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迎春老师关注我的观点，感谢迎春老师对我的支持，也感谢迎春老师对我的批评和教导。
关于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纯粹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我党正在限制资本“无序扩张”，显然这不是个小事， 这是一场极其重大的斗争，相信这个斗争还会深入、激化。
而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或者说“资本无序扩张”的根源，在于货币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货币本质的认识不清，完全忽略了人民币主权，特别是发行权问题，误以为美元外汇是“财富”，采取了所谓央行制度、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开放金融、储备美元等政策，导致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已经严重地动摇了人民政权的根基。
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是停止引进外资等政策，收回人民币发行权，让人民币作为一种工具或者说武器，服务于中国主权经济，反击外资金融资本入侵。但是，由于在主流心目中，引进外资、出口创汇是人民币发行的依据，美元是“世界货币”、是人民币的“锚”，甚至还认为发行权无关紧要，故而开放了金融——这是主流经济学界的公开观点和现实做法，似乎也少有人认为这观点和做法有什么不妥——那么，当停止引进外资之后，人民币如何发行，马上就成了十分紧迫问题。有同志认为，应该模仿美元的发行方式，即一边发行国债、一边发行人民币，将人民币与国债对应。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同样是对资本主义货币和社会主义货币认识不清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研究思考货币本质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一是认识当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中国货币、金融、经济、市场主权的重大伤害；二是在解决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问题之后，解决人民币发行问题；三是在恢复了人民币主权之后，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塑造问题。
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对货币本质的认识，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枢纽。
迎春老师建议我应该多读马克思主义，这个建议我接受。我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深入地读过，但也不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对货币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对中国古代特别是汉朝（主要是汉武帝时期）货币演变、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货币、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货币情况的认识。可能，有些类似于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我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所分析的货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货币，一是西方的，二是资本主义的。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货币，不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北海币、新中国人民币，也不是苏联的卢布。甚至，也不包括五铢钱和中国古代各朝代的“通宝”。
第二，中国古代货币，比如五铢钱、开元通宝，与西方货币的黄金白银货币、与黄金白银为锚的货币，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的货币，与资本主义的货币，也不是一回事。19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前的美元，与此后的美元，也不是一回事。汉朝不会为五铢钱兑换黄金白银，唐朝不会为开元通宝兑换黄金白银，新中国不负责为人民币纸币兑换黄金白银。甚至，今天的美元，也没有谁负责兑换为黄金白银。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马克思仅仅分析了资本主义货币，而不可能分析其身后的其他货币。
第三，看得出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货币，是反感的，认为是罪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中国，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建立的人民的政权，这种政权的货币，在本质上，当然与资本主义的货币是不同的。我感觉，迎春老师似乎忽略了这个不同。
再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货币的观点，定性社会主义的货币，那当然与事实不符。
第四，迎春老师批评我说，“货币就是金银，《文章》所说的货币不与金银“挂钩”，是混淆了纸币与货币的概念，也错误地把纸币看做是“工具”，人们可以任意印制。”
看来迎春老师坚持只有金银才能作为货币。我是不这样认为。实质上，新中国的人民币，并不与黄金白银挂钩，你手里有再多的人民币，也没有地方兑换黄金白银，政权没有将人民币兑换成黄金白银的义务。人民币纸币，与黄金白银之间，也没有兑换价。就是说，新中国的人民币与黄金白银，基本上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迎春老师认为新中国的人民币是纸币，而不是货币。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所建成的人民币体系——即迎春老师说的纸币体系——当然也全异于资本主义的货币体系。这个人民币纸币体系支撑了中国人民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援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打赢了援越抗美等长期战争，中国与美帝斗争的战场，遍及“五洲四海”，时间长达20年。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还极其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农田水利建设，几乎把全国的河、沟、渠都修理一遍、还挖了纵横交错的新沟、渠、运河，消灭了几乎所有恶性传染病……伟大成就不再一一列举。想想看，人民币这个纸币体系，当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个极其伟大的、成功的体系。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人民币，与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一样吗？完全不一样。这个体系之下，有没有形成金融寡头？有没有形成资本家？有没有剥削？当然没有。甚至，没有债务，内债外债都没有。
