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墙倒众人推”，在“倪柳之争”中，有些开始站在倪光南立场的人后来“反戈一击”，推翻自己最初的说法，从而扮演了奇特的角色。
一、曾茂朝前后矛盾的言行
曾茂朝担任过两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也曾经是计算所几个所办或所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包括信通、联想、振中等等。计算所员工都认为，在这些公司中，他最支持振中，人们说振中是曾茂朝的“亲儿子”，他也真把他的儿子安插在振中，当了振中在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
信通是计算所、科仪厂等三家合资的，后来信通出了走私问题，曾茂朝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信通我没有管，因为院里对公司的方针是“不管就是管”，我执行了这个方针，我没有管，我没有责任。其实信通的历史倒是有一点“贸工技”的意思。
当信通成立时请了倪光南当顾问，也和中航深圳工贸中心一起支持倪光南研制联想式汉卡。但计算所公司一成立，倪光南当了总工，信通自然拿不到联想式汉卡成果了，后来计算所公司只在第一型汉卡给了信通共同销售权作为补偿，以后就没有信通的分了。信通想开发高技术产品，它投资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投入）去开发“小巨型机”，这个计划市场需求不明确，片面追求速度指标，体系结构复杂，用了2000多个PAL（可编程逻辑器件），研制周期太长，一直做不出产品来。信通想靠贸易赚得的钱来支撑开发，但信通规模太小，贸易的收益不足以支付，它也有汉字终端等自己开发的高技术产品，但市场不如联想式汉卡大，所得利润也有限。信通后来发生走私问题可能与开销大、利润不够有关。虽然信通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小巨型机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最后力不从心失败了，中关村的成功公司像计算所公司、方正等都是利用了大院大所的成果，才能迅速成长。
对于联想（1984-1989是计算所公司），曾茂朝这个董事长一直处于和柳传志争权的过程中。由于柳传志可以直接得到院里的支持，并不在乎曾茂朝。
图为计算所公司的春节联欢会，这时照例是曾茂朝上台致辞，柳传志等在台下磕瓜子、看节目。从左至右，李勤、柳传志、胡靖宇、刘金铎、倪光南。
据倪光南回忆：直到1995年6月他被免去联想的董事、总工为止，十多年里联想董事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曾茂朝这个董事长形同虚设。曾茂朝基本上不出席联想的会议，每年只有一次例外，这就是年终的公司联欢会。这时，柳传志照例要请曾董事长上台致辞，而柳传志乐得轻轻松松地坐在台下磕瓜子、看节目。
1994年上半年当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问题后，几次向曾茂朝、院里反映情况，院领导在7月初找柳传志、倪光南分别谈了话，曾茂朝都参加了。院里对倪光南谈话的意思是要倪光南以团结为重，和柳传志继续合作，问题由领导考虑。当时倪光南反映情况并没有上纲，只是说柳传志借钱给港商占许多股份的做法损害了联想的利益。但曾茂朝私下就对倪光南说，你提意见没有抓主要的，院里和柳传志谈话时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公款）怎么办？”，你要抓这个主要问题。这样，倪光南得到了启发，知道要上到“挪用”（公款）这个纲上。倪光南也没有认识到香港联想上市和柳传志父亲柳谷书先生的关系，又是曾茂朝对倪光南进行指点，曾茂朝告诉倪光南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前曾遇到过柳谷书先生，问香港联想上市要不要征求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意见，柳谷书先生说“不用了”。暗示倪光南要把柳谷书先生的作用联系进来。在更有政治经验的曾茂朝的开导下，倪光南逐步掌握了问题的核心，倪光南也把曾茂朝作他的领导和同盟者看待。
在1994-1995年间，倪光南多次找曾茂朝和院的主管领导汇报，有时先找曾茂朝，再找院领导，有时同时找，而曾茂朝对倪光南的揭发总是采取默许态度。
在1994年“联想遵义会议”期间，一个短时期里，曾茂朝得以进入“联想核心”，采取了支持倪光南的态度，这样二人的交往也密切起来了，尽管有些同事提醒倪光南要注意曾茂朝，说他历来易变，但倪光南不以为然。
1995年6月30日大会上，曾茂朝代表联想董事会宣布免除倪光南董事职务，宣读了倪光南的“罪状”，但实际上，他并不打算和倪光南“决裂”。就在之前的前两天，他特地去找倪光南的爱人，转达院领导的“关怀”，叫倪光南的爱人注意，等开会宣布免倪光南职后，不要让倪光南自杀。会后他也并没有和倪光南“划清界限”，倪光南还去找他，告诉他，正在向上反映，曾茂朝则表示关心。一天倪光南正写向上反映的材料，一时找不到招股书了，很着急，他办公室里几个人都说没有拿，倪光南怀疑是柳传志叫人拿走了，因为倪光南的办公室的门锁没有钥匙也开得开。怎么办呢？倪光南想，公司里可能有招股书的是总裁室和公关部，倪光南既然已下台，到那些地方就不合适了，于是他打电话请曾茂朝到自己办公室来商量，倪光南判断公关部一定有，请曾茂朝到公关部去找，曾茂朝果然找了一本招股书回办公室来了，倪光南十分感谢。几天后，倪光南又在书堆中找到了原来的招股书，这样，曾茂朝找来的那本招股书就作为备分留了下来。
图为倪光南被免职后，1995年7月，曾茂朝仍帮助倪光南到联想公关部“找到”一本招股书，供倪写上告柳传志的材料。
1995年11月，倪光南和曾茂朝都收到了香港联想会计发来的文件，是南明公司为了报税的需要，要董事们签名确认一些事情（如是否借过南明的钱、拿过南明的薪水等等），倪光南开始并不在意。但曾茂朝为人谨慎，跑到倪光南的办公室来商量，二人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为连什么时间当上南明的董事都弄不清楚。但打电话问了香港的张祖祥，在张的提醒下，曾茂朝记起柳传志和他提过叫他做南明董事的事、倪光南也记起来柳传志说过这事，但因为从未开过会就忘记了。
南明是柳传志在香港注册的一个公司，联想的钱（达到几千万美元）到香港都经过南明来运作。港商郑国立兼南明的财务总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格局，联想的公司却叫港商掌握财务。张祖祥实际上只管南明的“豆腐帐”，例如联想在香港人员的开支、买房、送礼等等，而几千万美元的贷款的运作都是财务总监郑国立管的。
