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育率新低
春节前这样一则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普遍担忧：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透露：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根据去年的同期报告，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2020年的数据同比下滑14.89%。如此人口基数上的大幅度比率的下滑，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的。
对此，民政部部长李纪恒亲笔撰文表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李部长这话说的已经很严峻了。三年前我在公众号上写了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两天阅读量五十多万然后就被删了，如果正常发酵几百万不成问题，也说明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之高。在这篇被删的文章中我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人口增长陷入了一个低速瓶颈。那么在本文中，我会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来分析为什么作为一个个体的年轻人，丧失了生育抚养下一代的动力了呢？
春节期间，催婚催育永远都是家庭聚会的主要话题，我作为其中一员也感同身受。所以希望大家妥善保管本文，作为反催婚催育的利器。
我今年才二十多岁，以我审视自身来看，我现在正处在为事业打拼的阶段，没资格去侈谈生活。但是七大姑八大姨们催婚的理由是：你爸妈在你这个岁数上早就有了你了！是啊，我们父母也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就纷纷结婚生子，一手忙工作，一手哺育人类幼崽，啥也没耽误，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就不行了呢？
去年我批判《后浪》的文章中就说过这个现象：虽然老艺术家用深沉的嗓音卖力地给我们灌着鸡汤：满怀羡慕你们这一代。但事实上我们仅仅是比上一辈消费大大充裕，但从生产维度上讲，未必要比“前浪”们更优越：前浪们年轻时代，还处在集体经济尾巴的环境中，他们大多数是前场后院、朝八晚五、中午回家做饭与午休、单位医院幼儿园子弟小学一条龙这样的生活，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最后一波福利分房；相比于现在“后浪”们，每天两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无休止的加班与24h工作软件在线待命，医疗教育两座大山，攒钱买房遥遥无期……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当代年轻人们与父辈所面临的生产生活环境已经大相径庭。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提到，我们90后赶上了一个集体主义的尾巴、计划经济最后的余晖：小的时候上的都是子弟幼儿园，住的都是大院，邻里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从父母到孩子关系都非常熟络，谁家里有事一院子的人都能帮忙照应。我印象中我们家就日常接待因为种种原因父母不能回家做午饭的小朋友，有的爸妈经常出差的孩子那真的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但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我跟95后们聊这个话题，他们基本都没有类似的概念了，他们的主要成长年代住房商品化等一系列改革已经完成，他们完全是一种“商业化的成长模式了”。
（二）金钱与时间
所谓尾巴，就是已经没有了。当年我们的父母们认为正点下班天经地义，当代年轻人如果今天不加班就感天动地了。我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篇文章里写过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我一位去年从大厂离职的朋友，他一个189cm的汉子离职那一天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他说他在西二旗某互联网公司干了四年，从在校实习的时候算起，下班的时间从来都是天已经全黑了，只有在他离职这一天，他按时六点半走出了大楼，第一次意识到北京的夕阳是这样的美。
这是一句废话：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是需要时间和陪伴的——尤其是在现代城市中。我们这一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连遇见夕阳都成为了一种奢侈，更何况哺育下一代呢？
曾经在农村里是大孩带小孩的放养式，农村也是熟人社会，有这样放养的底气；在我们父母那一辈的集体经济年代，前场后院的模式与单位自带的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可以解决一大部分问题。而现代城市中，年轻人们只能依靠自己，或者把育儿成本丢给上一代人。
专门有一个词“老漂族”，来形容这些为了孙辈的抚养，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跟随城市子女生活居住的老人。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社会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孤独的老漂与陌生的城市》中描写过“老漂族”的生活：“为了支持子女事业、照顾第三代，张燕离开老伴，只身北上。她这样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有人说，老漂就是城市白领打工者的附属牺牲品，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虽然生活水平提升了，但精神孤独却堪忧。张燕来自山东青岛，是居住在北京燕郊已3年的老漂族。早上6点半，天还黑着，她拉着小车去菜场买菜，然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上午9点，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下午4点半，接孙子放学，然后给儿子一家人做晚饭。只有到了晚上11点25分，她才能给远在青岛的丈夫打个电话，互相问候。她对儿子说：‘你漂，我就漂。’”
“老漂族”这一现象的本质，无非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年轻人被工作榨干，于是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家务、养儿育女，就只能由老人来承担，就相当于把自己受到的超额剥削部分转嫁给了上一代人。有一种说法叫“转移支付”，我类比着发明一个词叫“转移剥削”。这里都市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为了生活竭尽全力，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因此受损，而坐收他们剩余价值的就是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老板和公司。
