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立陶宛是东欧的一个小国,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航空距离6000多公里),历史上双方也无冤无仇。
除了篮球之外,这个国家在国内几乎没有存在感。
然而,最近这段时间,#立陶宛#频频登上热搜,而且每次都是负面消息。
事情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三次召回大使。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因荷兰政府批准本国公司对台军售,中国立即召回驻荷兰大使,并将中荷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
第二次是1995年,因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中国宣布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并停止了中美高层的一切往来。
可以看出,过去两次召回大使都和台湾问题有关,这一次也不例外。
7月20日,立陶宛宣布将与台湾当局相互设立“办事处”。
对此,中国外交部明确回应称:
“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中国随后召回了驻立陶宛大使,并“驱逐”了立陶宛驻华大使。
但当时我们还是做了一定的保留,没有立即把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
本来是想给事情留一个还转的余地,但立陶宛坚持一条道走到黑,于11月18日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了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这是18年来台湾当局首次在欧洲国家的首都设立代表处,也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唯一一个以“台湾”为名义设立的代表处(其他国家就算有,也是“台北”代表处,而不是“台湾”代表处,一字之差,隐含的是国家和地区的区别),可以说影响极为恶劣。
而且今年还是中立(中国和立陶宛)建交30周年。
1991年,立陶宛在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中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立陶宛共和国政府承诺不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
如今却一意孤行在其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用了“背信弃义”这个词,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
11月21日,中国正式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一般来说,外交代表分为大使、公使和代办3个等级,其中大使是由国家元首任命的,等级最高,而代办是由外交部长派遣的,是“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
40年前荷兰被降低外交等级后,一直到该国承诺不再批准对台军售,中国才和荷兰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一次立陶宛会怎样,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但正如文章开头说了,中国和立陶宛明明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非要在台湾这样的核心问题上招惹中国?
事实上,立陶宛不仅触碰了台湾问题,在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上,也是处处与中国作对。
早在今年5月,立陶宛议会就通过决议,污蔑中国在新疆实行了所谓的“种族灭绝”。
在香港问题上,立陶宛也在叫嚣要求中国政府废除《香港国安法》。
由此可见,立陶宛就是专门挑中国的核心来进行挑衅。
立陶宛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中国又可以有哪些反制措施?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国家的背景。
02
今天的立陶宛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国:
国土面积6.53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浙江的62%;人口接近280万,不到浙江的1/20,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国。
立陶宛的气候地理条件也较为恶劣,日照短,冬季漫长,阴冷潮湿,又遍布森林和湖泊,这样的环境并不利于文明的传播。
所以立陶宛民族开化也很晚,一直到公元12世纪末,立陶宛都还处于部落林立的状态,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连个奴隶制的王国都没有),也没有自己的文字。
早期的立陶宛历史,都是靠周边的骑士团和传教士来记录的(所以立陶宛早期的历史资料非常匮乏,而且比较混乱)。
12世纪末-13世纪初,天主教势力盯上了立陶宛。
当时的立陶宛是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还处于多神教信仰地区,天主教会希望把“福音”传播过去,把立陶宛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的信仰怎么办?
