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队员。”
这句话出自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战士卡米洛·托雷斯的遗言。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终生挚友，卡米洛·托雷斯
在那个拉丁美洲共产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反动政府军的枪口，他殉道于祖国哥伦比亚的群山之间。
而在加入共产党武装之前，托雷斯的身份是哥伦比亚贵族、神父及大学教授。
他本可以凭借优渥出身及卓越才识，不费吹灰之力跻身本国中产精英，却最终决定投身祖国困顿落后的农村。
不是托雷斯对神职不热爱，而是他发现这片土地上，太多人的生活水深火热。早年留欧求学的所见所闻，更让他对拉美大陆的怪象忍无可忍。
深受爱戴的托雷斯神父在群众中间
“在这里，百分之五的人占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百分之七十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这里，比美国人口多八分之一的人民，靠不到美国总产量八分之一的产品生活。”
整个拉美的贫富分化，已到极不公平的边缘。“天主”所称的罪恶，就近在咫尺之间。
高情商：拉美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工厂
低情商：拉丁美洲是富裕国家的垃圾堆
买办与殖民者实现了双赢，留给拉美人民的赤贫触目惊心。
时至今日，自诩民主灯塔的一国元首甚至狂言海地、萨尔瓦多等国是“粪坑国家”，只因它们源源不断向美国输送难民。
可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白银之城”波托西的遭遇是整个拉丁美洲的缩影：三百年来，这里的白银被殖民者昼夜不息地开采运往欧洲，供西方列强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当年波托西的一切繁华由白银而生，待到矿产枯竭，城内人口急剧流失，“白银之城”的辉煌过去无足轻重，它只沦为一座死城。
即使拉美各国独立战争已过百年，殖民主义的余毒从未消减。
波托西随处可见的贫民窟
已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雅诺早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道出事实：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洋过海吞噬这一地区的遥远时代起，拉丁美洲就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几个世纪过去了，拉丁美洲完善了它的作用。”
共同生长在这片深爱而被歧视的土地，拉美的革命者们前仆后继，即使开辟出差异化的斗争路线，理想却始终一致：为拉丁美洲带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解放。
爱德华多·加莱雅诺，拉丁美洲左派文学先驱
1964年，哥伦比亚内战打响。
这时的托雷斯神父，已因支持左翼学生运动而被革去大学教职。在深入考察农村基层情况后，他针对国内现状提出的种种激进改革主张又使他面临保守教会、政府的威压。
有古巴革命珠玉在前，托雷斯神父决定辞去神职，投身革命。
托雷斯神父与学生们在一起
在递交给哥伦比亚红衣主教的辞呈上，托雷斯神父动情地写道：
“我不愿违背教规、我也不愿背叛良心。因此我请求主教阁下准许我辞去神父的职责以便能够在俗世为我的人民服务。当革命结束之后，如果上帝允许，我还将再次主持弥撒。”
这之后，托雷斯神父放下《圣经》，转而举起了冲锋枪，消失在人们视野里。
等到噩耗传来，他轰轰烈烈的死亡给拉美天主教世界带来极大震动。
卡米洛，拉丁人民永远的回忆
人头攒动处，神父热情的追随者们召开悼念会，他们号召大批拉美天主教徒参加革命，同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革命者团结一心，誓与帝国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
庙堂之上，主教与官员们十分不解：到底是怎样的信仰，才促使这样一位优秀而虔诚的天主教神父，放弃祝圣之身、非要以教义所不应允的暴力手段与政府抗衡？
1968年，在麦德林举行的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上，托雷斯神父的昔日同窗、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首倡“解放神学”概念，并以之为题进行演讲，向梵蒂冈交出了答案。
“解放神学之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
为证明托雷斯等一众先贤投身武装斗争的正义性与困难重重，古铁雷斯援引《玛窦福音》原文：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它。
