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需要勇气“改革”偶像的破灭
如果说认识真理需要智慧，那么，追求真理却需要勇气。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态度。这些态度需要智慧和勇气。在智慧和勇气之间还需要信仰。
人的天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这一点，自从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之一。然而，在当时苏联有两个知识分子却违背了这种天职。他们就是戈尔巴乔夫和雅柯夫列夫，一位有着莫斯科大学的文凭，另一位顶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头衔。
这两个著名知识分子，又是飞扬跋扈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竟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制造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改革”偶像，无异于公开制造现代迷信。他们对付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手段，说明他们根本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争鸣。
他们不是握有“新思维”这样的真理么？他们不是反对垄断真理么？不是憎恨用行政权力压制不同政见么？可是，一旦他们把权力弄到手里，就立刻忘记了他们许下的许多美好诺言，那些正直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起码道德不见了，官僚政客习以为常的蛮横和虚伪迅速显露出来。
1992年3月，即紧随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已经把搞垮苏联作为功劳向西方邀赏。他自得地说：“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他们”，是指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这样的党内“保守派”。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比较诚实地把他们亲自经历的事件公布出来，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请看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记下的感受。
雷日科夫认为“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因此，戈尔巴乔夫“永远得不到宽恕，他将世世代代被人诅咒”。雷日科夫紧接着写道：“那些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者们的全部悲剧也正在这里。他们轻信了领袖蛊惑性的言辞，相信了改革的思想，他们始终不知晓大背叛的真情。而且，我们之所以目光短浅，还因为我们认为改革时代客观上会伴有巨大的困难。”“我认为我的主要错误是，我和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很长时间真诚地相信了改革的领袖，而当我们清楚地知道他的行动与思想相距甚远时，我没有要求他立即交出他所占据的国家和党的权力。”
要完成搞垮苏联这样的“大事业”，当然不会仅是戈尔巴乔夫一人的功劳。他是一种社会势力的代表，尤其是苏共内部这样一群人的代表。这群人不仅聚集在戈尔巴乔夫周围，而且也包围了雷日科夫。正是他们造成了令后者感受到了的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气氛：“近年来与之共事的，竟是一帮背叛变节、使奸耍滑、两面三刀之徒。这帮人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要忠于我们共同的理想，今天却心怀虐待狂的满足践踏它们，抛弃自己昔日的信念，及时投入不久前的敌人营垒。”（以上引文见雷日科夫著《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王攀等译，李永全校，1998年，第28、379、380页）
无情的事实，终于变成了最好的老师，教育了这位苏联“改革”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使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苏维埃政权七十五周年之际，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的探索被人为地中断了，俄罗斯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上第345页）
苏联演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修正主义政权的破产，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终于来临了。
卡斯特罗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几年前说过：“我希望了解和弄明白这种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势。”他看到世界正在帮助“反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动派取得胜利”。
历史通过苏联演变把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充分地揭示出来：二十世纪不仅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也是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较量的时代。任何执政的共产党领DRen，如果至今仍固执地回避资本主义FUBI的问题，就注定会闹出戈尔巴乔夫式的笑话。
认识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在苏联演变前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大扩张，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大扩张。过去对资本主义持反对或批评态度的左翼知识分子也纷纷重新调整立场，不少人成为所谓“民主价值”的狂热吹鼓手。似乎，当此之时，历史就应该终结在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也就差不多等同于反对历史潮流了。
1993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楼内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会场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一位来自国内某大报的记者提问道：“你们纪念毛泽东有什么意义？”在坐的一位老华侨当即站起来回答说：“毛泽东使中国人从负数变成正数，这就是意义。”
近些年，出现一种时髦的说法，把社会主义的理念说成是“伪理想主义”。由此，毛泽东、列宁、马克思，这些“伪理想主义”的提倡者，也就不攻自倒了。
看来，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低潮的情况下，谁谈论社会主义，谁就必须是强者。追求真理，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勇气，而且常常要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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