那就让骑士团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强迫他们接受(类似的做法其实今天也依然存在,只不过不再打着宗教的名义,而是借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对他国输出颜色革命,甚至是发动战争)。
外来的入侵反倒促成了立陶宛的民族整合。
1236年,一个叫明道加斯的部落首领在众多部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全立陶宛的统治者(正如前文所说,早期的立陶宛没有文字,历史资料匮乏且混乱,所以明道加斯是如何掌权的已不得而知)。
但统一后的立陶宛处境依然非常艰难,不仅要和骑士团连年征战,蒙古人还时不时要来入侵,明道加斯的侄子(陶特维拉斯)还纠集了一帮亲戚发动了叛乱,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对此,明道加斯以皈依天主教为条件,换取了教皇对骑士团和立陶宛冲突的干预(后来骑士团还协助他击败了他的侄子),并承认他为立陶宛国王。
1253年,明道加斯在受洗后正式加冕为立陶宛大公国国王,成为了立陶宛历史上的第一任国王(也是唯一一任立陶宛大公国的国王)。
但这位国王不怎样讲信誉,短短8年后,明道加斯就背弃了天主教,并和骑士团断交(背信弃义,从首任国王开始)。
又过了两年,明道加斯被他的另一个侄子(特莱德尼塔)暗杀,特莱德尼塔篡位后不再采用国王头衔(国王是教会封的,而当时立陶宛已经背弃天主教),而是以立陶宛大公自居。
之后的100多年,立陶宛重新回到了多神教信仰。
1384年,一个天大的好事降临到了立陶宛。
其邻国波兰发生了继承者纷争,最终雅德维加在天主教会和波兰贵族的支持下加冕为新一任波兰国王(中世纪时期教会的权力很大)。
但雅德维加只是个11岁的小女孩,地位自然是不稳的。
而天主教会之所以选中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利用她的婚姻来让立陶宛人改信天主教。
当时的立陶宛是欧洲最后一块信仰多神教的地区,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希望把立陶宛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公国)这边抛出橄榄枝,只要你加入东正教,我就把公主嫁给你。
而波兰人则允诺,只要你皈依天主教,我就把波兰女王嫁给你。
一边是公主,一边是女王,当然是选女王了。
1385年,37岁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成功迎娶了11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
其实雅德维加早就已经和一个叫威廉的奥地利人有了婚约,而且还是被双方父亲见证过的。
但老国王死后,在天主教会和波兰贵族的积极游说下,雅德维加结束了上一段婚约,嫁给了约盖拉。
作为交换的条件,立陶宛大公国改信天主教。
雅德维加成功扩大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教会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在她死后将其遗体存放在瓦维尔大教堂的大理石棺,受信徒顶礼膜拜。
1997年,天主教会还正式将她封圣,称圣·雅德维加。
和波兰女王的婚姻极大地提升了立陶宛的国力。
婚后第二年,约盖拉在瓦维尔大教堂正式受洗,并改了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名字——瓦迪斯瓦夫·雅盖沃。
受洗后,约盖拉以“瓦迪斯瓦夫·雅盖沃”的名义被加冕为波兰国王。
从此,立陶宛和波兰成为共主联合体,史称雅盖隆王朝。
03
雅盖隆王朝是波兰和立陶宛的黄金时期,立陶宛人和波兰人联合起来开疆拓土,但名义上波兰和立陶宛依然是两个国家。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的名号,也往往会分别继承给国王的两个孩子。
如果其中一个继承者不幸去世,那么又会变成一个人统管两个国家。
这种做法后来成为了雅盖隆王朝的惯例。
直到齐格蒙特二世掌权后,局面发生了变化。
作为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的齐格蒙特二世在经历了三段婚姻之后,膝下依然没有子嗣。
眼看雅盖隆王朝就要绝后了,1569年,齐格蒙特二世在48岁那年,终于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打算。
那么,国家由谁来继承呢?