谈及拉美社会最直观、最尖锐的矛盾——贫富差距，古铁雷斯指出，无论是从教会关怀穷人的千年传统，还是人尽皆知的饿殍遍野现实出发，当今世界最大的罪恶即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困。
耶稣自身便是穷人，他的福音也最先在穷人间传播。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与剥削，正是耶稣所唾弃、鄙夷的。然而，就在耶稣诞生两千年后、天主教徒占据绝大多数的拉美大陆，这样的不平等竟还在急剧蔓延。
耶稣为穷人布道
“那么如何告诉穷人，天主爱他们？”
古特雷斯宣称，为牟取不义之财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即是违反上帝律令之罪。
在基督的国降临之前，天主将优先选择穷人。
这个论断如同一剂强心针，扎进了拉丁美洲千疮百孔、病怏怏的肉身。
解放神学的理论中，体现着人类千百年来追求正义与公平的美好愿望，这使得它短暂地压过教会中的保守派。
与此同时，围绕“穷人优先”的拯救观点，各类激进宗教改革思想首推解放神学为代表，在本次大会上竞相绽放。
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召开
麦德林会议之后，当远在梵蒂冈的教廷高层还在为“解放神学”概念莫衷一是，会上一致通过、构建的“穷人教会”已在拉美遍地开花。
“穷人教会”，其在教廷文件中的官方名称是基地社区。它广泛出现在拉美社会基层，往往由几十人的天主教神职团体带领教民圈地自治而成。
神职人员们研究释义《圣经》之余，还带领着民众保障着对本社区一切资源的供应。
如此一来，便绕开了罗马教廷的层级掌控。
群众高举解放神学的殉道者，奥斯卡·罗梅罗的画像
与此同时，有感于指导思想缺失的神父们，正逐步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完整的解放神学脉络。一场即将席卷拉美的红色风暴正在酝酿。
罗马教廷万万没想到，麦德林会议结束的三年之后，古铁雷斯会爆发出更激进的姿态。这一次，他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天主教教义。
1971年，古铁雷斯的西班牙文著作《解放神学》出版。该书因以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天主教教义与拉美革命道路，一经问世便不同凡响。
在书中，古铁雷斯系统性地描绘了一个消灭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天国。
至于如何实现理想，他自信满满地宣告：天国的降临要求全体拉美人民通过革命去争取、去创造，而天主教会的首要职责是带领、引导它的人民进行革命。
古特雷斯不再信奉西方天主教墨守成规、行善忏悔的非暴力赎罪方式，因为他坚信，拉美的情况决不能与列强同日而语。
这是殖民历史带来的悲剧，也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适用于拉美社会的天主教本土化改造势在必行，也只能由这片土地的人民来完成革命。
《出埃及记》，先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劈开红海，前往迦南
天主教徒们别再指望会有第二个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
大众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用勤劳、解放的双手再造新时代的耶路撒冷！
时至今日，这位解放神学领袖笔下的文字仍在熠熠生光：
“拉美应当通过投身自我的解放，逐渐掌控自我历史的主动权和成为自我命运的主人。在此过程中，教会应当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阶级斗争。”
在古铁雷斯看来，实现人类解放即等于耶稣再临。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的终极愿望也得以统一。
这样的想法在今人看来，也许有些诡异。然而，在天主教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拉美大陆上，要向人民输送左派理论，实现本土化，借助上帝之名乃不二之选。
人民群众越贫困，与宗教的贴合往往越紧密。经由社区里神父的点拨，他们的头脑被解放神学思想武装。历史上头一回，他们能以马列视角，透过现象认清被压迫的本质。
在解放者耶和华焕发的神学光芒中，每一位循循善诱发动群众、孜孜不倦展开斗争的神父，被投射出近现代共产党军队里政治委员的影子。
拉美马克思主义教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曾经断言：对拉美而言，共产主义是宗教性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神话。
在古铁雷斯口中，宗教不再是马克思所说“人民的鸦片”，而是带有拉美风格的社会主义宣传工具。
马孔多的雨停了，天空出现一抹深红。
然而顷刻之间，苍穹便沾染红与黑所交织的浑浊。
这场恶斗在阿连德政府时期的智利表现得尤为显著。
