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写的《现世的磨难只会让理想更加闪亮》一文发表后,有几位同志私信我,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这或许也说明了我的这点胡思乱想并非是我个人在窘境中的牢骚,而是跟我一样的无产者们的共同感受。
其实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我是有几分担忧的,害怕被某些精英分子奚落,说你穷还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还不是因为你懒等等,要是考上研会这样?考上公务员会这样?
但想想也无所谓了,自己是穷矮矬又怎么样呢?我不偷不占,靠自己劳动领几千块钱的工钱,住9平米的出租屋,碍着谁了?凭什么看我不顺眼呀,看不顺眼别看呀。
难道说,在这个精英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里,我这种穷矮矬不能讲话吗?不能发牢骚吗?难不成要把我开除人籍?
法治社会,要讲人权嘛,所以该讲的“牢骚话”我还是要讲。
很多跟我一样的年轻朋友会把自己的窘迫遭遇归结于没考到资格证、没考上研究生或者没考上公务员。确实,这些东西没考上的话,是挺难受的,考上的话,会过得相对容易一点。
但是也没必要把希望都寄托在考这些玩意上,因为你可能发现,上岸后没走多远,前面又是片更大的海洋。
著名法律博主、律师法山叔在他的小说《幽暗线索》中写道:
“上帝给人类设下的最大的骗局,就是“等你有了×××的时候你就幸福了”。
在你十八岁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等你高考完了就解放了,在你二十二岁的时候,辅导员会告诉你等你考上研究生或找到工作后就好了,在你二十四岁的时候,社会会告诉你等你有了房就好了,在你三十岁的时候,银行存款会告诉你等你攒够100万就好了。
但当你真正达到那个所谓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
拿法考来说吧,有培训班老师半开玩笑说:“考过法考,就能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以武汉的律所为例,普遍薪资在两千到四千之间,和我同阶段的同事,都考过了,但薪水也就三千多,业绩难搞,提成可以忽略不计。在武汉这个地方,三千多能干啥?每月房租水电生活费一扣,就没剩几个钱了。多干几年也许情况能好转,但很多人都撑不到那一天。
上周五我在B站直播聊天的时候,有个比我大几岁的青年律师就跟我说,他非法本法硕毕业,在西安当律师,执业一年了,现在房租都得靠家里资助,所以劝我一定要转行考公,至少考上了饿不死。
如此看来,这个证对普通的法学生来讲,也就在考公的时候有些用了。但公考并不是考了就一定能上的。先不说竞争激不激烈,光报个面试班几万的费用,就能让你工作后大半年相当于白干。更别说没有点关系的人在单位里面,也只配长年累月在底层蹉跎岁月了。
公务员比社会上的社畜好点的地方,就是不用担心失业,所谓铁饭碗嘛。
是啊,就是这么点好处,就值得每年成千上万的人趋之若鹜,顺带养肥了无数培训老师。
但是看看那些没踏过独木桥的loser们,他们的能力真的很弱吗?他们的价值真的很低吗?
新青年编辑木荣雨北,有能力撰写政治经济学的科普读本,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左翼里面应该说是靠前的。不知情的朋友也许会以为他是学校老师,或者某个单位里的文职。实际上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只是个每月两千多块钱的保安。这里并没有贬低保安职业的意思,劳动都是最光荣的。然而,如果他的收入能高一点,闲暇时间多一点,换句话说,物业公司对他的压榨轻一点,他完全能够做出更多的智力成果。
最近他不怎么活跃了,跟我说是工作太忙了,每天只有睡觉的8小时是自己的,连知乎都没精力看了。
放眼望去,众生皆苦。
倒是踩在我们头上的那些人,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一辈子顺风顺水,读名校,开公司,玩艺术。甚至哪怕生下来就是个蠢货,也比普通人家的天才过得好。
所以这到底是loser的问题,还是社会生病了?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李大钊在乡下避祸期间,帮一对农民夫妇干活。
见今年收成不错,便问今年能吃上白面馒头了吧?
但农夫说,又是捐又是税的,小麦剩不了多少,平时还是吃红薯,棒子,就这还不够吃呢。
李大钊问,那不够吃怎么办呀?
农妇说,农忙的时候吃干的,农闲的时候吃稀的,不够的话就借点,还不够就只能出去要饭了。
李大钊不平地说,咱收成这么好,日子还过得那么苦,还得出去要饭,这是个什么道理?
农夫叹气道,命呗,当牛做马的命啊,比不了你们这些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
历史和现实是何其惊人的相似,正如地主阶级让农民阶级认为自己忍饥挨饿是因为没知识没文化一样,资产阶级也让无产阶级认为自己贫穷是因为自己不勤奋不够卷。
文明的车轮转过了几千年,生如蝼蚁的人们还是跟祖辈一样,受着同样的诓骗,有着同样的生存苦恼。正如我在《我们是现代社会的骆驼祥子》一文中写的那样,现代的无产者和当年的祥子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只不过是祥子想买的是车,我们想买的是房;祥子遇到的是兵祸、敲诈、妻子难产,我们遇到的是公寓爆雷、套路贷和天价医疗。”
然而,生如蝼蚁的我们不同于蝼蚁的地方在于,我们还是人,我们,拥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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