倪光南和曾茂朝商量说，柳传志借钱给港商是通过南明的，如果柳传志说这是南明董事会的决定，我们怎么办？那时说也说不清楚。倪光南提议说，要想法摆脱干系，张祖祥是正直的，可以让张祖祥证明我们没有介入南明的事，有三个人同时证明应该有用。二人商议定当，就发了一分传真给香港的张祖祥，声明二人虽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名，但“从未参加过南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从未看阅过南明公司的财务报表”。张祖祥在这个传真上签了名后，再传真回来，于是有了图上所示的文件。显然，这时曾茂朝仍觉得倪光南向上反映有可能成功，如果上面追究起来，柳传志可能有麻烦，应该趁早摆脱干系为妙。这是曾茂朝曾经支持倪光南反对柳传志的一个铁证。
图为1995年11月28日张祖祥在曾茂朝和倪光南的联合声明上签名，确认二人从未介入“南明”运作的声明，这是曾在倪6月30日下台后仍和倪结盟的铁证。
二、上市公司执行董事之争
图为1993年10月8日香港联想招股书第三版稿，上面写着公司执行董事依次是：柳传志、吕谭平、吴礼益、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张立基等共7人，后来柳传志为制造倪、张矛盾，硬把执行董事减为5人。
倪光南首次接触上市是马雪征叫他提供作为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这时给他看了1993年10月8日招股书第三版，这是倪光南首次接触上市材料，但重要的数字都打着***号，看不出什么名堂。在P40-41上写的公司执行董事依次是：柳传志、吕谭平、吴礼益、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张立基共7人。在文件上，其他6人包括张祖祥的简历已写好，只有倪光南的简历还空着，等待倪光南写，这说明7人董事会本是既成事实。7人中北京联想4人，为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港商3人，为吕谭平、吴礼益、张立基。对比香港联想成立以来的五人决策层，即柳传志、吕谭平、吴礼益、张祖祥、倪光南，其中北京联想3人，为柳传志、张祖祥、倪光南，港商2人，为吕谭平、吴礼益。显然，在新的执行董事中柳传志在北京方面加入了李勤，在港商方面加入了张立基。本来李勤是只管北京联想的，加进来没有什么道理，但既然是柳传志一人说了算，倪光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料到了11月，柳传志突然对倪光南说，上市公司董事会只能有五人，北京方和香港方的执行董事都要拉下一人，问倪光南是他下还是张祖祥下？倪光南觉得很奇怪，董事会名单不是早就定下了吗，怎么又要变呢？尽管倪光南对上市不了解，但上市公司董事会不能有7人的说法显然只能骗小孩，倪光南不相信，就对柳传志说，7人董事会为什么不行？柳传志说香港方不同意。倪光南说，这样没有道理，要说服香港人。倪光南说，张祖祥和他都不能下，因为都要代表联想在香港工作，应该维持原来的7人董事会。柳传志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就说你倒底下不下？倪光南坚持说，张祖祥和他都不能下，应该维持原来的7人董事会。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柳传志却硬把张祖祥给拉下了，并对张说，这是因为倪光南硬要进董事会所造成的。显然，柳传志蓄意制造出这个问题，以此制造矛盾，挑拨倪张的关系。
给张祖祥的信
老张：
很久没有见面了，想来你和林秀英同志一切都好。
我曾和张振祥交谈，他以前因我的健康证明办得慢了些而受到训斥，长期以来在心中存着一个疙瘩，这和我没有及时解释清楚有关。所以我联想到我们之间的有些旧事也应该说清楚。我以前认为，只要自己无心，不必多加解释，但看来效果不好。像张振祥受到训斥一事确非我的本意。本来，办健康证明的快慢取决于技术转让公司，我去深圳迟几天也没有关系，我绝对想不到此事说出来会使张振祥受到训斥，当时我也如坐针毡，十分尴尬，直后悔不该提起此事。
有一件事应向你说清楚的是：
我首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中旬，马雪征叫我写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这时，她给我1993年10月8日招股书第三版（这一文件上重要的数字都打着***号）。在P40-41上（请看附件）印的公司执行董事依次是：柳传志、吕谭平、吴礼益、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张立基共7人。在文件上，其他6人包括你的简历都已写好，只有我的简历还空着，马叫我补上。可见7人董事会是早已定下的。在新的执行董事中北京方面加入了李勤，港方加入了张立基。既然是柳传志说了算，我看了也没有说什么。
不料到了11月，柳突然对我说：上市公司董事会只能有五人，北京方和香港方的执行董事都要拉下一人，你和老张中必须下一个！我觉得很奇怪，董事会名单不是早就定了吗，怎么又要变呢？而且上市公司董事会不能有7人的说法当然不成立，所以我就对柳说：没听说上市对董事会的人数有规定，7人董事会已经定了，为什么要变？柳说：是吕谭平他们不同意。我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你要说服吕谭平（我想，吕谭平那能不听柳的？）。老张和我都要代表联想在香港工作，我们决不能下！柳再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结果不欢而散。后来，他再没有和我说过董事会的事，但最后发表的仍是5人董事会，把你给拉下了。在这过程中，他是怎么和你说的，我不知道。事情很清楚，7人董事会变成5人，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事端。如果将这件事公开出来，就会传为笑谈。
除此以外，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其他事需要特别说明的了。
此致
敬礼！
倪光南
2004年10月11日
三、汉卡发明人之辩
倪光南是联想式汉卡的发明者，倪光南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这在业界历来没有争议。但有本叫《联想风云》的书，通过一个叫刘金铎的人，挑起了联想式汉卡发明权之争。
在这样一个有关知识产权的严肃问题上，《联想风云》信口开河就说，竺迺刚“领导的小组由四人组成”。实际上，初期的输入组成员就有竺迺刚、马长山、倪光南、高仲操、粱肃宁、袁德安、黄守盟、张达忠、张正筠、李文明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陈芷英、丁家福、刘金铎、黄青川、李勤、池燕玲等，还有研究生平镇中、刘昌平、黄俊联、马长楼等。其间有人来、有人走，但输入组平均总在八人左右。人们不禁怀疑，《联想风云》究竟作过什么样的“调查”？