六十年代末期，智利新兴的基督教党派受席卷全球的左翼风潮引领，逐渐与保守派寡头决裂；农民与工人越发激进地对工厂、土地发起占领运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马克思主义曾在这片充满魔幻现实的大陆上被视为洪水猛兽。然而，天主教徒们是如此地厌恶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资本家，以至于向“敌人”敞开怀抱。
当时的一位受访者说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经常被告诫不能和那些共产主义者在一起……但随着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和交往，我发现他们大多有着圣徒般的内心。
我开始逐渐承认那些无神论的朋友、邻居，同志和兄弟……
“我开始反思，那些仅仅参与教堂礼拜，在教会中和我们互称兄弟，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盘剥压榨我们的资本家天主教徒，他们的言行是如此不一。”
早在1962年，梵蒂冈所举行的基督教大公会议已昭告天下：罗马天主教会为适应时代，将对教会进行革新，一改近千年来唯我独尊之态，同时释放善意、追求博爱。
然而，在与拉美教会治下现实的悬殊对比下，梵蒂冈的美好愿望还是显得不切实际且空泛。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迅速赋予解放神学家们寻求自下而上变革的勇气。他们不再等待罗马教廷的中庸表态，他们必须成为拉美革命的风暴中心。
1968年8月11日，一个由200名信徒以及7名传教士组成的团体占领了智利教会的标志性建筑——圣地亚哥大教堂，并组建“青年教会”，向政府与公众针砭时弊，竭力要求当地教会放弃特权、保护受压迫者的利益。
“青年教会”的呼声被智利教会上层保守派置若罔闻，却在民间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时此刻，距离萨尔瓦多·阿连德左翼政府的入阁只有两年。
解放神学的忠实信徒们迎来了他们难得而短暂的春天。
1970年9月4日，阿连德成功当选智利总统。按照传统，首都圣地亚哥主教会应当为其举行承认仪式，可教会上层却以阿连德不是天主教徒为理由，拒绝用宗教仪式祝贺他成功当选。
这种无赖做法直接让阿连德的执政合法性大打折扣，且引发各派系天主教徒对智利未来的政教关系的新一轮担忧。
7个月后，深感局势不安的80名智利传教士在圣地亚哥的一场集会上，发布了多份声明及一份共同宣言，为阿连德政府打气，同时打消普通民众对新政府的疑虑。
这份宣言的措辞无处不彰显出先锋左派的特点，它向人民宣告，“当前智利处于资本主义压迫到社会主义选择的转变中，劳动人民仍旧处于压迫中，营养不良且缺衣少食”。
紧接着，他们指出人民受剥削的成因：“以私有制、分配不平等为特征的在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体系”。
70年代的智利
80人团体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神学的科学结合是双赢的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认识到宗教并非绝对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刺激人民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天主教徒也能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更好地认识智利社会，并在政治行动中净化自身的信仰。
最后，宣言号召广大天主教徒们：“最重要的是团结，而团结在此时历史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就是投身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眼见一大批“天国栋梁”欣然选择左倾，来自教会上层的批评接踵而至。
罗马教廷
此时传统教会内部已有分崩离析之势。出于少惹事、少背锅的考虑，智利主教会公开信的遣词造句十分谨慎。
它“理性劝告”80人团体，当传教士的政治选择公开后，会给天主教徒的社团带来争执与混乱。
想装理中客？门都没有。80人团体深谙主教会的立场与难处，他们不吃这套。
在回击中，他们慷慨激昂、如是写道：
“主教们认为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存在必然联系。而所有这一切的判断完全建立在那些西方的陈词滥调上，无视了我们国家中自身的经验。”
今日的污蔑与谎言，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低劣复刻
毫无疑问，80人团体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打了个翻身仗，这是一场自下而上宗教改革的暂时胜利，为阿连德政府的治理赢取了民心。
值得一提的是，阿连德并不是共产党员。真正的智利共产党，已被接纳进他的政府里。