齐格蒙特二世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变革:
1.将波兰和立陶宛正式合并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官方名称是波兰立陶宛王国)。
2.实行“选举君主制”,即国王不再世袭,而是由选举产生。
3.引入“贵族民主制”,即通过设立由贵族组成的议会来限制国王的权力。
从雅盖隆王朝到波兰-立陶宛联邦初期,其疆域不断扩大,一度超过100万平方公里。
民间甚至还有“平独镇露大波波”的说法。
这里的“独”(日语中德国的简称)指的是德国,“露”(日语中俄罗斯的简称)指的是俄罗斯,“大波波”指的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
立陶宛和波兰曾两次给条顿骑士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条顿骑士团也称德意志骑士团,其政权化后发展成了后来的普鲁士公国,即德国的前身。
“平独”的说法虽然并不准确,但也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1610年, 波兰-立陶宛联邦还成功击败俄罗斯,占领莫斯科,入住克里姆林宫达两年之久。
于是也就有了“镇露”的说法。
但当时波兰的文化影响力要远远强于立陶宛(前面说了,立陶宛语起初是没有文字的,一直到16世纪,在波兰文化的影响下,立陶宛语才有了对应文字体系),所以波兰-立陶宛联邦干的那些事,往往被记在波兰头上。
合起来就成了“平独镇露大波波”。
这句话既是对波兰-立陶宛联邦曾经辉煌的记录,也是对他们后来遭遇的讽刺。
波兰-立陶宛联邦引入“贵族民主制”之后,最初的国王还可以靠自己的权威和贵族组成的议会进行制衡,但后来贵族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在选举国王时,会故意选出软弱无能的人来当选新一任的国王,导致王权式微,贵族做大。
而贵族之间又热衷于相互争权夺利,这让国家的内斗越来越严重。
17世纪中叶,即波兰-立陶宛联邦成立还不到百年时,就已进入政治混乱期,开始走向衰落。
到了18世纪,波立联邦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瓜分。
1795年,在最后一次被瓜分时,波兰立陶宛联邦彻底亡国。
今天立陶宛共和国的领土,一度被并入到了俄罗斯。
沙俄统治期间,俄罗斯人曾逼迫立陶宛人改信东正教,遭到了立陶宛人激烈的反抗。
俄罗斯人还试图废除立陶宛的语言和文化,把立陶宛俄罗斯化,更是遭到了立陶宛人的仇视。
立陶宛境内的起义行动接连不断,但经历过3次被瓜分的立陶宛,在沙俄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自然是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的。
直到一战打响后,沙俄解体,立陶宛获得了短暂的独立。
独立后的立陶宛,领土面积已经只剩下6.53万平方公里,比鼎盛时期缩水了94%,但好歹算是独立了。
1926年9月,苏联还一度和立陶宛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然而作死的是,立陶宛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在同年年底发动了政变,意识形态也转向极端反共,导致和苏联的关系破裂。
1940年,二战已经打响,苏德战争即将爆发,斯大林决定强行吞并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作为抵御德国屏障。
次年,希特勒果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起攻击。
波罗的海三国又被纳粹德国占领。
之后的立陶宛人就陷入了极为分裂的状态:一拨人帮苏联打德国,另一拨人帮德国打苏联,两帮人都在为了别的国家卖命而互相残杀。
二战结束后,德国战败,苏联再次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但新仇旧恨夹杂在一起,立陶宛人并不甘心接受苏联的统治。
其中有一个叫“森林兄弟”的反抗组织,一直和苏联战斗到1971年才被消灭,导致苏联军队损失惨重。
在此期间,苏联曾调集大军对立陶宛的反抗进行镇压。
绝大多数起义军被就地枪决,还有数以万计的立陶宛反对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导致大量立陶宛人死在了冰天雪地。
所以立陶宛国内的反苏(俄)的情绪一直都非常高涨。
1990年,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立陶宛率先宣布从苏联独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从1795年被沙俄肢解、吞并开始算起,立陶宛断断续续被俄罗斯人统治了近200年之久,也反抗了近200年,中间双方都付出了大量的血与泪。
这样的历史也塑造了立陶宛国内极端反俄的民族情绪,直到今天,在反俄这件事上,立陶宛都是非常的激进。
那么,立陶宛反俄,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4
其实没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中国和立陶宛隔了万里之遥,双方在历史上也无冤无仇,2019年之前甚至一度关系还算不错。
立陶宛曾表达过对中立(中国-立陶宛)友好的极大兴趣,也多次重申希望与这个遥远的东方巨人建立经济合作。
2017年,立陶宛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并提出希望通过该倡议来加强亚洲和欧洲的互联互通。
2018年,时任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访华,在立陶宛还被视为国家外交的重大成功。
立陶宛还曾积极加入了中国和东欧国家的“17+1合作”计划。
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立陶宛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个人的看法是,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美国对中国的发难,二是中俄关系越走越近。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让立陶宛放宽心,他们非常担心俄罗斯会再次吞并他们。
