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停更了大约半个月，一些社会热点没有及时跟上。
大年初一，男足在时隔62年之后再次输给了越南，这只发挥“稳定”的球队，据说队员年薪最低也有百万，真是“你笑国足踢得菜，国足笑你还房贷”。这种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值得如此嘉奖——如果我是国足一员，我肯定不好意思再踢下去了。
徐州“八孩母亲”受到广泛关注，同时引起热议的还有人口贩卖问题，但目前尚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节选自《古老的罪恶——拐卖妇女纪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精英、天才少女谷爱凌，家庭背景不俗，个人实力超群，每日霸榜热搜，圈粉无数，名利双收。
天才少女的表现的确耀眼，但像全红婵那样出身底层的孩子经过努力同样可以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甚至更加优秀。谷爱凌大火特火，也离不开想让她火的那些人的推波助澜。
奥运健儿能多拿几块金牌固然是好事，但除了为国争光之外，又能给普通人带来多少好处呢？我不期待所有人都能实现滑雪滑冰自由，只盼望先杜绝拐卖妇女儿童这一罪恶，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吧。
这些新闻，除了和人口拐卖沾点边——我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在外面玩要当心收小孩儿的”，我的朋友也有母亲和妹妹被拐卖失联20多年最近才刚刚找到——国足、冬奥和我八百竿子打不着。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在日常平淡的生活中，过年回家走亲访友，虽说每天吃喝玩乐，但也是一个社会调研的好机会。
大家的普遍感受是太难了。
一个朋友开了三年的饭店去年干倒闭了，或许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我之前一直没听说这个消息，也没见他诉苦。后来干活又伤到了腰，没什么合适的机会，只好在家带儿子，媳妇到外面挣钱。年底他父亲又生病住了院，自然他又得出钱治疗。收不抵支，过年也不准备去岳父家了——他媳妇是外省的，去一趟花费不小。
小老板虽说过得能比打工人滋润一些，但也需要耗费大量心血。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尤其薄弱，比如疫情期间突如其来的封城，那些开饭店、服装店、辅导班等等的小老板，收入断绝，房租照交，如果是负债经营，就更容易被打回原形，积累了几年的资本一转眼赔个精光，很容易重新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
另一位朋友是地产销售，他从事这一行也有许多年了，每年大概能挣个十来万，但是攒不下钱，还房贷得三四万，平时消费也高。最悲催的是随份子还花了一万块钱，但他还没有结婚，马上就要30岁了，愁得很。他是个老实人，不会坑蒙拐骗，因此做了多年房产销售，也没挣到多少钱。
还有一位朋友当了十来年兵，他的主要工作给领导做勤务，工作强度并不是很大，但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人情世故也常常令他烦躁。父母给他在县城买了一套几十万的房子，退伍回来还可以安排工作，按理说是衣食无忧了。但他觉得自己并不快乐，认为自己尚没有一技之长，对未来做什么工作也比较迷茫。他之前做网络刷单被骗了七八万，这也使他背上了不小的负担。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一位河南民工和他的儿子因为西安疫情封城停工了一个月，没挣到什么钱。把儿子送回家之后，他从郑州赶到无锡，又被中介忽悠到杭州，花了几百路费，最终也没找到工作，只好无奈回家。买票之后还在杭州火车站外面冻了一晚上，因为不让提前进站。
这就是我上篇文章河南民工故事的后续（西安疫情期间，一对河南民工父子的心酸经历）。
这个年不好过，更有人有家不能回。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压力山大，我的一个表哥就混得风生水起，带一块据说是价值5万元的金表。在我舅家吃饭，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非常亢奋地讲了一下午，唾沫星子乱飞，对包括我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姿态。
他为什么这么牛逼呢？据说去年一年赚了七八十万。他和县乡里的部分公仆关系火热，能承接到一些工程。他自己竖着大拇指骄傲地对我说：“大队书记哥稳拿，但是咱不干，当书记就不方便挣钱了。”
他给我讲了一下午如何搞关系送礼之类的话，听起来不像吹牛，和我看的官场小说一样。他靠这个吃饭，也在为他年幼的儿子做打算，对那些公仆既羡慕又愤怒，一边称赞一边痛骂。更多的细节就不在这里讲了。
回家短短十来天，我看到的只是局部之局部，但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普通人生活的艰难，不如意之人十之八九。还有巨大的社会撕裂，精英们越成功，普通人就越失败。
大多数底层人需要的是雪中送炭：
对于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来说，如果自身得不到解救；
对于被欺骗、被拖欠工资的打工人来说，如果不能好好回家过年；
对于小老板们来说，如果他们破产负了债，
国足究竟是输给越南还是缅甸，赢了日本还是韩国，
天才少女们究竟拿了几块金牌，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红色卫士，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鹿林外史”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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