再宣示保障言论自由，但仍实施相当严厉的新闻检查。盟军总部一方面积极坚持电影应该显示人类自由与尊严，诸如开化的妇女与爱情场面的接吻镜头，同时它也禁止某些书刊与电影。显示美国社会较黑暗面的俄斯金·卡德威尔（ErskineCaldwell）的《香烟路》（TobaccoRoad），是被禁书刊的一个例子，而武士电影被包括在盟军总部谴责为封建与军国主义的236部电影之中，提到盟军总部参与政府改革的书刊与电影也被禁止。
为了使日本民主早日“成熟”，除了在言论出版方面采取了美国式的民主措施外，在其它方面，特别是操作票选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日本的共产党人在1947年的挫折后开始恢复活动。他们正开始重新获得影响力与声望。在1949年大选中，共产党在国会的席次从4席大增至35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占领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共产党的席位在国会中所占比率并不大，但发展下去还是有危险，必须采取措施。从1949年底至1950年一整年，盟军司令部亲自操刀，在所谓的“红色清洗”中使约12000名共产党人被处理，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席次从此就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但民主自由不能仅作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与实质。在战后的世界，当美苏两强尽量避免全面军事对抗以免爆发核战时，这主要意味着经济势力的对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经济势力，生产甚至还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货膨胀每年高达200%以上。对日本经济的最大推动来自美国的因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吉田茂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最大的经济利益是来自在朝鲜半岛作战的美国陆军的“特别采购”。至朝鲜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恢复到太平洋战争前的生产水平。这实质上就是美国为日本经济制造的绝好机会，但形成了美国对日本经济的主导。这种主导，既可以让你前进，也可以要你停滞。
美国主导日本经济的另一招就是支持日本的一党主政。因为美国和日本都知道，只有政府的稳定，才能对经济增长提供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但换汤不换药，美国的幕后操纵时隐时现。因此，日本政府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这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由于日本一度被经济腾飞冲昏了头脑，表现出对美国有所不恭，结果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后进入了停滞期。美国对日本政经的强大影响力可见一斑。尽管日本有诸如票选这样的“民主机制”，但如果有哪位日本首相对美国产生异见，下台就在所难免。例如进入新世纪后的鸠山由纪夫，因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而且对驻日美军驻地颇有非议，结果很快就开路了。他也算是一位民主不够“成熟”的人。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战后民主的“成熟”之路，也造成了日本摆脱不了半独立国家的状态。它的国防，还有经济，甚至政局，都少不了美国主导。安培晋三上台后，有些动作比较大，其中包括打算修改宪法什么的。对此，有些学者专家多少有些忧心。但笔者不这么看，毕竟，日本还是美国的一粒战略棋子。至于“养虎为患”，美国还没有那么傻。看看日本民主“成熟”的历程，大家就可以放心。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家的事情办好。实力强了，美国刮目了，日本也就没戏了。
顺便说一下，有些国人可能认为，日本经济仍然很强大，日本人至今仍能过上那么富足的生活，如果我们能有那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赠予”的民主，我们都愿意接受。何况，不是说二战后跟着美国走的都致富了吗？何不走这条“普世”路？这话不能说没道理。
但是，中国也是没法子走那条路的。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国情不同。但这个话题不是此文要聊的。
不过，有位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1986年说过下面一段话，却是很有启示的。他说：
“日本现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国文明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不一定是人类唯一的文明道路。人类可能还有另外的文明道路。如果真有这样一条道路的话，日本是没有力量成为开拓者的，因为日本国家小，文化传统不深，‘底气’不足。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见《日本之谜》第224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笔者以为，这段话同样可以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日本民主的“成熟”之果，只不过是挂在美国这棵“民主”之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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