在那么多的输入组成员中（还有更多了解情况的同志，包括六室显示组和计算所其他同志），《联想风云》居然只找出刘金铎一个人来“作证”。那么刘金铎又是什么背景呢？刘金铎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来到计算所就到政治部工作，搞“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后搞“专案组”。后来从政治部下来，到了六室输入组，不久又调到公安部门工作。他基本上是一个党政干部，在短暂的业务生涯中，他参与了“111汉字信息实验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研制，在这两个项目中的排名都是最后一名（这个排名是由曾茂朝和竺迺刚确定的）。刘金铎在竺迺刚帮助下，只编了识别机软件中的很小一块并帮助竺迺刚编制两个词典，在倪光南的帮助下做了D/A转换器。以刘金铎在输入组和六室的地位，如果他排入联想式汉卡“无名英雄”，他只能列到末尾，但他作为北京联想的副总裁，通过“联想认股权”拿到了大量股票，这与没有拿到股票的任何“无名英雄”相比都极不相称，所以刘金铎不能属于“无名英雄”的范畴，而应该属于“既得利益者”范畴。
那么刘金铎真有资格来裁定联想式汉卡的发明权吗？
请看刘金铎自己的话吧！
刘金铎说，在他的记忆中，“他知道的第一个汉字系统是台湾的‘仓颉汉字’，接着又听说日本人也在研究”。
事实情况如何呢？正如刘涌泉教授所指出的，早在“1958年，为了满足汉俄机器翻译的需要，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机器翻译研究组提出了‘新四角号码’编码法①。1959年，美国学者S.H.Caldwell设计了一种‘笔画字母’编码法（Sinotype）②。1961年，Gilbert W. King 和Hsien-Wu Chang在IBM公司为美国空军设计了一种中文穿孔打字机(Sinowriter)以解决用电脑翻译中文的问题”。“台湾省1973年还举行了第一届国际电脑与输出入系统学术研讨会，1992篇报告收入会议录”。至于日本的汉字处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发展起来了，例如日本早就采用假名——汉字转换法，表明他们的汉字处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那时世界上的汉字处理已经有这么多的进展，但刘金铎的记忆中，“他知道的第一个汉字系统是台湾的‘仓颉汉字’”，这不能不说是孤陋寡闻。难怪他对倪光南长达7年多时间，参与显示组的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器的研制熟视无睹，以为1975年输入组开始研究汉字处理就是“从无到有”的起点了。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说，他“经历了‘联想式汉字系统’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呢？
《联想风云》说，是竺迺刚小组，研究“光学符号识别系统”，“持续5年，终于成功，……也正是在这时，竺迺刚小组的成员在媒体上读到了‘汉字输入’的话题”。《联想风云》的这种说法完全颠倒了事实。
首先，《联想风云》连六室输入组做的项目名称都没有搞清楚，输入组的两个项目是“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根本就没有“光学符号识别系统”这样的项目。而且，这两个项目按照倪光南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控制器公用，硬件设备基本公用，软件也有很多类同；鉴定时，两个项目只相隔一天（1979年12月11日和12日）。所以这两个项目是并行进行、同时完成的，倪光南主导着整个过程。《联想风云》将倪光南主持的“文字识别机”项目名称换成“光学符号识别系统”，并说成是竺迺刚主持的，而且将它的完成时间提前到汉字系统项目之前许多年，这种信口开河的做法是极不严肃的。
《联想风云》中，刘金铎关于竺迺刚“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手上拿着一本《新华字典》，按图索骥”的描述倒是符合实情的。那时，竺迺刚几乎不搞硬件（仅移植了“SK-1光笔图形显示器”的控制器逻辑），不搞软件，只是编制对话输入法词典和联想词典，每天（如果他来上班的话）和《新华字典》打交道。
当初在1975年输入组立项做汉字处理时，倪光南认为，汉字显示器、光笔和控制器技术基本上都可以移植显示组的成果，作些小改进就行了，现在缺的是编制一个联想词典，这事有一定工作量，只需要中文知识，他建议找中学语文老师或高校中文系学生合作，进行编制。但竺迺刚不同意，主张自己搞。另外，倪光南提出，需要加上一种或几种输入法，因为联想式输入法只是一种辅助输入法，还需要有独立的输入法。当时倪光南主张用现成的拼音、四角号码等比较好学的方法，因为有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器，可以允许输入法有很多“重码字”，由使用者选取，适合用拼音、四角号码这类“重码字”多的方法（请看，现在的很多手机，因为有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功能，至今还在用带有联想功能的拼音输入法）。刚好，这时刘金铎的同学刘效璞在研究汉字编码，倪光南从刘效璞处拿来他的码本，这是一个“上下形”输入法，它将一个汉字分成“左上”和“右下”二个部件，使用者选取这二个部件，计算机就显示出一组“重码字”供选择，使用者再在这些“重码字”中选择他需要的汉字完成输入。竺迺刚看到这个码本，很感兴趣，就主张自己搞输入法，后来他就在刘效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对话输入法”。这样一来，竺迺刚就“每天手上拿着一本《新华字典》，按图索骥”，编制联想词典和“对话输入法”词典了，当时组内陈芷英和刘金铎帮助了他。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计算机的“系统”、“设备”等等的研制往往受硬件的制约，那时硬件是瓶颈。例如1978年12月的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估计，当时全国共有400多种汉字编码方案，但在计算机上试验、应用的不过数十种。后来存活下来的编码方案都是有机会在计算机上试验、应用的，没有条件试验、应用的都逐渐消失了。
由此可见，当时像竺迺刚那样，“每天手上拿着一本《新华字典》，按图索骥”的，在中国至少有400人之多，其中肯定有的方案会和竺迺刚的类似（刘效璞的方案就是如此）。后来，竺迺刚的“对话输入法”之所以能够成功，而其他大多数人的方案不能成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硬件条件。试想，如果刘效璞的方案能够在111机的“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器”上试验（比如当初竺迺刚听倪光南的主张，自己不做，而采取合作方式让刘效璞去做），那么，创作“对话输入法”的，就不是竺迺刚而是刘效璞了。
