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资本时代的“三座大山”:消费降级、审美滑坡与多元化的丧失》这篇文章中分析过流量明星审美降级的问题,很多读者触类旁通,就问我现在相声和小品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之前不管是陈佩斯、赵丽蓉、赵本山,都给我们留下了众多耳熟能详的作品;然而从赵本山后期,就开始频繁地“炒冷饭”,而本山大叔之后更没有一个人能撑起语言类节目的大旗。
但我们秉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这些还是不能一概而论。可以说对于语言类节目质量大滑坡这一事实,大家是公认的,但还有很多其他元素必须要考虑。曾经的相声小品,毫无疑问可以担得上“艺术”二字:
《宇宙牌香烟》,春晚单口相声的巅峰,没有之一。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当时马季先生讽刺的是不良商家、以次充好、乱造噱头、虚假宣传,放到今天来看,我们满眼的“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云XX”、“XX精神”、“引领XXXX”、“颠覆XXXX”…岂不是新时代的“宇宙牌香烟”
赵本山经典小品《牛大叔提干》,本山大叔为村里的希望小学申请窗玻璃的批款,结果发现官员用巨款公款吃喝、公司肯用巨款请官员吃饭,却迟迟不肯给学校安装窗户,最后范伟扮演的胡秘书还是借口“资金太困难、太紧张”坚持不给批玻璃。
经典台词比如“马经理住院了,他是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先用盅、再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什么装经理哎,装孙子我都干”“装什么菜啊,我拿这个塑料布回去给学校糊窗户!”牛大叔、马经理,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名字就看得出创作的用心。这个小品经典台词风行一时,尤其是最后赵本山提了个王八蛋走,这“回去有个解释啊,我玻璃没办成,在这会学扯淡了!”真是让“扯淡”一次红遍大江南北。
我说这些就是想证明我在《新时代的“三座大山”:消费降级、审美滑坡与多元化》这篇文章中说的关于华语乐坛的结论:不是厚古薄今、厚此薄彼,而就是确切的审美降级。正常人只要比较一下都看得出来。
我们不难总结出当年语言类节目杰出所在:首先,敢于讽刺,敢于揭露时弊。赵本山大叔能在小品里说“因为啥,腐败啊?”;牛群敢在相声里说“领——导,冒号!”;黄宏的经典小品《打扑克》——“市银行行长!”“哦,毙了!公安局局长!”“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些相声小品演员扮演了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的角色,在除夕之夜说出人民群众想说而不能说的话,一吐胸中怨气,自然也获得满堂彩。这也是当前语言类节目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毫无疑问,领导不能讽刺了;资本家也不能讽刺了——谁给你的广告费啊,不但不能讽刺,还指望人家给赞助呢;就连老百姓也不讽刺了,社会不良现象也不能讽刺了——除非欺负一下弱势群体。
下岗工人可以欺负:“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女医护人员可以讽刺,“太漂亮了是看病还是看你啊”;农民可以调侃,有茫茫多语言类节目笑点在城乡反差感,在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没文化”而发生的种种笑料;调侃残疾人也是没有问题,说实话赵本山的《卖拐》在西方政治正确氛围浓郁的地方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大家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腿部有残疾的人士,看到赵本山以此为笑点各种发挥,心里会不会好受呢?还有潘长江,潘子小品所有的包袱都是围绕着他身高展开的,每年除夕矮个子的同胞都要在潘子的小品中被膈应一次。
当然,我们不是搞西方政治正确那一套,啥都是歧视啥都是侮辱,啥都上纲上线不能说了。但是我们可以一斑而窥全豹:至少语言类节目中开始逐渐充斥了多种精英视角,开始越来越脱离群众了。
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语言类节目越来越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群众。最早的相声是怎么存在的啊,在街头、天桥、三不管的地方撂地摊——说好听点就是“最接地气的文艺创作”,说不好听点就是三俗,比现在什么“土味视频”尺度大多了。后来相声走进了茶馆,走进了剧场,依然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消遣方式。解放后,相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1949年7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特别指出:“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
(天津南市三不管)