如迎春老师所说，人民币是纸币，不是货币，那么，我所追求的就是建立毛主席时代的纸币，而不是迎春老师所说的“货币”。我所希望的就是重建毛主席时代的纸币体系。
迎春老师既然认为毛主席时代的货币是“纸币”，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那么，就说明，毛主席的纸币，与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并不是一回事，本质不相同。所以，不能用马克思的货币观念衡量毛主席的纸币体系。
第五，“吴铭还说：‘什么叫二元制社会？人类社会本来是由人组成的。但是由于人的认识问题和贪私之欲，人为的把人分出了贵与贱。’等等，这些观点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里就不具体分析。”
迎春老师引用的这段话，不是我的，可能是网友“洗稿”时加上去的。我也不赞同这样的话，我也不赞成人性论。网上叫吴铭的人，有好几个。可能是误会了。
第六，货币是一种生产关系，这一点我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生产关系，那么就既可以是私有制，也可以是公有制。货币生产关系论，与货币“工具论”，我认为并不矛盾。无非是人民政权掌握了货币发行，使之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公有制，用货币来调配各行业的劳动力资源、调节各行业的利益、突出重点建设和斗争领域、支撑国家总体动员能力而已。而资本主义政权掌握了货币，就利用货币发行权，控制生产资料，去压榨、掠夺、侵略全世界人民而已。
汉朝中央政权掌握了货币，利用发行权，动员人力物力，反击匈奴的侵略。而权臣、诸侯、地主、豪强，则反对中央收回货币发行权，因为这损害了其重大利益。当然，对于匈奴的入侵，权臣、诸侯、地主、豪强，也不愿意反击，甚至还私下与匈奴勾结。这和当前的情况极其相似。
为什么我说黄金白银不是社会主义的货币，也不是中国古代王朝的货币？就是因为，汉朝的货币，与新中国的人民币，都不与黄金白银挂钩。
汉朝的货币，新中国的人民币，都是动员人力物力、分配行业劳动、调节行业利益、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工具，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使用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把这些生产资料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生产关系吗？
也因此，我认为，汉朝及其他中国王朝，是“半国有制”，而不是西方社会那种“私有制”。
货币可以演变成资本，但，货币并不是资本。新中国的人民币就没有演变成资本，也没有形成金融资本。也说明人民币纸币体系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货币不一回事。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西方与黄金白银挂钩的货币，有个“挤兑”现象，中国古代的钱庄，也有“挤兑”问题，甚至，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也有个挤兑问题。1970年代初，西欧各国抛弃美元购黄金，就是一种“挤兑”。但是，汉朝的货币，新中国的人民币，不存在这个问题。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可能很小，但是，也很有意义。
第七，新中国的人民币这样的纸币体系，不与黄金白银挂钩，才可以自由发行，不受黄金白银储备量的限制。但是，请注意，新中国有强大的公有制体系，这个体系，是货币发行的对象。货币，是沟通联系各公有制行业、企业的纽带。
所谓货币发行，是指政权根据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自主地决定发生对象（公有制企业事业，还是私有工商业）、发行领域（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尖端科研工程，以及商业）、发行方式（拨款，还是贷款）、发行数量，以及按比例回收纸币等问题。主要发行对象是公有制企业事业；对重点工业、农业、军事工业、尖端工程采取拨款方式发行货币，对轻工业、公私商业、农业主要采取贷款发行方式；各行业领域，根据需要，有一个货币发行比例，以便于各行业成比例发展，不造成浪费。国家作为货币发行者，又建立并控制了全国性的商业交流体系，这个体系接受政权的领导，也就是接受政权的定价权。这就意味着通过定价，货币与商品挂钩了，也就是与劳动挂钩了。这个定价权，就是调节各行业、各企业、各环节的利益所得的权力。
我所说的自由发行，“要多少给多少”，在公有制条件下，并不是随便发行、也不会随便发行，而是依据工农业发展需要、各领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突出重点发行人民币纸币，这一点我文中讲得很明白。比如邓稼先要制造核武器，需要核原料，他只需按照定价向李四光采购即可。李四光属于国营企业，不能随便涨价，就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向邓稼先出售（或者说调拨）。国家拨给邓稼先的专项款是一百万元，但是，李四光只能生产60万元的原料。那邓稼先就有四十万元，根本花不出去。花不出去，也没事，不能用在其他项目上。这部分花不出去的钱，相当于没有发行。
这部分观点，都是我的发明。
第八，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衡量今天的美元，是可以的，因为，毕竟美元仍然是资本主义货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之，有利于提示其假币性质，扭转今天的错误的货币思维。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人民币货币体系，恐怕还要参照新中国毛主席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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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陕北边币、北海币、冀南币等根据地货币，本质上是马克思所指的那种资本主义的货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的货币，要与黄金白银挂钩，才有信用；而北海币等纸币，通过政权控制的生产和销售渠道，特别是政权控制的定价权，与大宗商品挂钩。而新中国的人民币，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建立之后，才是社会主义的货币，才是个调配行业劳动力、分配各行业各企业各生产环节利益、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工具，而北海币等旧币，这方面的功能并不强。这时的人民币，与北海币等旧币，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极其重大，不可忽视。我建议阿蒙老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吴铭有话说”，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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