“联想式汉卡”即“联想式汉字系统”是一个计算机应用产品，它的开发成功需要方法、硬件和软件等方面的综合研制；“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是“联想式汉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台阶，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后；即使是这个台阶，也同样是一个“系统”，包含方法、硬件和软件等方面的综合研制。
倪光南很早就产生了利用“联想功能”辅助汉字输入的想法，但直到做出“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才能证明，这种想法是可实现的、有用的，人们才承认，是倪光南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联想功能”的想法很直观，也许曾经有人也产生过与倪光南类似的想法，但他们无从证明这是可实现的、有用的，他们的想法也就永远只是想法而已，没有人会承认，是他或她发明了联想功能。这里的关键是，谁能做出“系统”来证明它是可实现的、有用的。像竺迺刚这样，几乎不搞硬件，不搞软件，“每天手上拿着一本《新华字典》，按图索骥”，不但做不出任何产品，做不出任何“系统”，甚至也做不出一个“对话输入法”。
事实表明，是倪光南帮助竺迺刚成为“对话输入法”的创作者，是倪光南的十多年汉字处理积累、在项目中的主导，将竺迺刚推到了“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第一主持人的地位，但倪光南过去从来不说。竺迺刚只是根据倪光南的“联想功能”创意和整体设计，编制了“联想式输入法”用的词典（一个可以请中学语文老师或高校中文系学生完成的工作），怎能将“联想功能”的首创权和主导作用记在自己的头上？
倪光南从来没有强调自己在“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研制中的主导作用，多少年来，他从不想改变竺迺刚作为“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第一主持人的地位，只因《联想风云》一书，公然在舆论界挑起了“联想式汉卡发明权”之争，他才不得不把多年来尘封的历史事实公诸于众，恢复他作为这两个项目主导者的真实地位。
2014年12月26日，笔者对中科院计算所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九十六岁高龄的万永熙老人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访谈，以下为此前万永熙先生证明倪光南研发联想式输入法过程的手迹：
四、一个出国、一个回国
1979年竺迺刚出国，从此在中国计算机界淡出，后来他只是为接家眷出国而短期回来过。倪光南则继续从事将联想式汉字输入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工作。
1980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RC）的一位副院长到中科院计算所访问，六室由万永熙负责接待，他叫倪光南演示了“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倪光南用不流利的英语和这位副院长交流，深得他的尝识。1981年，倪光南应邀到NRC工作，担任VRO（访问研究员），年薪43000加元，这在加拿大也属于薪水最高的5%之内。从此，倪光南提前进入了小康。尽管待遇高、条件好，但倪光南不想留在加拿大，他抓紧这一难得的机会，掌握了C语言和微处理器技术，并在1983年回国。那时他已有把握，运用微处理器和C语言技术，将联想式汉字输入等汉字处理技术在一个微机系统上实现。为了尽快做出成果，倪光南回国时，自费买回了一批包括Z80微处理器在内的国内较难买到的关键器材。
——2号人物成为头号“无名英雄”
在研制联想式汉卡的所有“无名英雄”中，秦梅芳研究员可数头号。从早期研制作为联想式汉字输入基础的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器开始，到“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的研制，都有她的功劳。到“LX-80汉字图形微型机”，她已列入获奖名单的第三名。后来，她负责硬件的设计工作，1987年联想式汉字系统获得中科院一等奖时，在主要研制人员倪光南、秦梅芳、平镇中、郑志捷、施振川等人中，她列第二名；同样，1988年联想式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在主要研制人员倪光南、秦梅芳、钱华林、陈浩斌、严开明、平镇中、胡锡兰、郑茂松、何玉珍、贺志强、李玉新等人中，她也列第二名。这样综合起来，秦梅芳可称联想式汉卡的头号“无名英雄”。
上述这两个获奖人员名单是由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和计算所公司总裁柳传志确定的，他们显然为此经过了全面的、精心的考虑。例如，国家一等奖获奖人员名单的第七名胡锡兰正是曾茂朝的妻子，她是作为联想式汉卡销售人员的代表进入名单的，这说明曾茂朝等对于有贡献的人员作了全面的考虑，并没有只考虑研制人员的贡献，也考虑了销售人员的贡献。曾茂朝和柳传志都是六室的老人，曾茂朝还是王中田主任的接班人，他们当然知道，万永熙、竺迺刚和其他许多人早期为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在作了全面的、精心的考虑后显然认为，在联想式汉卡产业化的工作中，名单上所列的这些人贡献更大些。
就在联想式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不久，柳传志告诉倪光南说，竺迺刚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联想式汉卡的发明人，柳传志当时对倪光南说，这是红眼病，不必理会。他没有给倪光南看这封信，倪光南也不在意。回想起当年发表《汉字输入和人机对话》文章时，倪光南提出对马长山、刘效璞等人的贡献给予考虑而遭到竺迺刚拒绝的情形，心想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当然，倪光南认为，如果联想承认科技贡献，那么，包括秦梅芳、万永熙、竺迺刚在内的许多“无名英雄”都应有一份，不过这不是他能作主的了。
十多年前，柳传志将竺迺刚的行为称之为“红眼病”，置之不理，其实这与照顾倪光南无关。这是因为当时在公司中的六室同事很多，他们对倪光南和竺迺刚的情况都很了解，如果将竺迺刚的信拿出来，只能被大家传为笑炳。人们会说，1978年倪光南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京区先进工作者时，竺迺刚为什么不说？1979年倪光南被选为全国青联特邀委员时，竺迺刚为什么不说？十多年后，那些老人大多退休了，《联想风云》又无事生非地旧事重提了，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将这件事搞清楚，只会加大倪光南对联想式汉卡贡献的权重。