对于文艺创作,周恩来总理还有一句名言:“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最初相声的兴起,就在于“人民喜闻乐见”六个字上。人民群众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笑点在哪,哭点在哪,痛点在哪,萌点在哪——这些都是哪一代文艺工作者们谙熟于心的。比如为相声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老舍先生,他就说无论写小说还是写相声,重要的是不能脱离生活。老舍先生写得出《茶馆》《龙须沟》,自然也写得出《维生素》《新对联》《欧战风云》《骂汪精卫》这些经典相声。老一辈相声演员,无一不是深入生活的劳动者,他们的素材自然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之前有个类比,当今相声的水平跟曾经的比,就相当于《小时代》比《骆驼祥子》——不仅仅是表演者的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脱离现实、空中楼阁的问题。早年姜昆以讽刺四人帮的相声而出名,后来《虎口脱险》《电梯奇遇》成为了春晚经典,再后来成为了中国曲协主席的姜昆就只能“反三俗”了,好像是08年还是哪年的春晚,姜昆的相声是讲他开了个网站,然后网友在上面分享了好多笑话,然后给大家讲三个最好笑的。然后我就一脸懵逼的听了半年前就听过的三个网络笑话,这个相声就完了。
如今的小品相声越来越脱离生活,什么70万的富二代、什么创业搞无人驾驶、什么女人不上一线,让人仿佛觉得那些创作者们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吗?甚至于他们抄网络流行语,用的语境都不对,令人无比尴尬。这就是毛主席所批判的: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来看相声发展的整体水平:郭德纲早年提倡“相声回归剧场”,经典作品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但近年来郭德纲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滑坡,很多相声只是靠网络段子硬撑。郭德纲的最火的弟子岳云鹏也越来越不“像”一个相声表演者了,而是一个流量网红。作品多是靠着卖萌耍贱维系人气,传统的相声爱好者们对于岳云鹏的相声专业水平基本都是不认可的。姜昆和郭德纲两个人相互掐了多少年,最后都逃不了网上搬运段子的宿命,相爱相杀最终还是活成了彼此的样子。
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姜昆开始是个文艺兵,在白山黑水干了八年基层;后来是副部级干部。郭德纲开始在夹缝中生存,也是诸多不如意;后来成了亿万富翁。你不能指望一个副部长、一个亿万富翁在舞台上逗我们平头老百姓笑吧?这个行为看起来就够搞笑的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要让我们喜爱的艺术家挣大钱了,我们巴不得他们数钱数到手抽筋。但是呢,相声这个艺术尤其特殊性,你要是弄个先锋绘画、艺术电影、高雅音乐,爱有多少钱有多少钱,无碍于艺术表达。但是相声,正如我前文所说,是要深入生活才能有素材,是要体会到普通人喜怒哀乐才会有灵感,是要放下身段脚踏实地去感受才会有笑点。也不是说多少钱或者什么地位的问题,只是说能不忘初心的人太少太少,所以也不能指望一个亿万富翁去逗我们笑,并不现实。
(相声大师常宝华)
但是,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是摆在哪里的,人们对于“幽默的精神食粮”的诉求永远都在,于是乎艺术精英无法去满足,人民群众就自己去满足。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我身边有相当数量的朋友是这样的——为什么看春晚?为了看得懂微博上的吐槽。换而言之,微博上的吐槽比春晚有意思多了。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真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已经不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春节联欢晚会了,而是由千千万万草根智慧汇集而成的“段子”,这些“段子”完全填补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缺失(那些小品相声抄袭网络段子的事咱也就不再提了)——从另一个侧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娱乐需要。
微博自诞生之初,以下群体曾经依次提供了流量担当:明星——公知——段子手和“沙雕网友”。广大网友的集体智慧,就可以看作是相声小品创作者的泛化体现。而且这个“去中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近两年来,众多段子手为了年末KPI拼了命地想写几个春晚的段子,结果普遍比较尴尬;一些最好笑的吐槽反而都来自于素人。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临终前说道:“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注意大师的说法,他感恩观众不仅仅是“衣食父母”,更是“老师”。就是我前面说的,相声来源于生活,笑点提炼于生活,艺术精英们只是把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幽默感做了一个拔高性的创作与展示。现在时代变了,感恩于互联网,劳动人民可以亲自撸着袖子下场了——
迎面走来的是沙雕网友方阵,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出身各行各业,他们高矮胖瘦年龄学历各不相同,他们许多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忍受着工作的剥削,背负着家庭的负担……但是他们有着对生活满腔的热爱,有着对分享无比的激情,有着对娱乐性和搞笑点的天然敏感。他们的口号是:“没有沙雕,没有笑料,我们自己造”。他们源源不断地为自己创造着精神食粮!