尤其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这种担心就变得与日俱增。
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在之后的一份报告中更是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在60小时内(即两天半)占领波罗的海三国。
这就让立陶宛对俄罗斯更加忌惮。
而这两年中俄关系越走越近(2019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军事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出于“恨乌及屋”的心理,立陶宛国内的对华态度也越来越负面。
无论是2019年的总统选举还是2020年的国会选举,反华力量都开始明显地占据上风。
而这些反华政客上台后,自然是要有所动作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对中国掀桌子了。
2002年,小布什访问立陶宛时,曾说过一句“谁选择和立陶宛为敌,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这句话很可能只是外交场合的一句客套话,却被立陶宛人当真了,他们还特意把这句话挂在了政府大楼的墙上。
可见立陶宛是直接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在了美国身上,自然是一切都要向美国靠拢的。
只是在奥巴马执政的后半程,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后,美国放在东欧国家的注意力越来越少,立陶宛能拿到的好处也越来越少,正好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于是他们就开始试着同时和中国开展合作。
但由于立陶宛的体量实在太小,市场容量非常有限,在加入“17+1合作”计划后,立陶宛并没能从中国那儿获得什么大项目,反倒是希腊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搞得热火朝天,这让立陶宛越来越不平衡,要求中国给予更多的投资。
所以别看立陶宛早几年曾多次提过什么“和东方巨人建立合作”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冲着利益来的。
但获得利益没能达到他们的预期,反水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标志着美国正式对中国掀桌子了。
立陶宛第一时间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
2019年初,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中点名中国的次数接近30次,而2018年时仅被笼统地提到两次。
这是立陶宛的外交战略转向的一个官方标志。
同一年,亲美的瑙塞达成功当选立陶宛总统,立陶宛进一步向美国靠拢,不仅禁止中国企业参与他们的5G项目建设,还谴责中国在欧盟搞所谓的“间谍活动”,其口径和美国完全一致。
2020年10月,立陶宛议会改选后,新执政联盟提出了所谓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到了今年,立陶宛不仅退出了中国和中东欧的“17+1”合作计划,还先后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难。
基本就是中国最烦的什么,他们就要在什么问题上搞事情,而且口径和美国完全一致。
总结一下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其实就是两句话:
1.谁和俄罗斯关系好我就讨厌谁。
2.美国想咬谁我就主动跳出来咬谁。
05
当然,立陶宛在招惹中国之前,也是做过利益权衡的。
一方面是他们认为中国和立陶宛隔得足够远,不需要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是中立两国的经贸合作规模总体较小,即便中断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在2020年立陶宛的进口来源排名中,中国仅占4%,排名第7位,而在立陶宛的出口国家排名中,中国更是连前10都没挤进,这也是他们敢于肆无忌惮伤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底气)
相比之下,就在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的当天,美国就和立陶宛签订了价值6亿美元的信贷协议。
乍一看,跟着美国咬中国,似乎是一个利大于弊的选择。
(今年4月,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曾发文称“立陶宛挑战中国很危险,但也很‘聪明’”)
但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同样是夹在中美之间的小国可不止立陶宛一个。
就拿新加坡来说,此前我专门分析过这个国家(详见《新加坡简史:对中国有什么启示?》一文),他们的地缘处境也非常恶劣,他们在历史上也遭遇过外来侵略,但新加坡的外交策略可比立陶宛要灵活且明智得多。
李显龙曾明确表示,会竭力避免在中美之间站队。
因为他非常明白小国承受不起得罪大国所要面临的代价。
小国无论站在哪一边,一旦站队错误,秋后算账的时候可能都会成为他们难以承受之重。
而且即便押宝押对了,也未必不会遭到另一个大国的报复。
所以对于小国来说,不站队,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之道,往往更符合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
当然,你可以说这种策略是墙头草,但它确实是有利于小国的生存和发展的(但同时也需要足够高超的外交技巧,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那也是玩不转的)。
相比于上面这样的“骑墙策略”,立陶宛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我把它称之为“认爹策略”。
即死死抱紧一个大国的大腿,甘做对方的“马前卒”,跳出来和另一个大国作对。
这种策略不需要太多的外交技巧,但格局比前一种要低得多,国家获取战略机遇的上限也要低得多。
而且,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难道真的会没办法对立陶宛吗?