《联想风云》其实并不是真的同情竺迺刚等科技人员，要不，有比竺迺刚贡献更大、更早的“无名英雄”，为什么它一点也不关心而只“关心”竺迺刚一个“无名英雄”呢？而且它显然不是帮“无名英雄”向联想讨公道，而是帮竺迺刚向倪光南“讨公道”。《联想风云》无非是想以此表明：既然倪光南亏待了竺迺刚，所以联想也可以亏待倪光南！《联想风云》为竺迺刚“争名”是假，转移人们对联想科技人员知识产权的关心是真！
——头号“无名英雄”的命运
秦梅芳在倪光南同志领导的研究组中一直负责硬件的设计工作。1983年他们研制成功了LX-80汉字图形微型机后，在1984年他们就开始研制联想式汉卡。1984年底，倪光南加入了计算所新枝术发展公司（即计算所公司，是联想集团公司前身）担任总工程师，并把即将研制完成的联想式汉卡成果带入了计算所公司。他作为公司总工，继续带领研究组开发联想式汉卡。当时研究组的成员包括秦梅芳在内，编制还在计算所，但他们全部为公司工作。因为计算所公司是所办公司，目的为了转化计算所的科技成果，他们这样做符合院、所有关指示的精神。计算所公司要求秦梅芳在1985年春节期间将一型汉卡的三块印制电路板加班调试出来，以期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推向市场，当时，倪光南、秦梅芳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年初一早晨就上班了，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联想式汉卡一型在1985年5月正式投放市场，使公司有了拳头产品，从此迅速发展壮大。
同年，公司柳传志副总经理和倪光南总工在计算所北楼楼尾324房间，和秦梅芳讨论汉卡销售后的提成问题。倪光南对柳传志说，他的编制已进入公司，他本人的利益公司会考虑的，所以不必用提成的方式体现，但秦梅芳等同志编制还在计算所，应该给他们提成费。当时，研究人员将科技成果转让给企业，往往收取一定的提成费。柳传志和倪光南商量后，决定从每套汉卡销售费中提成十元给硬件设计师（秦梅芳），另外提成十元给软件设计人员。柳传志和倪光南的这个意见获得了公司其他领导人的同意。亦即每销售一套汉卡，秦梅芳作为汉卡的硬件设计师，公司将给秦梅芳提成十元。当时秦梅芳半开玩笑地对柳传志和倪光南说：口说无凭是不是应该有个凭证呀！柳传志和倪光南就笑着回答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对你作出的承诺还需要什么凭证呢！这样，柳传志、倪光南就代表公司和秦梅芳达成了关于联想式汉卡提成的协议。1987年秦梅芳的编制也进入了公司。这些年来，倪光南从来没有听谁说过，公司更改了当初与秦梅芳达成的提成协议。倪光南仅仅是一个证人，无权决定，也无权更改或撤销这个“君子协议”。
1989年，秦梅芳爱人去福州出差不慎脚被烫伤急需用钱，秦梅芳当即向研发部经理周晓兰提出，要从自己的汉卡提成费中拨出一万元钱汇至福州。周晓兰写了一个报告，请当时的总裁柳传志批示。这个报告写道：“总经理：秦梅芳同志要求从他的联想汉字系统的提成中拨出人民币壹万元到福建省福州市通湖路111号绥南无线电厂福州经营部冯文元收……研究发展部周晓兰1989.4.28.”。柳传志亲笔批示为：“请从秦梅芳个人款中取出 柳传志”。这样，秦梅芳拿到了第一笔、也是唯一的一笔联想式汉卡的提成费。
周晓兰写了一个报告。
2002年秦梅芳从联想公司行将退休之际，曾去公司办公室找过当时人事方面的负责人唐旭东，申述有关汉卡提成费的来龙去脉。秦梅芳告诉唐旭东，联想式汉卡从一型到九型（六型、八型除外），硬件均由她设计，共销售了十六万套，要求落实提成费。唐旭东听后表示要请示，但没有结果；为了证实确有提成费一事，后来秦梅芳将当年周晓兰经理给柳传志总裁的报告复印件给他看，但仍没有结果。
这样，联想式汉卡的头号“无名英雄”秦梅芳从她的科技贡献中只拿到了一万元。当联想的香港合作伙伴吕谭平等离开联想时，他们成了数十亿元等级的超级富翁，而联想式汉卡所有的“无名英雄”，从最早作出贡献的万永熙、六室显示组，到初期的竺迺刚、六室输入组，到后来的秦梅芳、计算所公司和联想公司更多的科技人员，他们告老退休时，都没有吕谭平等的好福气。联想的股票上市、职工认股权等等，都不承认他们的科技贡献。
万永熙老先生过世前，罹患重病，联想仅承诺负担30万医疗费。老先生家人无奈只好出售海淀区中关村老式红砖楼房住房救急，不过，未及出售，老先生已经过世。
——“虚名英雄”的遭遇
与那些“无名英雄”相比,倪光南似乎是联想式汉卡的“有名英雄”了,但似乎又不像。现代人们的观念是“有名有利”，在当代，知识产权已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倪光南有联想式汉卡的知识产权，理应享受知识产权带来的财富，但他却没有享受到，所以是名不副实，徒有虚名而已，称他为“虚名英雄”倒比较恰当。
那么，这个“虚名英雄”的命运又如何呢？
计算所公司成立初期，倪光南在和柳传志一起商量给秦梅芳等的提成时，曾经表示，他的编制已进入公司，他本人的利益公司会考虑的，所以不必用提成的方式体现；但秦梅芳等同志编制还在计算所，应该给他们提成费。倪光南在国外工作过，了解国外高技术公司的做法，他曾经多次向没有出过国的柳传志介绍国外高技术公司的员工持股、期权等做法。但柳传志总是说，这不大好搞。也许这确实不大好搞，不过，比起香港联想上市时，通过借贷给吕谭平等人552万美元，让他们持有大量股票的做法，给员工持股应该没有那么难吧？联想对此也不是没有一点考虑，过去，联想虽然没有什么“认股权”方案，但在联想领导层中，对于老员工，应该以某种方式给以利益保障是很明确的。后来，柳传志在公司内定了一个“创业分”，对于老员工，记一个分值，由柳传志一人定，他自己最高，是14分，倪光南和李勤比他低一分，是13分，其他老员工依次类推，各有不同的分值。虽然“创业分”由柳传志一个人说了算不见得合理，似乎基本上是论资排辈，尤其是没有体现科技的贡献，但有总比没有好，再说倪光南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对“创业分”没有发表过意见。至少，“创业分”说明联想当时已有某种意义上的“认股权”了。
但即使是这种论资排辈的“创业分”，在1999年9月，联想将倪光南解聘时也被取消了。联想董事会1999年8月解聘倪光南的决定宣布：“鉴于你对公司初期的贡献，董事会决定给科学院人民币500万元，作为你到新的工作岗位开展工作之用，具体如何分配，由科学院领导定”。这样，倪光南再得不到任何“认股权”了，只有接受倪光南的单位可以得到一笔“课题费”或“安置费”。某些媒体甚至奚落说，有的单位可能会看中这笔钱而要倪光南这个人。不过这些媒体说错了，倪光南被解聘后，有数十个单位找过他，请他“出山”，但所有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提到这500万元。
倪光南个人既然拿不到这500万元，他又“赖”在计算所不肯“到新的工作岗位”，所以也没有什么新单位拿到这500万元。联想式汉卡的“虚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没有因为科技贡献拿到什么钱，也许头号“无名英雄”秦梅芳能拿到一万元算是最幸运的了。
