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你会惊讶于——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中，教员强调最多的是：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这句话，在年谱中随处可见，教员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合都强调过同样的话。
包括《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被杀这个事，我查了一些资料，王实味被开除党籍是在1942年，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是在1946年，而他被杀是发生在1947年。
如果教员真像公知抹黑的那样，用雷霆手段对付知识分子的话，那王实味首先就不可能会活到1947年。
另外，关于王实味的被杀，王震将军有一段回忆：
“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
把这些资料同《年谱》结合在一起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确是教员当时定下的大方针。
从这个视角来看，王实味在1947年被杀，是特殊历史时刻(离开延安，准备转战陕北)的悲剧，但如果硬要把这个悲剧的根源扣在教员一个人的头上，我觉得至少是有失偏颇的。
公知们拿王实味一个个案来全盘否定教员，却对无数革命先烈被蒋介石的屠刀杀死视而不见，这又是什么行为呢？
我之所以能从“果粉”转过来，恐怕也与公知的双标有关，简单的一对比，就能产生出结论，可他们愣是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就不得不引人独立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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