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一本轻率浅薄的欺人之书，这一点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但是，有探索精神的人决不会满足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明，我们想进一步了解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浅见陋识，这些浅见陋识变成了他的新的思维“偶像”，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只不过是这位思想上的花花公子的“花花”思维。
让我们直接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的两个基本论点。如他所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因而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这个经典公式已经过时了。”(《沉浮录》第177页。下文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第184页)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提出要用“新思维”来代替那种“助长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的旧思维”，的确有积极的一面。如他所说，他希望能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毕竟，世界上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早就为二十世纪的一个荒诞的现象而担忧，人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却给自己营造了发生核毁灭的危险。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ZS记把防止核浩劫的问题提出来既是他的本份，也顺乎潮流。其实，多年来各国领导人，其中也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已经反复表示:“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
问题在于，衡量一个政治家主要不是他的言行，而是实际的社会效果。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实际上助长了希特勒的战争气焰，即使人们根本不去谈论他是否有把“祸水引向东方”的意图。
戈尔巴乔夫宣布，克劳塞维茨公式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但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
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通过战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仍然是反复发生的现象。因为核大战只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在这种极限情况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使得有霸权的超级大国可以采用包括核讹诈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中国曾经数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而且，从1961年到肯尼迪被刺杀为止，这位总统曾经制定了各种计划，准备用核弹毁灭中国的核基地，以便“阻止”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
美国的核战略也在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调整，从五十年代初全面攻击敌人的“死光”战略到肯尼迪以后的“灵活反应”战略，再到里根时制定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再谋求和利用它的军事优势。
美国政治家中一直就有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打算，并且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可见，政治家如果不以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制定政策，就可能陷入困境之中。
不去分析如何能够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源，却大谈消除战争，就犹如不研究如何清除病毒，却宣布只凭处方就可以清除由该病毒引起的疾病一样，这样的貌似新奇的空谈，为郑重诚实的思想家、政治家所不齿，然而思想上的花花公子戈尔巴乔夫竟大言不惭地冠之以“新”，只差一点就要申请专利了。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对形成军备竞赛的原因作出全面的分析。他只强调了军界工业集团在制定政策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忘记了指出这个集团之所以产生正是资本扩张的要求。由此，他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他提出“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
可是，如果帝国主义好比一个心术不正的武林高手，怎么可能只通过道德教化就可以改造它?戈尔巴乔夫发现这位“武林高手”的武库中又增添了一件威力无比的武器，于是他就惊叫起来，要用他的“新思维”来拯救人类。不难看出，他在这里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
第一，任何思想的推行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作为它的载体。
这一点，决不能说他不清楚。他太懂得他说话的分量在于他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特殊地位，他甚至过分夸大了、突出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但是，他似乎完全不懂得，他所代表的国家将会以空前未有的历史反转速度独自“摔下深渊”。
如果苏联都不存在了，他的“新思维”不也就夭折了吗?他曾经嘲笑那些想把苏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西方政客，但正是他们把这样难得的历史贡献慷慨地记在戈尔巴乔夫的名下。三十年前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就已经预言，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苏联不会有长治久安。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真理，戈尔巴乔夫之辈也许永远不愿明白。
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说明，对付那些搞侵略扩张的国家和力量以“逼和”为上，“求和”为下。以妥协退让、接受他人提出的条件求得的和平并不可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希特勒进攻法国已经得手的时候，法国人不得不作出抉择，或者像维希政府那样以投降换取和平，或者像戴高乐将军那样不惜流亡他乡继续与侵略者作战。
我们赞赏后者的态度，因为向侵略者投降是一种耻辱，而且侵略势力只有在可能受到惩罚的条件下才会改弦更张。
试想，如果斯大林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也采取维希政府那样的方略，今天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会很难预料了。
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为人类消除核威胁。要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他是有可能做出重要贡献的。比如，他可以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让越来越多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参与制定一个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最终才有可能逼使超级核大国放弃核优势。但是，“新思维”的核心正是“求和”，由此看来，它的迅速破产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主张以斗争求和平，与以劝善、妥协的方法求和平，本来是可以互补的。后者只是在达到脱离实际的时候才不足取，甚至铸成大错。
数百年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曾经误把一小批西班牙远征军当作天神般的贵宾来接待，这些人却在半夜里大开杀戒，写下历史上极其血腥的篇章，印第安人的强大国家也从此覆亡。或问，对于苏联的一朝覆亡来说，“新思维”起了什么作用呢?它起了解除苏联共产党的思想武装的作用。“新思维”的核心是“求和”，但它却有一件最精美的包装——“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于是乎，如果反对“新思维”就是反对全人类的利益了。
这种对“新思维”的最新偶像崇拜的确很难辨识。表面上看起来，“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就好像全体大于部分一样天经地义。即便如此，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们决不会接受不经批评检验就自我认定的“真理”。更何况，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谈论“全人类的价值”，就需要建立什么才是“全人类的价值”的共识。戈尔巴乔夫不会不明白，就是在诸如防止核战争和全球环境保护一类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有着大不相同的看法。而一旦越出这个界限来侈谈什么“全人类的价值”就不免有几分行骗的嫌疑。比如说:也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书中想澄清的，美国的政治家们一向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那么，把这个“邪恶帝国”消灭掉，那就不仅合乎美国的价值，而且如果依了他们也就符合“全人类的价值”。不必多说就可以想见，戈尔巴乔夫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会不遇到麻烦。
事实正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两个貌似新奇、却经不起推敲的论点。这可以说是戈氏“新思维”独具的特点之一。
戈尔巴乔夫常说要站在真理的立场、正确的立场，俨然是“真理”、“正确”的化身，仿佛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而认识真理的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任何真理不仅需要严密的理论论证，而且需要经受实践的严格检验。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不是神学而是哲学，不是权威服从的，而是批评思索的，它欢迎批评，并且经得起批评。
但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习惯于把权力混同于真理，甚至把他们认可的观点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不仅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平庸化，而且从方法论上来看，也就堵塞了认识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为，正如苏联演变所揭示出来的，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百家争鸣，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由此产生的只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喝彩叫好、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论点是，在核时代，整个人类现在是同舟共济，是沉是浮，只能在一起，因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为了和平和解决全人类的任务进行合作。他用回顾历史来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
在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地球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大战就是在这一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爆发的。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一同盟范围内不同制度的国家却联合起来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斗争。用这个史实来说明，不同制度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史实同样说明，即使苏联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有霸权的国家也完全有可能不愿容忍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而企图分化削弱之。于是，至少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还会存在。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西方战略家们的水平远在戈尔巴乔夫等辈的水平之上。据说艾奇逊晚年在他致老友艾登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一个推心置腹的经验之谈:“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能够识别敌友。”
二战以后，无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否曾经作出过不明智的、甚而造成惨重损失的决定，但他们“在冷战中从未犯过忽视推测谁是美国敌友的错误。”
从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P演B”战略，里根总统与保罗教皇密谋推翻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在西方坚决F共的保守派相继登上政治舞台，而在苏联则出现了由患有严重右倾幼稚病幻想与西方合作发展的戈尔巴乔夫派主宰苏共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用这种严重脱离苏联和世界实际的“新思维”来指导苏联的改革，苏共得到亡党亡国的结局实在不足为奇。世界并没有像他所宣布的那样，“是沉是浮，只能在一起”，而是苏联的迅速沉没。
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人不思自哀，正好显露出其人的叛徒嘴脸。倘若执政的共产党人也不哀之鉴之，其得到亡党亡国的结局，只能徒令后人为他们哀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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