——重奖50万与尚未兑现的支票
1992年，中国科学院有个（92）科发办字1641号文件，即“中国科学院关于嘉奖倪光南同志的决定”，文件宣布：“倪光南同志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为发展我国的计算机科学技术，促进科技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主持的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微机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表彰倪光南同志的先进事迹，经研究决定：奖励倪光南同志人民币50万元”。不过，倪光南将这50万元完全捐赠给了教育事业。
对于倪光南的这种遭遇，经济学家左大培博士评论说，“仅仅因为倪光南反对并控告了柳传志（哪怕倪光南这样作是完全错误的）而取消倪光南分得联想股份的权利，这是严重侵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它实际上已经将倪光南院士置于连一个罪犯都不如的地位。这是公然剥夺一个为企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应得的财产，因而与‘优待有贡献的人’的原则背道而驰；就是一个罪犯也应有司法机构的专门判决才能剥夺其财产，因而取消倪光南分得联想股份的权利是违反了处罚罪犯的起码准则，是公然践踏‘善待一切人’的最起码的人道精神”。左大培又说，“倪光南的遭遇在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中绝不是个别的例外，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四通公司是比联想名声还大的中关村信息技术高科技公司。这个四通公司本来是靠中文打字机这种当时的新技术产品发展起来的，主持设计中文打字机的王辑志本应算作四通的创业功臣，后来却被排挤出四通，在四通的产权改革中没有分到任何股权”。
要说联想对倪光南没有任何“照顾”也不对，自倪光南被解聘后，大约每隔半年，倪光南会收到一张由联想CFO马雪征（Mary Ma）签署的的支票。刚解聘时，倪光南曾到银行兑现了一张。但后来他怕其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再去兑现，而将这些支票都保留下来。
附件：
【1】1995年11月28日曾茂朝、张祖祥、倪光南三人一起签署的声明
【2】1998-2016年期间马雪征签署的给倪光南的33张、合计853672港元的支票(附上的是复印件，因支票都未兑现，可随时提供原件)
附件（1）
附件【2】
1998-2016年期间马雪征签署的给倪光南的33张、合计853672港元的
支票面额
一次，张祖祥遇到倪光南，张告诉倪光南说，这是他的股票的分红，叫他去兑现。倪光南记起来，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夕，柳传志曾经叫张祖祥设法借些钱，为北京联想领导层买股票，究竟是借谁的钱，数量有多少，倪光南不清楚。当时倪光南觉得，柳传志是重视大家利益的，但后来发现，柳传志私下借给港商552万美元，让港商“借钱买股”，而且给港商的股价只有上市价的1/6或市价的1/10，这才觉得是上了当。这好比是请港商吃“满汉全席”，而让北京联想领导层和职工吃“残羹冷饭”。
倪光南考虑，既然他的所有权益都已被剥夺了，那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一小份呢？从联想对他的处理来看，不可能是对他的“宽宏大量”也不可能是对他的“怜悯”，那么，是否这里也有什么不大“规范”的做法，要他也共同承担什么责任呢？……倪光南猜不透，为了不致于误饮他人之水，倪光南宁可不去兑现这些支票。
1978年倪光南拿到了院里发的津贴费2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十分高兴。出去开会时，他拿了10元钱，插在衬衫的口袋里，一挤公共汽车，10元钱不翼而飞了，为此他直懊丧了好几天。20年后，倪光南丧失了在联想的“创业分”，“认股权”，也不去兑现那些支票，他的损失比当年丢失10元钱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但倪光南似乎并不懊丧。有人好奇地问他，难道你不可惜你的那些股权吗？倪光南回答说，“我虽然损失了股权，但是人们都会知道，我没有从吕谭平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反过来说，如果我没有举报这件事（指给吕谭平负债持股的事），迟早人们总会知道的，你看，吕谭平不是已经在刘韧写的《知识英雄》中得意洋洋地宣称，他有35亿股票了！如果是那样，人们就会怀疑我也从吕谭平他们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那我有口难辩了。那么，我当然会有很多钱，但是我会于心不安，不像现在这样，钱不多但可以心情坦荡，无忧无虑。总之，物质享受和精神愉快是两回事”。倪光南还引述了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心态，钱先生说：“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的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
在今天中关村的高技术企业中，科技人员的股权在成立之时就明确了，而且，科技股的比例是不封顶的。当然，联想式汉卡应属于职务发明，但按照各地规定，职务发明中都包含个人权益。不幸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司给科技人员的“提成费”、“创业分”、“认股权”等等，都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件为凭，这都是些靠“诚信”维持的“合同”，没有了“诚信”，这些“合同”也就化为乌有了。每想到，计算所与联想集团的约定、法定、指定的关系，尚且变幻无常。在计算所的职务发明，更是无可诉求！
——蔑视知识、蔑视人才的代价
微软公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IT公司，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先生被问及：如果只允许他在全部金钱和最有才华的20个雇员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将选择那个？盖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不在乎钱”！盖茨先生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概足以使某些“企业家”无地自容。