在大选当年，共产党人势力相对弱小，为支持阿连德当选，智利共产党取消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是与阿连德所在社会党结盟，组建“人民团结阵线”。在选举成功后，他们终于在政府拥有一席之地。
一般认为，阿连德带领智利人民所奔向的前途，是一条融合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第三条路。
智利人民与阿连德政府在“第三条路”的感召下，度过了一个梦幻般的春天。
短短半年之内，智利全国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3.8%，阿连德政府的支持率由当选之初的36.3%激增至50.9%。
然而，这个春天转瞬即逝。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步伐加大，阿连德与掌握国会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冲突不断。最终，基督教民主党指责阿连德政府的激进改革违背了智利宪法，原先作为左翼政党的它，倒向了日渐复苏的智利右翼政党联盟。
右翼势力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着阿连德的改革，又让他频频犯错，失掉中间党派的支持。接着美国出手，挖空心思分裂执政联盟“人民团结阵线”、资助反对派，切断对智利贷款。
寒冬顷刻降临，春日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与智利主教会，却是一言不发。
它们在面临左翼的星星之火之时有多抗拒，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滔滔洪水时就有多沉默。
一向沉醉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左派政党、组织遭遇滑铁卢，更暴露出向心力建设不足。
以在阿连德就任前后叱咤风云的80人团体为例，他们在右翼的反攻之前，竟没有成立一个像样的政治实体。
1971年4月，他们仍沉醉在智利社会主义变革的春天，内部文件《基督徒构建智利社会主义》中明确阐述，他们将不会像阿根廷的左派传教士那样，建立实体性的政治组织。
之所以不构建紧密的组织，只因为他们害怕背负“分裂教会”的罪名。
至此，解放神学者的局限性浮出水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运用是建立于天主教信仰的前提基础之上。
1971年末，反动派们开始由守转攻。80人团体终于感到形势严峻，最终决定建立起一个小型的组织机构，一如多年前他们在天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中选择的做法，他们想在保守教会与群众运动中守住平衡。
右派的围攻、左派的无力、上层教会的沉默无言，导致解放神学者的阵地相继沦陷。1972年3月，12名智利传教士应卡斯特罗之邀，前往古巴学习经验。
同年4月，“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动首次拉美集会在圣地亚哥召开，来自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国的400名左派天主教徒齐聚一堂，就如何团结工农学生进行探讨。
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前者与托雷斯神父都牺牲于1967年
智利教会上层对该集会明确拒绝，而智利总统阿连德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结束之日，他提及了已故哥伦比亚游击队员、神父卡米洛·托雷斯的名言：
“想要改变这一切，只有不妥协地与压迫人的制度作斗争，同时在社会各个受压迫的基层之前建立一个同盟才有可能实现。”
此时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并未意识到，本次集会将是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者的末路狂欢。一年之后，他将以相似的方式，为国家与人民的解放而殉难。
智利总统府被派叛军围攻
1973年9月11日13时，将军皮诺切特下令向莫内达宫发起总攻，阿连德走出房间、 从容赴死。18时，前总统阿连德尸骨未寒，皮诺切特成立了独裁军政府，对不听话的左派人士展开血腥屠杀。
曾经点亮圣地亚哥高空的红色之火熄灭，革命者的鲜血与泪水，令马孔多重返漫长的雨季。
拉美电影《圣地亚哥在下雨》，讲述阿连德治下的智利历史
被独裁政府血腥镇压的，当然也包括“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这一群体。
高高在上的智利主教会并没有站出来保护信徒。相反，它在事后的一篇宣告中，批评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教会和福音，来防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政治利益”。