我们可以很鲜明的看到,曾经的流行语都是春晚传递到群众,比如“扯淡”“忽悠”“麻辣鸡丝”“常回家看看”;到后来,变成了春晚疯狂借鉴网络流行语了,由以姜昆和冯巩后期作品最为典型,毫无创新,还自以为幽默,还很尴尬的等现场的掌声,不堪入目。这代表着什么,这就是创作活力根源的转变,艺术精英们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食粮了,甚至不思进取的艺术精英们,还要从人民那里窃取食粮。娱乐性的创作,已经从“精英主义”的规范,完全转向了“群众主义”的叙事。
伴随着人人发声、人人产粮时代的来临,我们面对的就是我长久以来都在说的一个现象:原子化叙事、亚文化与解构主义的崛起。
宏观叙事,又称权威叙事:曾经我们的课本是宏观叙事,CCTV是宏观叙事,XX日报是宏观叙事,但是很明显宏观叙事在消解。年轻人们首先信的是自己的表达,其次信的是自己混的亚文化圈子里的判断。例如社交网络上猎奇、审丑的大火,不过是网民群体厌倦了明星审美的“宏观叙事”。
我在《“流量明星”算不算资本家?“粉圈邪教”算不算工贼?烂片算不算对观众的剥削?》这篇文章里说过:明星都是由资本这一“权威”孕育繁殖的,而资本为了寻求最大利益,制造的明星是要符合市场“最大公约数”的。这个最大公约数无非就是“颜值+人设”,所以我们会看到火的小鲜肉都长那一个样,甚至于明星名字什么张馨予张歆艺张雨馨也都出现了高度重合。然而类似的明星和选秀节目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审美疲劳,而后现代社会中社交网络的高度发达,恰好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反权威的工具。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上一次形成非常类似亚文化的态势,还是贴吧中对于“春哥”“毅帝”的调侃。也都是先是半嘲笑半黑,最终发现目标本身的闪光点,最后形成一种亚文化。
再比如当年“六学”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对宏观叙事的解构。六小龄童无论怎样想构筑自己权威、优秀、尊重传统文化的形象,都逃不过网友的火眼金睛。解构的过程,就是网友为自己生产“精神食粮”的过程。为什么“两开花”这个梗这么火啊,因为它好玩啊,它比春晚相声好玩多了啊!