当联想解聘了倪光南，中止了倪光南等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程控交换机、ASIC中心等等项目，并将研发骨干几乎全部推出门外时，它也将自己推上了一条不归路。也许它想，从此可以节约一些开支了（例如1999年8月28日联想董事会《关于解聘的通知》就说，“一大批青年员工”对于倪光南每月拿8000元，“享有优厚的待遇，反映极为强烈”）；也许它想，利用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了联想品牌和规模，从此可以依靠品牌和规模挣钱，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柳传志曾经很重视技术，他在联想的前十年，为科技产业化作了重大贡献。虽然他不擅长技术，但学习技术时如饥似渴。倪光南记得，1991年时，有一次他走过新业大厦13层（即早期香港联想所在地）柳传志的办公室，柳传志看到他，就招呼他进去，要他讲解386SX和386DX的区别，倪光南很受感动。但事过境迁，后来柳传志再也放不下架子去问倪光南什么技术问题了。在倪光南举报香港联想的负债持股问题后，他更走到了厌恶技术、蔑视技术的极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技术企业的领导人不可能不做蠢事。
2004年10月，倪光南在《IT大败局》的序言中写道：
综观本书中描述的那些致命的愚蠢行为，大多属于决策者对技术的无知；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因技术人员对市场的无知所导致的。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少一些愚蠢，少犯些错误”，最好是管理队伍能够同时精通技术和市场，可惜这样的要求是不大现实的。比较实际一些，我们应该要求管理队伍既理解和热爱市场、又理解和热爱技术。可以说，微软之所以比其他公司“少一些愚蠢，少犯些错误”，这与盖茨本人是程序员出身有很大关系。虽然今天的软件技术与盖茨当年编写BASIC时的技术已有天壤之别，但盖茨始终保持着对技术的理解和热爱。不久前（2004年7月1日）盖茨在北京回答中国听众的问题时说，他虽然已经不再做具体编程工作，但他仍然喜欢学习新的编程技术，比如说学习C#语言，而这是为了理解这种新技术会对软件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可见，盖茨从程序员变为公司的领导后，他在理解和热爱市场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技术的理解和热爱，这正是盖茨比其他一些公司的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反过来说，这个道理也是成立的。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对市场或者技术不理解、不热爱了，甚至变得无知或者厌恶了，那么这个企业迟早会做出大的蠢事来。
五、谁奖励给倪光南的房子？
1992年重奖倪光南时的房子是谁奖的？是中科院奖给柳传志，柳传志再赠给倪光南的吗？中科院是一个国家机关，不是私人企业，如果是私人企业，老板说了算，想奖房子、想奖钱，老板说句话就行，但中科院不行，财务不能随便开支，还需要被审计，所以重奖联想集团和倪光南各50万元，需要出红头文件，即（92）科发办字1640号和1641号两个文件。
上两图为1992年12月中科院重奖联想集团和倪光南各50万元的红头文件：（92）科发办字1640号和1641号。
有一本写联想柳传志的书“制造谎言”声称“中科院奖给柳传志，柳传志再赠给倪光南”的一个疏忽，是没有仔细看那次重奖倪光南大会（庆祝联想微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表彰大会）的文件。实际上，重奖倪光南50万元是中科院，为此发了文，而奖倪光南住房则是联想董事会，由董事长曾茂朝在会上的讲话宣布。
图为曾茂朝在1992年12月重奖倪光南大会上宣布，联想奖励倪光南一套四居室住房。
那么这个奖励又是如何落实的呢？1995年中关村东小区有一批宿舍落成，其中一幢六层楼房的二个门洞是特别修建的，把原来在同一层的二个单元（一室一厅和二室一厅）打通，成为一个三室二厅的大单元，这样共有12单元，专门卖给一些公司老总们住，由联想、三环、希望、中自、大恒等等单位买下。联想买了三个单元，分别在2、4、5层。当分房时，负责后勤的蔡树永书记（副总裁）找倪光南说，柳总说由你先挑，倪光南就挑了5层。后来，柳传志住了4层，李勤住了2层。倪光南是奖励房、不出钱，柳传志、李勤都从他们的住房基金中扣，由于是公司买下再分，房价很优惠，大概出一、二十万元。所以倪光南的住房奖励从头到底都是联想集团自己操作的，中科院并没有为此专门拨款买套房，然后再把这套住房奖给柳传志，柳传志再让给倪光南，“中科院奖给柳传志，柳传志再赠给倪光南住房”的说法完全是刘韧编出来的故事，他不去想想国家机关真要这么做，需要出多少文件、办多少手续。后来，柳传志也不住这个房了。
倪光南将重奖50万元全部捐赠于教育事业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公关部收集了资料汇编成册给柳传志看，柳传志不悦说，为什么你们不宣传中科院重奖联想集团50万元？我也没有拿这50万元呀！看来他感到把倪光南“造神”造过头了，有些后悔了，从此后，他对倪光南转而采取了“灭神”的做法。
图为根据倪光南把奖金50万元全部捐赠的意图，联想企划部制订的捐赠计划。
图为重奖倪光南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据悉柳传志开始感到后悔。
六、“创业分”
过去，联想虽然没有什么“认股权”方案，但在联想领导层中，对于老员工，应该以某种方式给以利益保障是很明确的。倪光南在国外工作过，了解国外公司的做法，他多次和柳传志说，高技术公司一定要让员工有股权。柳传志总是说，这不大好搞。后来，柳传志在公司内定了一个“创业分”，对于老员工，记一个分值，由柳传志一人定，他自己最高，是14分，倪光南和李勤比他低一分，是13分，其他老员工依次类推，各有不同的分值。虽然这样做未必很科学，由柳传志一人定也不合理，但总比没有好。倪光南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对此没有发表过意见。这说明联想当时至少已有某种“认股权”的萌牙了。柳传志把联想的利益送给港商，倪光南认为他背叛了联想员工。
——住房、汽车
在香港联想初期，所有人员都拿每天30港元的补贴。后来按照新华社的工资标准发钱，倪光南得到的工资从二、三千元逐渐升到五千元左右，最多时约比柳传志高几百元，这是柳传志定的，不是倪光南要的。这些是明的待遇。
但实际待遇呢？例如柳传志办了金卡，是主卡，他给倪光南的是他的附属卡，倪光南基本上不用。在住房上柳传志最好，例如上市后他一人住绿杨阁的一套价值近千万港元的豪华单元，而倪光南与贺志强仍合住一套价值二百多万港元的普通单元。柳传志在香港联想有一辆奔驰600专车，倪光南则仍和员工一起走路上下班。