真是好一个：群众运动我唯唯诺诺，赤潮退去我重拳出击。
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会见时任红衣主教
之后的十年，解放神学运动与拉美各地的武装革命一道，不可避免地走入低潮。
二十世纪末发生的事，似乎终结了一切解放的希望。
当世界范围内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倒塌，西方宣称资本主义制度赢得了冷战胜利，罗马教廷也趁机抹去对解放神学的最后一丝仁慈。
柏林墙倒塌，关于红色挑战资本主义秩序的一切，统统遭到清算
梵蒂冈于1984发布的《关于解放神学的若干方面的谕旨》中，明确对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者给予坚决严肃的谴责。解放神学被禁止在拉美天主教大学里传授，古铁雷斯等一众解放神学主义者遭到禁言。
而在此之前，罗马教廷对解放神学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
历史来到21世纪，有趣的现象是，前后两位教皇对解放神学的看法不一。
本笃十六世
对于解放神学，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原名拉辛格）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者，他的看法无疑代表了罗马教廷的正统立场。
在古铁雷斯创立概念之初，时任梵蒂冈信理部长的拉辛格便毫无保留地斥其学说为异端。2008年，本笃十六世甚至主张，恢复500年前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拉丁语弥撒。
昔时宗教裁判所，今日圣座信理部
现任教皇方济各，出身于拉美贫民窟，他对解放神学的态度与前任截然相反。
2015年，方济各访问玻利维亚期间，被该国左翼总统莫拉莱斯赠予“镰刀锤子”十字架。
教皇尴尬地说了声“这不好”，莫拉莱斯却是有备而来。
道友，这可不兴戴啊
教皇获赠镰刀锤子斧头十字架，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
这个标志由一位解放神学神父设计。他在二十年前遭到右翼武装杀害。而了解拉美天主教历史的人都知道，教皇方济各与古铁雷斯一样，早年都是拉美解放神学神父中的一员。
也就是在这一年，方济各邀请古铁雷斯前往梵蒂冈，共同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二人历史性地握手，标志着罗马教廷与解放神学的和解与合作。
这波啊，这波叫实至名归
说到这里，恐怕有的人已经要往兴奋的方面想了。但不要高兴得太早，且听乌鸦细细道来。
从解放神学理论跌入低谷开始，其原先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在后来神学家的阐释中慢慢趋于温和。
为避免教廷的降罪，八九十年代的神学家们不得不将理论与现实政治一刀两断。他们一再声明，自己的神学理论是“出自上帝的要求”而非出自任何人类的学说。
两名左派神学少年耄耋之年的重逢，某种意义上的“胜利会师”
将马克思主义剥离出解放神学，一方面作为对本笃十六世“高贵的神学沦为世俗政治的工具”批评的回应，一方面让盛极一时的解放神学面目全非。
在这场温和化的改良下，加上现代拉美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经被广泛掩盖，古铁雷斯所强调的“实践”被坐而论道取代，解放神学衰落了。
当年意气风发的解放神父贝尔戈里奥，摇身一变为如今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他已饱经风霜，大可以像《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一样，对于“马孔多在下雨”的现实，孤独而无奈地回答道：
“别傻了，赫里内勒多，八月下雨很正常。”
然而，教宗方济各并未否认自己有过难忘的回忆，他也鲜少提及过去的事迹。
在无数个为穷人祷告的日夜里，老人的心底或许会发问：
自己曾默默奋斗半生的事业，到底是具有拉美特色、成功的社会主义解放，还是存在严重缺陷、仅仅昙花一现的宗教改革？
远在故乡的人民会给他答案。
参考资料：
叶健辉《解放神学何为》
奚望《古铁雷斯解放神学对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回应》
杨华明《本笃十六世的神学思想简介》
余奥圣《“穷人优先”：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价值主张及其实现》
王珊《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电影及其共同性之原因分析》
张琨《智利阿连德政府时期的天主教运动—“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动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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