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写雍正的文章，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
现已在微博的付费专栏备份，想看的朋友可以移步微博：
李靓蕾发微博怒斥王力宏，揭露离婚背后种种不为人知的内情，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招妓、炮友、双胞胎……网络上大家所津津乐道热切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些话题毕竟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八卦，其实王李离婚案最值得讨论的，应该是李靓蕾五年时间生育养育子女、家务劳动的成果如何得到应有的认可？这才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话题。
李靓蕾最早发微博时，也仅仅是一篇自己陈述的“小作文”，诸如短信记录、邮件、聊天记录都是在后面两天“求锤得锤”放出来的。那为什么李靓蕾单凭一篇小作文，网友就一边倒地认同呢？因为大家都看见了，事实摆在这里：李靓蕾结婚五年，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等到最小的儿子终于过了哺乳期之后，王力宏就要离婚了……这些事实就摆在面前，也必然会让大家产生最直接的逻辑推断。
然后王力宏发微博声称，给了李靓蕾很多财产，并不是如李所说“未出分文”；而李随后表示，那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完全按照美国法律来，王力宏的问题在于不给孩子抚养费，意图完全把养育孩子的成本让女方承担。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社会问题——即，家务劳动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个其实并不分男女，也有一些“家庭主夫”的个别案例存在，只要是家务劳动，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伟大的恩格斯早就分析过这一问题。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加强化了父权制。首先，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财富，而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财产所有者和继承者，往往是男性。
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想要成功，必须将人——特别是女性定义为消费者，用消费主义洗脑她们，让她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剁手买买买、通过日益增长的物欲与消费——而不是在生产劳动中去实现，某种程度上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也是父权制的精神奴役，比如京东美妆的那一句广告语：“不涂口红的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
最后，资本主义依靠女性作为家中的无偿劳动力，承担抚育儿女和家务劳动，来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部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在印度经典电影《摔跤吧！爸爸》中，阿米尔汗饰演的父亲认为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一样能办到——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平权思想，而女性走向社会的一大先决条件，就是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句台词是一针见血，非常有价值。《摔跤吧！爸爸》一部思想性观赏性俱佳的电影，很不能理解一部分人为何要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来批判这部电影。电影中女儿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看到了早早嫁人的朋友未来的生活，被家务和生育绑架的生活：
所以说，这件事情的根本是父亲带领两个女儿去反抗印度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这其中反复提到的就是“家务劳动”就是父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女性要获得独立和与男性地位的平等，就必须要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而从事社会劳动；而女性能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条件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中要有女性的一席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简而言之，脱离家务劳动、或者说男女平等承担家务、或者说女性家务劳动能够获得市场层面和金钱层面的认可，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男女平权是互为表里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的反面也可以是：既然女性的家务劳动几乎无法获得平等地对待和资本主义层面的价值兑现，那么女性生育欲望低也是情理之中，是被资本社会异化的结果。
现实社会中，男女对于孩子的抚养付出是完全不平等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流传着“丧偶式育儿”的说法——就是说父亲完全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孩子好像就没了这个爹。还有统计显示，60%到80%的女性在孕期和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临床抑郁症。
这一切一切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女性生育的付出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那么作为一个市场中的理性决策人，我放弃生育这一高机会成本的行为，也是题中之义。经济学有一个名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子宫贵”，就是在说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太高了。这里不是物化女性或是如何，在经济学中不管男女都是“物”，就是可量化的劳动力嘛。
另一个层面来讲，从工作生产角度，众多女性为了获得平等的地位选择脱离家务从事社会劳动，但是社会劳动中依然存在着对女性很严重的性别歧视。
2010年一项来自英国的调查显示：在女性占最主要就业人群的职业中——如护士、社工、保姆等，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均在90%左右——但是这些职业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仅有19%，即便在这些具有鲜明色彩的职业中，女性依然难以获得相应对等的晋升渠道。这份调查还显示：在英国，女性从事“个人服务性职业”的比例达到了83%，其中77%的女性担任行政或秘书职位，65%的女性担任销售职位（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Commission 2010）。我在《生而贫穷》里也讲过类似的话题，政府、银行、国企这些相对比较固化的机构中，往中上层望一望，处局级干部、支行分行行长、部门经理总监之类的职位，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
英国学者雷克提出了“女性代价”这一概念：指一位女性的一生中，跟她同等学力、同等能力、同等资历条件的男性相比，少挣多少工资——即便她不生孩子。据雷克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女性一生的平均“代价”为240,000英镑——这可以作为两性不平等的另一个量化考证。同理可得，女性想要一个跟男性持平的事业成就，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与你们男性不同，我们做到这一步已经竭尽全力了”。换句话说，女性在社会工作中已经有这样大的“代价”了，你还能指望她再去做一个没有任何金钱可衡量的“生育工作”吗？那真的是为爱发电啊。