1993年联想拿到一个进口汽车指标，倪光南、张祖祥等都主张买一辆大客车给员工坐，显示公司的气派，柳传志不同意，后来他买了一辆奔驰600轿车，作为他在北京的专车。倪光南的专车则是桑塔纳。不过倪光南对这些事从不在乎。作为联想中最老的知识分子，倪光南还保持着老一代的艰苦奋斗作风。1991年10月倪光南到美国去，先到美国硅谷的Trident公司，了解由R&D部总经理陈俭带队与美方合作的进展情况，然后到西雅图微软总部与微软商讨Windows 3.1中文版的本地化问题。与微软约定的会谈日期是10月28日星期一，一打听从硅谷飞到西雅图的飞机票要800美元，倪光南想，反正周末公司都不办公，没有什么事可做，与其玩不如利用周末时间，搭“灰狗”巴士去，巴士票价只要几十美元，可以为公司省些钱。于是倪光南和陈俭等三人在星期六搭上“灰狗”巴士，坐了近20个小时，长途跋涉一千几百公里，在星期日傍晚到了西雅图，次日，如期与微软进行了会谈。年轻人觉得很累，倪光南就对他们说，这比坐火车硬席强多了，虽然累些，沿途可以看到不少风土人情，也有收获吧！
1993年联想总部大楼落成，柳传志等搬进了豪华的办公室，负责房产的助总王平生问倪光南，要不要搬进新办公室。倪光南说：R&D的人员大多在计算所，我还是留在计算所吧。这样，倪光南还在他的老办公室里工作。这是在计算所北楼二楼半，是倪光南向所图书馆借的，原来是书库。从北楼门口进去后，楼梯走到二楼半，向前走20米，再通过一道小门，走二段小楼梯，就到了。这是倪光南告诉来访者如何找他的“总工办”，难怪来找的人说，“这象走地道似的”。倪光南经常要到北楼门口去接来访者，以免人家找不到。似乎倪光南有一点远见，当1995年他被联想免职后，他可以原位不动，不致于被逐出总部大楼。
联想领导层权力很大，在高层领导人中，倪光南是在十年多里始终不用公车办私事的一个。他开会从不迟到，不被罚站，并不是得到了什么特别照顾。凡收到通知要开的会，他如不出席（象布置打扫卫生之类的会）必先请假，由总工办办公室主任或他自己打电话请假，有时还专门写请假书。
图为1994年6月27日倪光南因出席人大的某次会议写的请假书。
——周晓兰、张振祥等
周晓兰是计算所公司创建者之一，早期做R&D部经理，帮助倪光南搞产品开发，二人合作不错。在香港联想创建阶段，周晓兰也是做R&D经理，帮助倪光南搞微机开发，合作也不错。当时人手少，周晓兰还负责采购。在初期生产是个难题，香港联想设备条件差，经验不足，供货渠道也没有建立好，因此初期在产品质量方面出现过一些问题，通过大家的努力，很快解决了问题。在这过程中，生产和销售，张祖祥和吕谭平之间的矛盾最多，R&D、生产和采购之间也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由于周晓兰本人是R&D经理，所以R&D和采购之间的矛盾反而很小。
初期曾经发生过印制板质量问题，为此张祖祥和倪光南对周晓兰有过意见。一方面这是因为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公司也缺乏对PCB进行IQC（来料质量检验）的标准。当时问题牵涉到的不过是一千块左右的板而已，张祖祥、倪光南等都没有想到要为此把周晓兰调回北京。但后来柳传志提出，要用曹之江换周晓兰，倪光南等很惊奇，因为曹之江此前一直因身体不好在家休息。柳传志说，老曹的身体没有问题。这样，曹之江就替换周晓兰到香港联想担任R&D经理了。从倪光南的角度看，与周晓兰合作更熟悉、更容易，倪光南在主观上并不想换掉周晓兰，只是服从柳传志的决定罢了，至于柳传志借机对周晓兰怎么说，就更不得而知了。
在1992年冬，香港联想R&D发现一种206芯片有质量问题，当时这种芯片已焊在主板上。通常，一个问题发生在R&D环节需要化一元钱来纠正的话，发生在生产环节就需要化十元钱来纠正，而发生在销售环节就需要化一百元钱来纠正。所以，R&D立即发文件，要求停止出货，更换器件。这时，帮助吕谭平做销售的马雪珍不同意，认为顾客没有投诉，现在正是销售旺季，应该继续出货。结果这批货到了海外，最后还是被顾客退货了。为了节省维修的开支，由维修部的经理化了近一年的时间到海外各分公司去修理这批板。这批主板的量不是1000块，而是有数万块，为这件事倪光南和马雪珍的矛盾要比当初为1000块板和周晓兰的矛盾大得多，但即使这样，倪光南等也没有人提出要更换马雪珍，柳传志也没有因为倪光南有很大意见，去批评马雪珍，去换马雪珍。这充分说明，想换周晓兰只是柳传志自己的意思，他的巧妙之处是，不但掩饰了自己的意图，还借机挑拨了周晓兰和倪光南之间的矛盾。
柳传志对于张振祥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当时北京联想在香港联想工作的柳传志、张祖祥二人住在靠海的绿杨阁的大单元里，倪光南则和徐非、李进和三人住在燕山阁的一个小单元里，中间隔着一条马路。公司请了一个保姆在绿杨阁给柳传志等做晚饭，因此他们常在一起吃晚饭。有一次在饭后闲谈，柳传志愤愤不平地说：真倒霉！这次去深圳忘了带健康证明，结果被当场抽了一管血化验。倪光南觉得抽血也没什么，过去他曾经献过二次血，每次200CC.，抽血化验大概是1CC吧，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倪光南不该随口说了一句，那我就慢些去深圳吧，等新的健康证明换下来再去吧。当时，香港联想这些人的多次往返签证、健康证明等都需要由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办理，这也是中国技术转对联想公司的重要贡献。
自方伟乔回北京后，张振祥负责北京联想在香港人员的后勤工作，这些事都由他送交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去办。没想到柳传志一听倪光南的话就来劲，问：张振祥办了多久了？倪光南说，大约有一个星期吧。柳传志立刻很生气地说：办得太慢了！于是他拿起电话就叫张振祥过来，当着大家的面，严厉训斥张振祥说，“你是怎么搞的，换个健康证明都换不下来，如果倪总没有健康证明，过关给抽了血，你负得起责任吗？”张振祥一个大男人居然被柳传志训斥得流了泪。倪光南在旁如坐针毡、十分尴尬，不知说什么好，直后悔说话连累了张。实际上，换健康证明要靠技术转让公司去做，时间上由不得张振祥，柳传志完全是借题发挥。几年以后，倪光南和张振祥谈心，张振祥重提这件事仍十分委曲，倪光南也十分内疚，可见柳传志的训斥伤人之深，而他却是以“倪总”的名义这样做的。
到1994年，倪光南对柳传志已产生戒备之心。一次，柳传志要倪光南找一位骨干谈话，说群众对那位骨干有意见，你给他说说，叫他注意。那时倪光南已有警惕了，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他谈？我只管技术，这事不应该由我谈。柳传志见倪光南没有中计就作罢了。
图为1987年公司在友谊宾馆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了艺术家们参加，最前者为张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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