有些人认为“社会化抚养”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忽略了一个问题的关键——抚养孩子是需要亲情的陪伴的，这在冷酷的资本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孩子想要健康成长、人格健全、发展全面，父母与亲人的角色至关重要。纵使有许多不负责任的父母，但也不能因为一些幸存者偏差式的案例，就忽略了绝大多数合格父母想生却难以养的问题。“社会化抚养”在历史上的实践不是没有，当年纳粹德国就为了“完美的雅利安种人”搞出了一大批人口工厂，专门培养金发碧眼的婴儿，但这一批婴儿后来也成为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普遍研究的对象——简而言之他们都非常不正常。
“社会化抚养”不过是对资本会社对年轻人压榨与剥削的妥协，用一个流水线榨干年轻人的剩余价值，用另一个流水线培养生产剩余价值的下一代，堪称剥削两开花。而且如果真要这个方式，这个成本也不能让国家出——国家出就是全民出——而是应该让在背后坐享其成的资本家们负担，凭什么让他们享受了鲜美可口的劳动力，然后把抚育下一代的成本各种转嫁，好事全让他们占了。与其提出这个虚无缥缈的建议，还不如建议直接打倒资本家，恢复集体经济，大家伙开开心心一起养孩子，反正都是极端理想化的建议，咋不说一个最理想的让大家伙听着都舒服。
更进一步的，不要说抚育幼崽的时间了，每天远超八小时的工作与早晚高峰通勤早已身心俱疲，连撩骚小哥哥/小姐姐的精力都没有了，突出一个不想跟人说话——大家连恋爱都没力气去谈了，你跟我说生孩子？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年轻人就算回到家中，他的时间也不是属于自己的。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钉钉等通讯软件可以随时找到他们，像一条无形的鞭子一样迫使他们瞬间回到工作状态。这是我们上一辈完全无法想象的而生活。
2019年5月10日，马云又在阿里的集体婚礼上表示“婚姻的第一个KPI是生孩子”。马云现场金句不断：工作上强调“996”的精神，生活上要“669”——六天六次，关键要9（久）；婚姻要幸福的关键多用“丁丁”，少用“微性”。
我来讲一个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真实案例。去年我写了这篇《钉钉之错，错在价值观》骂钉钉的文章之后，刚刚新婚燕尔的大学同学跟我吐槽，钉钉已经成为了他们婚姻生活中最大的“敌人”。每当他们夫妻二人沐浴更衣、酝酿情绪、欲行和谐之事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么他手机响了，要么他老婆手机响了。这不是静音不静音的问题，钉钉自带已读功能，谁@了你对方可以看见你有没有看这条消息，甚至你长时间不回这种消息，还会有群发短信和语音电话打过来提醒你回消息。关键处理这种信息不是你回复了就行，工作上的事情处理还需要时间，经常他们两个前一秒钟还“翠穿珠落索，香泛玉流苏”，后一秒钟就要打开电脑整Excel了。一边要践行工作的KPI，一边又要完成马云生孩子的KPI，真拿劳动者不当人了？
（我这位朋友微信给我的吐槽）
（他给我展示的钉钉截图，@后面那个人打了对勾，就说明那个人看见了）
说完了时间再说说金钱。抚育下一代的经济成本也是当今年轻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大城市中有过生育经验的年轻人就会发现，生育与抚养已经成为了一项极端耗钱的内容——生孩子养孩子也早就高度商业化了，资本家们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赚钱的机会的。孩子的奶粉食品很贵，孩子的早教课外班很贵，孩子的衣服鞋子很贵，孩子的娱乐与爱好很贵……这一切一切，让年轻人们不得不掂量自己，我这点收入，也配生孩子吗？
穷，则独善其身，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仅仅养活自己就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了，哪里还有勇气让一个新生命来这世界上受苦呢？
（三）母亲的代价
说完了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共性，再说一说女性所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职场对于女性生育的极端歧视，家庭对于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不认可。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资本主义讲究用钱衡量一切，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是母亲抚养子女这种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如何用钱来衡量呢？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又是金钱异化了一切的社会，就算不能衡量，那就会被剔除在社会评价之外，让伟大的母亲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无法创造肉眼可见的金钱财富。那这样女性，尤其是能够获得高社会评价的高学历女性，选择不生育也是时代性的困境。
《共产党宣言》里这段话我引用过无数次了，但是依然应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英国学者雷克提出了“女性代价”这一概念：指一位女性的一生中，跟她同等学历、同等能力、同等资历条件的男性相比，少挣多少工资——即便她不生孩子。据雷克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女性一生的平均“代价”为240,000英镑——这可以作为两性不平等的另一个量化考证。同理可得，女性想要一个跟男性持平的事业成就，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换句话说，女性在社会工作中已经有这样大的“代价”了，你还能指望她再去做一个没有任何金钱可衡量的“生育工作”吗？那真的是为爱发电啊。
我之前用一张图形容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面临的资本主义剥削，同理可用作女性的困境：她们在家庭再生产领域面临着“不支付工资的剥削”，在社会生产领域又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在这样双重的困境中，女性的生育欲望自然会无限的降低。
母爱的伟大并不是能用金钱所衡量的，但这又是一个金钱能够衡量一切、异化一切的社会，这就是矛盾核心所在。
在CCTV2制作的一个关于“互联网+”的纪录片中，展示了京东集团一位怀孕四个月的副总，向刘强东请产假的情形。这样高级别的精英女性，高龄高危产妇，在老板面前通报这一喜讯时，还要强调“不会耽误工作的”：
一直把员工的当“兄弟”的东哥可能无法体谅“姐妹”们怀孕的辛苦，女高管还没有提请假的事情，东哥的“敲打”马上就来了：先说什么你们请假也是给“兄弟们”机会，不要以为你们不在公司就散了；又说我们有老员工休息了三年了，你也知道；最后话锋一转“你休息啊，赶紧休息，我没有让你不休息”。这里话中有话背后是什么意思，稍微有点职场经验的人都不会不明白。