我之前用一张图形容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面临的资本主义剥削，同理可用作女性的困境：她们在家庭再生产领域面临着“不支付工资的剥削”，在社会生产领域又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在这样双重的困境中，女性的生育欲望自然会无限的降低。
母爱的伟大并不是能用金钱所衡量的，但这又是一个金钱能够衡量一切、异化一切的社会，这就是矛盾核心所在。
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做一个“好”母亲。资本青睐那种成为工作狂的劳动者：自愿拥抱996，成为放弃年假放弃加班费的“奋斗者”；而你选择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父亲，则不会有任何社会评价的提升，相反很可能在工作中寸步难行。
在CCTV2制作的一个关于“互联网+”的纪录片中，展示了京东集团一位怀孕四个月的副总，向刘强东请产假的情形。酒席上刘强东敬酒，副总这才表示自己已经怀孕了不能喝酒，然后发生了如下对话。这样高级别的精英女性，高龄高危产妇，在老板面前通报这一喜讯时，还要强调“不会耽误工作的”：
一直把员工的当“兄弟”的东哥可能无法体谅“姐妹”们怀孕的辛苦，女高管还没有提请假的事情，东哥的“敲打”马上就来了：先说什么你们请假也是给“兄弟们”机会，不要以为你们不在公司就散了；又说我们有老员工休息了三年了，你也知道；最后话锋一转“你休息啊，赶紧休息，我没有让你不休息”。这里话中有话背后是什么意思，稍微有点职场经验的人都不会不明白。
说实在的，本来怀孕这样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在饭局上气氛陡然凝重，并且两分钟对话只有十几秒在谈论怀孕、身体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剩下一分多钟全部都围绕着“工作”“请假”展开，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进退维谷，是当代劳动者困境的一个缩影。从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原理来分析，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越狠，女性生孩子的预期损失就越大，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女性生育欲望就越低。男性虽然情况要比女性好得多，但是对底层男性劳动者来说，抚育下一代的机会成本依然可以类比，道理是相通的。这就是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我发现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把原因往资本剥削与压迫，那都是没有触及到问题核心的。
因此，女性生育价值与家务劳动不被（资本主义父权制）承认的的前提下，在资方百般刁难生育女性、女性生育会影响到自己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前提下，女性在婚姻中必须要求补偿——这个补偿必然需要另一半来承担。彩礼就是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大家默认嫁女儿出去是“吃亏”的，需要有所补偿。许多女性进入婚姻要求男方必须有房，要求男性事业必须优于自己，根源都在于要对自己的生育损失以补偿。
关于女性在婚姻中需要补偿的例子，最经典的就是知名男拳博主煮肘。他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人，声称要找几十个年轻的女性为他传宗接代，他也确实有钱找到了许多愿意为之的女性，堪称“封建+资本主义父权”恶臭代表之大集合。但是当他提出来“男人应该每个月至少给自己老婆两万零花钱，否则就没资格娶妻”的时候，他又被打成了“田园女权”的代表，颇有讽刺意味。
不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以自己的婚姻作为议价权，渴望在婚姻中得到社会中缺失的补偿，就是父权制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广大男性就可以独善其身吗？结婚房子不要你买了吗？广大无产阶级的男男女女都在为父权制买单。
所以说伟大的张桂梅校长坚决反对全职太太，因为女性就算成为亿万富豪的全职太太、她老公无比疼爱她给她极其优越的经济待遇，归根到底她依然是男性的附属品，依然是这个父权制的帮凶与巩固者。
《共产党宣言》里这段话我引用过无数次了，但是依然应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社会问题——即，家务劳动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个其实并不分男女，也有一些“家庭主夫”的个别案例存在，只要是家务劳动，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说王力宏虽然可以拿出几个亿来平息事态，李靓蕾也大概率会得到相匹配的补偿，但我们打工人的讨论绝对不能就此停滞，我们不是那种可以拿出几个亿来补偿生育和家务劳动的家庭。那么怎么办？难办就只好不办了，这也是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原因。
把明星离婚案的八卦，投射到社会现实问题，是希望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现在女性生育在职场上备受歧视，在家庭中的劳务又难以获得认同，但是生孩子养孩子，是实实在在为社会提供外部性的劳动，孩子养得越好，为国家能提供的劳动力就越优秀。所以国家和政府出面，为生育成本卸下担子，严惩职场性别歧视的行为，在婚姻中能够足够认可生育劳动、家务劳动的成本，是必须的。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必然会在被资本转嫁的矛盾中性别割裂：资本主义父权制不给女性足够的上升通道与生产领域的实践，女性只能在婚姻中寻求补偿；消费主义规训女性，女性要求另一半至少要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职场歧视女性生育行为、社会拒绝认可女性生育的价值，女性就必须要求自己的另一半补偿足够的机会成本。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转嫁的矛盾。
就像我一直在举外卖骑手的例子一样，这可以让大家非常便捷深入地了解什么叫“被转嫁的矛盾”：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所以说当今男女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底层男女互相伤害。精英男女甚至于自然价值高的帅哥美女们，是可以自主选择超然于两性粪坑议题之外的。不少女性被消费主义PUA之后，转头又去PUA自己的伴侣，希望能靠他们满足自己的消费主义欲望；不少男性面临着女性在婚姻中的议价权越来越强的现象，又渴望把封建主义父权制请回来，用三纲五常、女德、封建教化继续规训女性，企图让女性“回归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继续白嫖家庭再生产的劳动力。这就是当今两性矛盾的根源。
更牛逼的是，资本不但要转嫁矛盾，还要吃转嫁矛盾之后的流量饭。微博平台什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个例子就不用我来举了吧？多少吵得不可开交的两性议题，都离不开平台在背后煽风点火。所以我说现在两性议题是标准的“粪坑议题”。我也奉劝大家以后忍不住要在网上撕逼的时候冷静一点点，你们在那里互相杀对方的妈，夹总夜里做梦都能乐开花。
资本转嫁了矛盾，让女性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压榨了女性的生育成本、又赚了消费主义的大钱；让男性不但一辈子为资本家当牛做马，还要受转嫁的PUA为资本家剥削女性买单；最后资本还要赚一个男女矛盾激化、在平台吵架的流量钱。
这是什么？这就叫“龙虾三吃”，资本主义父权制大胜利。
本文已经够长了，不过我还是需要再提一句社会主义女权。之前我写过申纪兰，写过张桂梅，写过屠呦呦，她们都是优秀杰出的女性代表，她们代表了女性权益在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突破性实践。
1983年，我国台湾省一位两性问题的学者发表了文章《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在此引用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毛泽东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时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虽然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泽东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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