再如像诸多同人文、同人图、恶搞视频等,这些网络亚文化的内涵依然是依据作品本身、个人经历以及社会经验进行的总结和二次创造。而这些观点的汇聚,是一种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对精神娱乐的自我满足,更是社会发展趋势的缩影。
这一种亚文化普及,就是一种对宏观叙事解构的过程。这里有两重解构过程,一是原作者们无法阻止广大群众们挪用,拼接,解构他们的作品;二是再创作的群众们一经把这些作品发布于社交网络,这些作品就属于每一位观众和用户,按照观众们的爱好来进行诠释和流通了。同人作品对于观众的作用是去中心化和去秩序化,人人参与创作、人人参与传播,最终筛选下来的都是具有趣闻性、传播性甚至思想性、讽刺性的精品。
文章的最后再夹一些私货,为曾经的“人民艺术家”们致敬,给大家展示一下“艺术精英”真正该是什么样子。
赵本山在连续十年获得了“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第一名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之前他还拿不了小品类的第一名,有赵丽蓉老师在的时候一直都是赵丽蓉老师第一,他还被人戏称为“千年老二”,后来赵丽蓉老师去世,就一直成第一了。这种感觉有没有像——练完一套独孤九剑,白发苍苍的风清扬对目瞪口呆的令狐冲说道:“我只不过学了独孤大侠剑术的三成”。
什么叫人民的艺术家?音容宛在,风貌犹存。
生在旧社会的赵丽蓉老师并不识字,可是她在用行动来认真、踏实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小品结尾这“货真价实”四个大字技惊四座。后来演员赵玉秀接受采访时说:“(拍摄《西游记》)那时候我演车迟国的国王,赵丽蓉老师演皇后,所以我们俩配戏配得最多。赵丽蓉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演艺事业高度的认真。赵丽蓉老师她不识字,剧本都认不下来,每次有一个镜头的时候就问我,这个怎么念?这段怎么说?我就一句一句告诉他。她记忆力特别强,说几遍就记住了,一个字都不带错的。我听说她在演小品的时候写四个大字,她不认字,但是她这个练字,这报纸一摞一摞的,满屋子都是,就这么练出来的。你看那四个大字写得多帅!我是非常敬佩她的……”这种敬业精神怎么比?
赵丽蓉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在表演《如此包装》这个节目之前腰病又犯了,是打封闭表演的这个节目。这一下赵丽蓉老师是真跌倒了,事后巩汉林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吓得是浑身冒冷汗啊,那个扶我是真扶啊,生怕妈倒在台上了,下台之后整个衬衣都湿透了。赵丽蓉老师年近古稀还打封闭坚持表演节目,对比一下现在粉丝吹自己爱豆发烧坚持演出、手上划个口子,还有的住个院还要抱着尿壶摆拍,真是一言难尽。
即便到了后期,她的作品质量有一定的下滑,她也凭借着敬业精神和精湛的演技已然获得满堂彩。或许对这些比较无聊的故事你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你绝对不会忘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完全纯凭发音的记忆,从头到尾完整的用英文演唱了一遍《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马三立老爷子,相声界的泰山北斗,人品也是德高望重。直到去世还住的是国家分配给他的七十平米的三间房,看采访他坐的沙发还是七十年代的那种灰布沙发。但是他一说就是感谢国家,感谢人民,给他的已经够多了,他无论怎样也无法回报观众的厚爱。
郭德纲新书《过得刚好》中,大爆相声界丑事,几乎骂遍了所有人,就连他祖师爷侯宝林也只是不冷不热的提了几句,唯独捧了一位——马三立老先生。郭的书中写到:“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艺登峰顶,为人平和。辞世前不久,家属给老爷子买爆肚食用。甚可口,但一闻价格为十八元,连道太贵,以后别买了。终其一生,演出费未接过五千元以上,皆由团里负责人克扣。儿甚不忿,先生曰:没事,让他们挣吧。”
马老爷子在回忆录里写自己晚年的生活:“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啊!
最后马三立老先生的遗嘱:“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天津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关爱。我也曾被评选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人总是要死的。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在马三立老先生从艺八十周年的晚会上,晚辈马季献给老爷子一幅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老爷子表示,他的成就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希望相声“后无来者”。但事实上这幅字可谓是一语成谶,相声艺术无论在影响力还是人才储备上,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几乎不可能再出一个像马三立这样的大师了。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马三立,或者,人人都是马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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