当然不是。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否决权在关键时期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就拿马其顿来说,这个国家是1991年独立的,当时中国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出了不少力,还为他们得罪了希腊。
但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台湾当局以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作为诱饵,勾引马其顿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马其顿经不住诱惑,真的和台湾当局“建交”了。
但很快马其顿就尝到了苦果。
因为这个国家独立时间不久,又和科索沃这个火药桶接壤,导致国内形势非常紧张,靠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驻扎才勉强控制住局势。
1999年,即马其顿和台湾“建交”的第二年,中国在联合国行使一票否决权,否决了维和部队在马其顿继续驻扎的决议。
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后,马其顿陷入了动荡。
2001年,马其顿终于受不了了,主动和台湾当局“断交”,中国这才和他们恢复了外交关系。
类似的,中美洲小国危地马拉也曾因为抵挡不住台湾当局“金元外交”的攻势,擅自和台湾“建交”,然后在联合国安理会尝到了被中国一票否决的滋味。
至于立陶宛,既然他们非常担心俄罗斯有一天会再次吞并他们,那就应该能想到,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和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到时候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态度,同样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这一点来说,得罪中国并不明智(当然,得罪美国也同样不明智)。
更何况,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大国还可以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对某个地区投放影响力。
今年以来,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因为难民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防止难民从白俄罗斯进入立陶宛(难民要去的其实是西欧,立陶宛相当于是过路的站点),他们在立-白边境拉起了铁丝网;甚至还用放狗咬人的方式驱赶从白俄罗斯过来的难民。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一边谴责立陶宛粗暴对待难民,一边通过白俄罗斯向难民们提供老虎钳、睡袋等物品,协助这些难民走上“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
也让他们体验一下“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滋味。
最后,还是奉劝立陶宛多学一学新加坡的外交智慧。
其实无论大国也好,小国也罢,执政者的第一要务,都是为本国和本国国民争取利益。
只不过,国家越小,容错的空间也越小,做出错误抉择的后果也就越严重。
从这一点来说,越是小国,越是应该谨慎对待大国间的冲突。
其实中国对绝大多数国家的期待并不高,只要你保持中立,不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就好。
而单方面死死抱住美国,也并不能保障立陶宛的安全。
事实上,当初美国为了说服乌克兰销毁了前苏联留下来的核武器,曾承诺会保护乌克兰的安全。
可当俄罗斯真的吞并克里米亚时,美国并没有信守承诺(靠着前苏联留下来的“遗产”,乌克兰曾是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家,但乌克兰当局非常短视,在3.3亿美元的好处费和美国的承诺之下,把这些核武器全部销毁了)。
希望立陶宛人能够看清局势,早日醒悟。
多做和事佬,少挑衅中国,路才不会越走越窄。
反之,如果立陶宛依旧执迷不悟,那么,他们早晚会明白,什么叫“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P.s
在香港问题上,立陶宛不仅为香港的暴徒撑腰,还叫嚣要中国废除《香港国安法》。
讽刺的是,今年8月立陶宛首都曾因为反对激进的抗疫政策而发生大规模抗议时,其总统瑙塞达在“脸书”发文说:“民主不是混乱,抗议自由不是使用暴力的自由。”
要知道香港的那些暴徒闹事时的手段远比立陶宛的抗议要激进和暴力得多,却被美化成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
可以说是非常的“双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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