说实在的，本来怀孕这样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在饭局上气氛陡然凝重，并且两分钟对话只有十几秒在谈论怀孕、身体、孩子、健康、喜悦这些正常人思维最直接想到的问题，剩下一分多钟全部都围绕着“工作”“请假”展开，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进退维谷，是当代劳动者困境的一个缩影。从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原理来分析，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越狠，女性生孩子的预期损失就越大，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女性生育欲望就越低。男性虽然情况要比女性好得多，但是对底层男性劳动者来说，抚育下一代的机会成本依然可以类比，道理是相通的。这就是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我发现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把原因往资本剥削与压迫，那都是没有触及到问题核心的。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自然也包括占全人类一半的女性。因此，女性家务劳动问题无法得到承认，女性在职场上遭遇的种种歧视，都是我们必须要为之发声的问题。当女性因为生孩子的问题在职场遭受不公与歧视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还有多少底气要求年轻人要为国家为民族的未来去多多生育呢？
（四）背后的吸血鬼
女性因为生育在职场受到歧视，确实是性别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阶级问题——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冷酷地抛弃一切可能增加成本的负担，一个潜在的生育的女性——把价值和时间贡献给了下一代、而不是公司——自然不会受资本家待见。所以这就是绝大多数“性别矛盾”的密码：不过是被转嫁的阶级矛盾罢了。无产阶级男男女女为了一些肉星油花相互伤害，躲在背后的资本家数钱笑哈哈。
转嫁矛盾是资本轻车熟路的老伎俩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老漂族”问题，不就是资本压榨年轻人，再把抚育下一代的矛盾转入家庭内部之中么？再比如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卖问题，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矛盾仅仅转嫁给了外卖骑手吗？并非如此，还要再加上餐厅商家。美团饿了么首先要收一笔“管理费”，其次要配合平台各种促销活动——满减、红包成本都是要商家承担。
资本家的外部成本，完全抛给了整个社会。我在《河北“地下教会”问题：没有那么危言耸听，也没有那么乐观》讲过一些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的问题这就属于把整个矛盾转嫁给了社会：从河南河北到江苏浙江，基督教势力真的已经遍地开花，深入到了我国最基层的土壤。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众多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教会，而且并不是因为家长信教，而是因为教会的免费食堂，完美的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子女在寒暑假的监护问题。这其中有一些家庭为单位的黑教会，但更多的都是正规教会，暑假随便冠一个什么“主日班”“圣歌兴趣班”“童声合唱团”类似的名目——免费，管饭——就这两点一般家长哪想那么多，麻溜就把孩子送去了，还打心眼里感谢他们帮了自己个大忙呢。
这一现象在三四五线城市和县城乡镇最为严重，甚至就北京据我所知都有好几个这类的宗教组织。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孩子放假在家我不放心，有个地方帮忙看孩子，还有免费的午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从教会的角度，人家又不差钱，搞得就是意识形态渗透，别管当地土豪捐款还是美国梵蒂冈的黑钱，做几顿午饭不是九牛一毛？但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无异于把下一代拱手送人。
讲道理，没有其他条件限制，谁不想儿女绕膝、子孙满堂，享受亲情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这是人的本性啊，富豪们想我们也想啊，还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吗？生孩子的房子有了吗？学区房现在多少钱一平了？孩子生出来了谁养？我们夫妻俩996，有什么时间教育孩子？把孩子扔回老家，把抚养成本转嫁给父母，让孩子从小离开爸妈身边，我们愿意吗？
下面这段话我说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依然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让大家看到资本的贪婪与罪恶，让大家看到资本家为了利润要让这个世界洪水滔天，要让普通人民提高警惕，不要再替资本家数钱还被骂蠢。
资本并不仅仅是剥削无产阶级这样简单，它是一个无意识自我增殖、自我膨胀的怪兽，整个经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要为之买单。
譬如说，资本家不保障劳动者基本生产安全，逼着外卖小哥闯红灯，逼着煤矿工人下危险矿井，那么工人出了意外谁来买单？是社保。
譬如说，高强度加班和熬夜摧毁了年轻人的身体，996让年轻人早早就埋下了巨大健康隐患，那么这样大规模的“过劳病”出现谁来买单？是医保。
譬如说，年轻人被工作压榨到进入低欲望社会，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不想让孩子成为资本家的新韭菜，那么这样大规模生育欲望降低是谁来买单？整个民族。
这些资本家就好像封建社会疯狂兼并土地的大地主：地主们吞并农民土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成为流民；地主凭借其士大夫特权不向国家纳税不服徭役；国家需要大量财政投入去解决流民问题……一方面税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支出又越来越多，那国家不出问题才怪。基本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不过土地兼并导致国家根基动荡这一命运，外族入侵、自然灾害只是直接诱因。
所以说资本家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寄生虫：吸血肥了自己，毁掉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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